五

《建隆遗事》的著者为谁，自南宋初年已有争议。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引录了《建隆遗事》七条记事，并认定是书为王禹翶所撰，云：“王内翰，前辈诸公识与不识，皆尊师之，曰：‘古之遗直也。‘伯温晚生，得其私书于海内兵火之余，取可传者列之。”稍后晁公武认为《建隆遗事》所载多有讹误，称：“世多以其所记为然，恐不足信也。” 李焘通过考辨《建隆遗事》第七、十一两章记事讹误，认为此两章内容“为不可信”，进而推断“其他章要不全是”，故“特信其可信耳”。但李焘还是认为《建隆遗事》是王禹翶所撰，只是其中部分与官史不同的文字，为“欲肆其诋毁”者“托名禹翶窜寄《遗事》中，实非禹翶作也”。 再后，王明清在《挥麈录》前录卷三中则明确断言《建隆遗事》为“伪”，“特人托名为之”。后人多从其说。

李焘、王明清虽都曾对《建隆遗事》第七、十一两章内容详加考辨，但其结论却颇有可商榷处：

其一，《建隆遗事》第十一章，太祖晏驾前夕，召宰相赵普、卢多逊入宫事。此章内容被李焘、王明清批评为“事尤悖谬不可信”，因为“开宝六年八月，赵普已罢相，出镇河阳，后三年晏驾，此时赵普实在河阳，安得与卢多逊并居相位耶？”考《宋宰辅编年录》，此时宰相为薛居正、沈义伦（沈伦）；卢多逊为参知政事，至太宗即位初方拜相。 《宋史·宰辅表一》所载同。李焘又言：

方太祖晏驾时，（赵）普不在相位，士大夫孰不知之，而此章乃云与卢多逊同入宫，其非禹翶所著，盖明甚。必多逊亲党不习朝廷之故者所妄作也。

此言不尽然。据《长编》、《宋史》有关传记知，当时朝野与卢多逊关系密切者，多有知名文士，且卢多逊“亲党”也必为当时政坛中人，亦必如王禹翶一样熟知赵普此时非宰相之史实，因此并不存在记事桀误即“必多逊亲党不习朝廷之故者所妄作”的道理。又南宋赵彦卫曾说：

见孙仲益尚书说东都秘阁《建隆遗事》，载艺祖（太祖）嘱赵韩王（赵普）事，在前三、二年寝疾时，明日著灸乃省，因赐器币，非是上仙时。或移向后，非元本。

赵彦卫所说其可注意者：（1）李焘、王明清据以批评的《建隆遗事》已遭后人的窜改，非北宋时藏于京师秘阁的原本。（2）赵普第一次罢相时间确在太祖驾崩“前三、二年”的开宝六年，其罢相原因如前文所述，正是建议太祖传子莫传弟，但不为太祖所接受，而不得不罢官出京。（3）因太祖“寝疾时，明日著灸乃省，”病情甚危殆，故赵普于此时提出“储嗣”问题就甚为合理。（4）开宝六年，卢多逊虽非宰相，但官翰林学士，虽与赵普有隙，但颇得太祖信任，而起草诏敕正是翰林学士之责，故如《建隆遗事》所云，其得与宰相赵普同召入宫受命。而正因为同被召入宫受命，故得以知晓赵普对太祖的建议，并能于日后向太宗告密，否则当日赵普与太祖的秘议，卢多逊又何从而知？

其二，李焘认为《建隆遗事》第七章不可信的理由是：

《遗事》第七章称“杜太后及太祖召晋王、秦王、南阳王等相约传位，陶谷为誓书，赵普告天地宗庙”。此固不然也。设如所言，则太祖传位晋王约已定于建隆初矣。开宝末，命宰相又何请耶？就使复请，则决非赵普也。且《遗事》乃一人所著，其首尾固当参同，今第七章既云尔，其第十一章又云尔，岂不自相矛盾耶？

南宋袁文所撰《瓮牖闲评》卷八对此议论大体同于李焘：

尝观王禹翶所撰《建隆遗事》，载立晋王一节，皆太祖之心自欲如此，初非出于杜太后也。前一段云：“太祖欲立太宗，议已定，太后遂令赵普作誓书，留之禁中，既而太宗即位。”后一段云：“太祖将晏驾，方召赵普于寝阁，及赵普欲立太祖之子，而太祖不允，遂立太宗。其后太宗闻之，故与普有隙。”夫以书中前后所载一事，乃不同如此，何耶？

李焘、袁文等质疑《建隆遗事》记事可信度的前提是，赵普始终赞同金匮之盟，且与太宗“无间”、无“不足”。然而史实却是在太祖朝后期，赵普与太宗关系紧张，赵普对金匮之盟存有异议，且据《建隆遗事》所载，当初赵普实是推辞起草盟约。因此，李焘、袁文的质疑并不能成立。

其三，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三云：《建隆遗事》第七章“称太祖长子德昭为南阳王，又误矣，初未尝有此封”。《长编》卷二二注引《建隆遗事》，作“皇子南阳王德昭、东平王德芳”。考《长编》、《宋史》、《宋会要辑稿》等文献，确皆无德昭、德芳受封南阳王、东平王的记载。王明清又云：《建隆遗事》中有称“载《秦王传》中云云，安有淳化三年而见《三朝国史·秦王传》邪？可谓乱道。此特人托名为之”。确实，《两朝国史》或《三朝国史》编成于真、仁宗朝，王禹翶生前无从见到，更何况是在太宗淳化三年。然而据《长编》注文所引录之《建隆遗事》第七章中，“秦王，上弟，宣祖第三子，名廷美，亦杜后所生。今本传言王是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非也。其有旨哉”三十七字与“皆上子也”四字，清人认为是《建隆遗事》之注文“羼入”正文中。 王明清所云《秦王传》即指此注文中的“本传”。此外，《邵氏闻见录》引录《建隆遗事》“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条中亦有注文，即释“点检”云：“上时官为点检”；释“晋王”云：“晋王后受命，是为太宗。”因《建隆遗事》撰于太宗淳化年间，其著者自然不可能预知太宗庙号，故知《建隆遗事》注文，当为后人羼入，实非王禹翶所撰，也正因为此，注文中有“太宗”之称号，而正文中皆称“晋王”、“今上”。

其四，李焘又云：“盖（王）禹翶用文章名天下，今所传《（建隆）遗事》语多鄙俗，略不似禹翶平日心声。” 故断定其伪。从《长编》所记事有与今见之《建隆遗事》文字全同或稍异者来看，李焘此处所言者当仅指《建隆遗事》第七、十一两章而言，而非指责《建隆遗事》全部文字。

此外，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三据王禹翶《小畜集自序》、《三黜赋》以及《国史·王禹翶传》所载王禹翶履历、行踪，认定《建隆遗事》自序中相关“年月次序悉皆颠错，其伪也明矣”。 由于《建隆遗事》自序今已佚，仅《郡斋读书志》卷六、《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和《长编》、《挥麈录》等引录部分节文或词组只言，并无岁月次序“颠错”之文，王明清所言，今无从考辨。

但从今日所能见到的自序文字上看，其内容实可与其他史料相印证。

综上可知，李焘、王明清对《建隆遗事》的质疑，并不足以否定王禹翶为《建隆遗事》的著者。晁公武据《建隆遗事》自序云云，称王禹翶鉴于当时“史臣多有违忌”，而不敢秉笔直书太祖“神圣文武”之功烈，而太宗又“近取《（太祖）实录》入禁中，亲笔削之。禹翶恐岁月蜪久，遗落不传，因编次十余事”。 此确与王禹翶刚直不屈的性格、行事相符合。

据《宋史·王禹翶传》，王禹翶一生三黜，其中两次即因触犯宫禁大忌而遭贬斥。如至道元年（995），文才吏干颇得太宗赏识的王禹翶官翰林学士、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时“孝章皇后（即太祖宋皇后）崩，迁梓宫于故燕国长公主第，群臣不成服。禹翶与客言，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坐谤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 太宗逼死弟廷美、侄德昭，至此又不用皇后之礼办理孝章皇后的丧事，欲以此淡化太祖的影响。对此，连《宋史·太宗纪赞》也曰：“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县公（廷美）之贬死，武功王（德昭）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 但王禹翶的直言，却大遭太宗的忌怒，而即被贬责。至真宗咸平初年，王禹翶“预修《太祖实录》（《新录》），直书其事。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协，意禹翶议论轻重其间，出知黄州”。 但王禹翶对此自辨曰：“忝预史臣，同修《实录》，昼夜不舍，寝食殆忘。已尽建隆四年，见成一十七卷，虽然未经进御，自谓小有可观。忽坐流言，不容绝笔。" 可见《宋史·王禹翶传》中所言出知黄州的原因在于其卷入两位宰相不和的说法，实是一托辞而已，其真实原因还是在于“忽坐流言，不容绝笔”，即在其参与编纂《新录》期间，对当时史臣多加讳避的太祖“神圣文武”事迹以及对太宗继位有所不利之事等秉笔直书，从而触犯时忌，引得天子、宰执的不满和猜疑，而被赶出史馆。对此，王禹翶作《三黜赋》以见志：“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

又李焘以王禹翶与赵普关系密切，“且禹翶集所载表章多代（赵）普作，《禹翶传》亦称普雅爱重禹翶，纵禹翶书恶不为普隐，亦须验实传信”，故推断此类诋毁赵普的文字为赵普的“怨家仇人（卢）多逊亲党所为”。 其实，《建隆遗事》有关金匮之盟以及赵普对金匮之盟异议的记载，虽然存在桀误之处，但绝非凭空捏造，而是有所依据的。而其记事有讹误，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如赵彦卫《云麓漫钞》所云，《建隆遗事》原本当已为他人所窜乱，李焘、王明清等所指责的部分讹误，即是因注文羼入正文而造成。其二，《建隆遗事》所误记者多属宫闱秘事，外人自难确知真实。王禹翶为农家子，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及第，端拱初年入朝为官，至真宗初年方任史职，故其于淳化年间撰《建隆遗事》，所记太祖遗事大致得之耳闻，因此其内容有讹误亦属难免。宋朝私家笔记著名者如司马光《涑水记闻》、沈括《梦溪笔谈》、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等，所记当朝史实即有不少问题，李焘《长编》也考订出不少错误，但无人因此而质疑其书非司马光等所撰。因此，对《建隆遗事》著者问题，亦应如是对待。 6gIL1MJU5NUAub6RwzL9OaKxI7YxILvQ5tr3vhhzSy6vD8gG3v6r/OiR6yO4y0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