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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私家著述中有关“金匮之盟”的记载不少，但大多含糊不详，甚至有自相抵牾之处。对此，李焘在《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日载杜太后死时，较为详尽地记载了金匮之盟一事，并参照了《太祖旧录》《新录》、《国史》、《太宗实录》以及《涑水记闻》等文献，考辨了金匮之盟的缘起与内容等，称：金匮之盟初见于《新录》，而《旧录》未载。虽然《长编》描述此事是以真宗时纂修的官史《正史》、《新录》为据，但李焘还是在注文中指出：“《正史》、《新录》称太宗亦入受（杜太后）顾命，而《（涑水）记闻》不载，今从《记闻》。……盖《正史》、《新录》容有润色。按《太宗实录》载（赵）普自诉章，其辞略与《记闻》同，当顾命时，太宗实不在旁也。《正史》、《新录》别加删修，遂失事实耳。”
从南宋相关文献上看，李焘的这一说法基本代表了南宋官史的观点，元代纂修《宋史》时，有关金匮之盟的说法也大体以此为旨。
不过，《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八月辛亥日注文中所引录的《建隆遗事》第七章，对于金匮之盟的记载，却与上述官史的说法截然不同，亦与记录此事的宋代笔记如《涑水记闻》等相异。仔细比较《建隆遗事》和《太祖新录》中的相关文字，即可发现此二书所言“金匮之盟”虽同名，但约盟的时间、场所、缘起及其内容、传播范围等却都大相径庭，现试对照如下：
（1）约盟的时间、场所不同：《新录》说是在杜太后“疾革”时，在病榻前所约定。《建隆遗事》则称是在太祖“万机之暇”，在皇太后阁内皇家酒宴上，是时杜太后身心康健。
（2）盟约由何人提议订立不同：《新录》说是杜太后，因为杜太后认为太祖之所以能得天下，“政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而“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因此，太祖遵母教而立此誓书。《建隆遗事》则称是由太祖主动提议的：“太祖孝于太后，友爱兄弟，旷古未有”，一天在皇家酒宴上，“酒酣，上（太祖）白太后曰：“臣百年后传位于晋王，令晋王百年后传位于秦王（即太宗弟赵廷美）。？”杜太后听后大喜，当时便令立下誓书。
（3）订立盟约时何人在场不同：《新录》认为在场者为杜太后、太祖、太宗和赵普四人。李焘因为此说与其他记载如《太宗实录》、《涑水记闻》等文献记载太宗直至太平兴国六年才初知金匮之盟的说法相违，故而删去太宗名，称仅杜太后、太祖、赵普三人在场，誓书订立后即锁入金匮，藏于深宫，外人不知，而太宗直至太平兴国六年发金匮见盟书，方知晓此事。
《建隆遗事》则称在议论盟约的酒宴上，有杜太后和太祖、太宗、赵廷美兄弟，太祖子德昭、德芳，以及“皇侄、公主”，此外至少大臣赵普、陶谷也知此事。即盟书由翰林学士陶谷所书，赵普“告天地宗庙，而以誓书宣付晋王收之。上（太祖）崩，（太平）兴国初，今上（太宗）以书付秦王收之。后秦王谋不轨，王幽死，书后入禁中，不知所之”。据此可知，当时宫禁内外知晓盟誓内容者不少。
（4）关于盟约所定之传位次序不同：《新录》认为仅太祖传位给太宗而已。而《建隆遗事》却称，太祖“百年”后由太宗继位，太宗“百年”后由赵廷美继位，赵廷美再传还给太祖之子德昭。《涑水记闻》等笔记所载大多同于《建隆遗事》。
（5）赵普对金匮之盟的态度不同：《新录》载誓书由赵普所书，又《长编》卷一四载赵普于开宝六年（973）八月罢相“出镇，上书自诉云：‘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预闻顾命，知臣者君，愿君昭鉴。？上手封其书，藏之金匮”。
是赵普赞同盟誓内容。但《建隆遗事》所载则反之，当杜太后、太祖召赵普入宫起草誓文时，赵普即“辞以素不能为文”；赵普曾为赵匡胤之掌书记，其自称“素不能为文”，显然只是推托之辞。当开宝后期，赵普又主动向太祖提议：“陛下艰难创业，卒至升平，自有圣子当受命，未可议及昆弟也。臣等恐大事一去，卒不可还，陛下宜熟计之。”
力劝太祖传子莫传弟，也就是说，赵普对金匮之盟持否定态度。
对于这样内容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何真何伪，自宋以来即聚讼不已。近人张荫麟先生撰《宋太宗继统考实》一文，考证金匮之盟存在五大破绽，由此断言金匮之盟是由意欲复相、又迫于太宗压力的赵普所伪造，时间在太平兴国六年。
此说指出《太祖新录》所载的金匮之盟为伪，无疑甚有道理，然因此而断定宋初并无传弟之盟约，却显与宋代不少文献记载不符。此处先对《建隆遗事》所载金匮之盟的内容作一考辨。
据《建隆遗事》，此金匮之盟订立于皇家欢宴酒酣之际，其目的虽有“思得长君”之意，但其中一大重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为考虑到杜太后久有“欲万世之下闻一妇人生三天子”的愿望，故“孝于太后”的太祖主动提议日后传位于弟，而秦王也表态当让侄子德昭继位，使皇位复归于太祖子孙，于是皆大欢喜。此类酒宴上议论传位之事，其他朝代也有发生，前此著名者如西汉前期，汉景帝母窦太后爱少子孝王，“是时上（汉景帝）未置太子也。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
后此如辽兴宗“尝与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重元喜甚”。
虽然此两例中的传位承诺最终并未兑现，但在酒宴上所发的传位于弟之承诺，却皆为了取悦太后，而此正与《建隆遗事》中太祖兄弟所言的传位情形相类同。
在金匮之盟的传位次序上，《建隆遗事》、《涑水记闻》等私家著述与《太祖新录》等官史的记载大不相同，而其差异的关键所在，即秦王廷美是否有继位之资格。此有两层含义：即廷美是否为杜太后所亲生，为太祖、太宗的同母弟；又当日是否有让廷美、德昭顺序继位的约定。
其一，廷美是否为太祖、太宗的同母弟，此本无疑义，然而宋朝官史记载却是自相矛盾。如据宋朝《国史》修成的《宋史·后妃传上》称杜太后“生邕王光济、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赞、燕国、陈国二长公主”，但《宋史·宗室传一》却载，太宗在赵廷美被贬死后，对宰执道：“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后出嫁赵氏，生廷俊。”
《长编》卷二五所记同《宗室传》。
然从太宗继位以后，对太祖、廷美的子女依旧称皇子、公主，以及廷美被贬责后宋廷所下诏制，如《秦王廷美勒归私第制》中称“本支百世，爰居介弟之重”，“朕以同气之亲”，“用申手足之分”；《秦王降封涪陵县公房州安置》中称“特以至亲，用宽极典”；《涪陵县公廷美追封涪陵王制》中称“涪陵县公廷美，朕之同气也”，“永惟骨肉之亲，绝而不殊”等，
细推语气，仍属亲弟。为此，后人明白指出此是太宗在“廷美得罪之后，造为此言”，
以掩饰其陷害亲弟之举。至于《后妃传》与《宗室传》所言互相错桀，显是当日史官失于删正所致。又李焘以“太后享年六十，崩时，廷美才十四岁，逆数之，则生廷美时，太后已四十七也”来否定廷美为杜太后所生。
但古今多有女子四五十岁生子之例，李焘如此推断也不足为据。其二，当日是否有让廷美、德昭顺序继位的约定。虽然北宋初有关记载已遭多次窜改，但据现见的一些史料分析，仍可得出肯定的结论。如《宋史》卷二四四《宗室传一》云：
（太平兴国）四年，（德昭）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太宗）所在，有谋立德昭者，上闻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
太宗所言虽为怨语，然也由此表明，在太宗心目中，德昭日后是要继位为天子的。此想法不但太宗有，军中将士也有，故于北征军中，一旦“不知上所在”，即欲立德昭为帝。也正因为德昭有此特殊身份，故军中将士欲立德昭之事，在古代虽属“大逆”之举，但太宗却仅于心中“不悦”而已，而未作深究、严惩。又《长编》卷一七载，太宗继位后，即以廷美为开封尹、封齐王，德昭封武功郡王；不久又“诏齐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宰相上”。此举同于太宗在太祖时所享受的殊遇。对此，南宋陆游指出：
后唐秦王从荣以长子为河南尹，又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故当时遂以尹京为储贰之位。至晋天福中郑王重贵、周广顺中晋王荣皆尹开封，用秦王故事也。
陆游同时指出，北宋初晋王（太宗）、秦王廷美、太宗之子陈王、襄王（即真宗）官开封尹，亦用此例，皆以为储贰之位。又《宋史·宗室传一》载：
或谓昭宪（杜太后）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令廷美尹开封，德昭实称皇子。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太宗尝以传国之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于是廷美遂得罪。
《长编》卷二二所记同此。赵普此处所言太祖之误当在于传弟不传子，而太宗传子不传弟，自然不“再误”。从历史经验教训上看，嫡长子继位制度，在皇位传承过程中，要比兄终弟及制更易平稳过渡，以减少政局动荡之可能。从此一角度而言，太祖传弟不传子的做法，确为一大失误。而太宗不能以嫡长子继位的传统做法来传位，反以“传国之意”询之赵普，显然是有让其不能自作主张的因素存在。因此，德昭之不得其死，廷美之不自安，太宗之所询，赵普之所答，也都昭显这样一个史实，即廷美确有继位之资格，从而亦证实了宋初确有太祖传位于太宗、再顺序传位廷美、德昭的约定。
由于张荫麟《宋太宗继统考实》所指出的金匮之盟存在有五大破绽之第一大致命破绽，亦是推断《建隆遗事》第七章内容真伪所必须面对的，故在此稍加辨析。
张荫麟认为，杜太后临死前订立金匮之盟时，德昭虽仅有十一岁，但太祖亦只有三十五岁，杜太后如何能预知当太祖死时，德昭仍为幼童？又若按《涑水记闻》所言，自太祖顺序传位于太宗、廷美、德昭，而廷美仅长于德昭四岁，则按一般情形推断，德昭继位时年当过五十岁，生死尚未卜，所谓立“长君”，又从何谈起？张氏此说若以一般情形来推论，自然在理，然而将杜太后欲立“长君”之言置于宋初特殊大背景下，就不再显得突兀。考《资治通鉴》等文献，知五代时期十三位皇帝，无有享国十年以上者，勉强为帝十年的后梁末帝终以亡国亡身下场；同时五代天子大都享年不永，死于非命者多达七人，尤其是周世宗柴荣壮年猝死，由年仅七岁的“幼儿”继位，从而被统军大将赵匡胤乘机夺得帝位，如此事例，实为宋初统治者所铭刻在心。此外，五代时国有“长君”而舍子以立弟，也不无其例，如后晋宰相冯道即舍晋高祖之幼子而立其侄石重贵。因此，为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不重蹈周世宗未立“长君”的覆辙，杜太后、太祖等对此预作防范亦属自然之举，况且还有“一妇人生三天子”的想法，故张氏以年龄问题来推断宋初并无金匮之盟，其全出于赵普伪造的说法，论据并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