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们对《建隆遗事》有疑问者，一质疑其撰者，二质疑其内容之真实性。此处先对现知的《建隆遗事》十一条记事逐一考证、辨析，以确定其内容是否可信。

《邵氏闻见录》引录《建隆遗事》七条，据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即一为称扬太祖品行者，二与宋初几件朝政大事相关者。归入第一类者有四条：其一，“太祖酷好看书”条，与《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乙亥日记事同，仅个别文字略异。

其二，“太祖仁信待钱俶”条，与《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三月庚午日记载大体相同，《宋史·太祖本纪三》对此亦有记载。

其三，“太祖节俭、放宫人”条，其节俭事亦见《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乙亥日记事，放宫人事又见于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

按《长编》体例，其正文未注明史料出处者，一般皆出自宋朝《实录》或《国史》。故而推知，上述《建隆遗事》三则记事，或与《实录》、《国史》的史源一致，或是《实录》、《国史》参考甚至抄录自《建隆遗事》。从《建隆遗事》自序中称其所记为《太祖实录》所未载者看，后一种可能更大些。

其四，“太祖不受内臣所媚”条，虽未见《长编》等文献引录，然南宋初王称《东都事略·宦者传序》所云，显是删改自《建隆遗事》：

太祖开基，所用宦者不过五十人，但掌宫掖之事，未尝令采他事也。尝有中黄门因祷祠山川，于洞穴中得怪石形类羊者，取以为献。太祖曰：

“此墓中物尔，何以献为？”命碎其石，杖其人。其不受佞也如此。

又南宋光宗时刘光祖上献《圣范》，其“圣范”十之中有曰：“太祖时，左右内臣不过五十余员，止令掌宫掖中事，或不得已衔命而出，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 亦是引录《建隆遗事》此条记事。

第二类与北宋初年几件朝政大事相关的记事有三条：

其一，“太祖议迁都于洛”条，亦见于《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四月癸卯日记事，李焘并注曰：“晋王事据王禹翶《建隆遗事》，正史阙之。”“晋王事”指晋王（即位后称太宗）劝阻太祖迁都洛阳之事，此事官修“国史”未加记载，李焘认为《建隆遗事》所记可信，故补充采入《长编》。

其二，“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条，《宋史·后妃传上》所载内容相近， 仅少许文字有些异同；又此则记事前半部分内容，《涑水记闻》等文献亦有记载，然《建隆遗事》在记陈桥兵变的消息传入开封城内时，“晋王辈皆惊跃奔马出迎（原注：晋王后受命，是为太宗。）”一句，未见其他宋代文献有如此记载者。

其三，“太祖陈桥驿诫约诸将”条：《长编》卷一记载当陈桥兵变时，诸将“相与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赵）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原注：《旧录》禁剽劫都城，实太祖自行约束，初无纳说者。今从《新录》。）太祖度不免，乃揽辔誓诸将。”《太祖旧录》与《太祖新录》所载内容正相反，《建隆遗事》、《涑水记闻》卷一、张舜民《画墁录》 、《丁晋公谈录》 等私家著述大都同于《旧录》，皆称当时太祖自行诫誓诸将，并无晋王献说之功。由于“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太祖陈桥驿诫约诸将”两条皆涉及太宗在陈桥兵变中的言行，且与其他记载不同，故须对太宗在陈桥兵变时的言行略作考证。据《长编》卷一载，在陈桥兵变前夕，都押衙李处耘获知营中将士有异动，即告诉太祖之弟匡义，并一同至掌书记赵普处，当“诸将突入，称说纷纭”时，赵普与匡义“各以事理逆顺晓譬之”。《长编》注引《国史》同，然所引赵普《飞龙记》称“处耘亦同（赵）普晓譬诸将”，《宋史·赵普传》、《宋史·太祖纪》皆无赵普与匡义“各以事理逆顺晓譬”诸将之事，《宋史·太宗纪》未载陈桥兵变事，而《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同《国史》，然又称李处耘在兵变时“临机决事，谋无不中，太祖嘉之”。 据《郡斋读书志》、《玉海》等文献知，《飞龙记》一卷，又名《龙飞日历》、《龙飞故事》等，赵普撰于建隆元年（960）三月，“记显德七年正月艺祖受禅事”。 因此书撰成于陈桥兵变后不久，参与兵变者俱在，且太祖亦知此书，故赵普不敢在书中故意忽略赵匡义的功劳而夸大自己的作用。 而据《长编》卷一，宋太祖于甫创国的建隆元年五月、十月先后两次“亲征”潞州、扬州叛将，皆以赵光义为大内都点检（大内都部署），留守汴京根本之地。当赵匡胤于陈桥驿发动兵变，而以其弟留京城用事以为策应，正符事理。由此推测赵匡义当时很可能并不在陈桥兵营之内，《建隆遗事》云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统兵归开封城时，“晋王辈皆惊跃奔马出迎”的说法，或许正合史实。据宋代文献记载，《太祖实录》曾先后三修，“故有三本传于世”。 第一次于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由宰相沈伦（即沈义伦）总领纂修，历时二载，成书五十卷。史称《旧录》或《前录》。因《旧录》编纂时，“太宗屡曾宣索，已有避忌”， 加上内容“简略遗漏”，故遭致人们的不满。太宗亦认为《旧录》并未能很好贯彻其旨意，故于淳化年间对宰执说道：“先朝事耳目相接，今《实录》中多有漏略，可集史官重修。”并“因言及太祖受命之际，非谋虑所及，陈桥之事，史册所缺，宜令（李）至等重加缀辑”。然终太宗朝，“其书未成”。 至真宗初年，决定再次重修《太祖实录》。咸平二年（1000）六月，宰相李沆上《重修太祖实录》五十卷，史称《后录》或《新录》。李沆上书表云：

《前录》天造之始，国姓之源，发挥无取，削平诸国，僭主伪臣，颇亡事迹。今之所正，率由典章。

李焘认为《新录》“凡得姓受禅，平僭伪，更法制，皆创行，纪述视《旧录》稍详”。 然而比勘《长编》所引之《旧录》、《新录》文字， 不难发现所谓“今之所正，率由典章”者，即编纂者秉承太宗之旨删正《旧录》之记载；所谓“创行”者，即大都为《新录》所增入的美化太宗、盛赞太宗继位合法性之类的内容，如“太宗不夯市”、“金匮之盟”等。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又一次重修《太祖实录》，除调整其记事，内容上与《新录》无大改动。此后，在《太祖新录》、《太宗实录》的基础上，修成《两朝国史》。

由此可知，《新录》所删改、增入的内容，与《旧录》相较，在上述这些关键事件的记载上，当与史实相去更远。李焘自己即在分析《新录》、《旧录》记事文字异同以后指出：“盖《正史》（此指《两朝国史》）、《新录》容有润色”；“《正史》、《新录》别加删修，遂失事实耳。” 《云麓漫钞》亦称“《实录》后来重修窜改，失本意者多”。为掩饰其事，故在“（大中）祥符间，禁沈义伦本，自后沈本难得”。 因此，《建隆遗事》所记“太祖陈桥驿诫约诸将”诸条内容，虽与《新录》不同，但却可能更接近于当时史实。

《邵氏闻见录》引录《建隆遗事》时的取舍原则，是“取可传者列之”，从其所引录的七条记事上看，确如其所言，即所引录之内容大体可征信。

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驳证《建隆遗事》记事之讹误一条：太祖命曹彬、潘美、曹翰收江南。李心传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加上《真宗国史》，合称《三朝国史》），考证潘美当日是自山南东道（治今湖北襄阳）南下，未曾回京城觐见太祖；而灭南唐以后，曹翰未与曹彬、潘美一起回汴京朝见太祖，以证《建隆遗事》记事之讹误。所言甚是。不过，李心传亦指出：“此一事诸杂记多言之。”如陆经《祖宗独断》 、魏泰《东轩笔录》 等是也。可见如此说法在宋代流传甚广，不独《建隆遗事》有误。

《齐东野语》卷一《梓人抡材》引录一条，云：太祖爱惜物品，且下敕斥责官员、匠人“截长为短，斫大为小，略无顾惜之意”者。据周密言，嘉祐、元丰年间还曾两下敕书申令太祖此意。可知《建隆遗事》此条记载为实。

《长编》引录而未见录于《邵氏闻见录》者有二条：第七章金匮之盟，见于《长编》卷二、卷一七、卷二二之注文；第十一章太祖驾崩前夕召见宰相，见于《长编》卷一七。后人认为传世之《建隆遗事》为妄人所伪托、不可信的主要依据，即在于此二章的记事有谬误、颠错。宋人考辨《建隆遗事》的文字不少，其中以李焘、王明清的观点为代表。李焘认为此二章“盖（赵）普之怨家仇人（卢）多逊亲党所为，欲肆其诋毁，故托名禹翶窜寄《（建隆）遗事》中，实非禹翶作也”。又说《建隆遗事》所记的金匮之盟“既与《国史》不同，要不可信”。 而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三亦称“其间率多诬谤之词”，且王禹翶为“当时近臣，又秉史笔”，而《建隆遗事》记事“桀谬”，故断定其为伪托之作。

然据宋代相关史料，对上述二章记事内容加以考辨，却可发现李、王两家之说实可商榷。因为《建隆遗事》此二章记事内容虽颇有“颠错”处，但金匮之盟、赵普反对太宗继位诸事，实可与其他宋人记载相印证，而非是全无根据的诬谤之词。 p4XOZwd8ZzvrM2UDRM62ukdQLCc1/k6BusTRua8hw1lGU4WIWj4w8QYTMBGs6d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