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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史家欧阳修论史甚注重“义理”，所纂的《新五代史》效法《春秋》，自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
故问世以来评价甚高，如稍后于欧阳修的李方叔于《师友谈记》中称誉“欧阳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盖文忠公学《春秋》于胡瑗孙复，故褒贬谨严，虽司马子长无以复加”。
南宋初晁公武亦云：“欧阳修永叔以薛居正《（五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没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国史》称其可继班固刘向，人不以为过。”
但亦因其未为后周大将韩通立传，而遭时人讥评，甚至被之为“第二等文字”。
史载苏轼即对《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提出异议：“子瞻问欧阳公曰：‘《五代史》可传后也乎？’公曰：‘修于此窃有善善恶恶之志。’苏公曰：‘韩通无传，恶得为善善恶恶？’公默然。”
而当时“（焦）千之学于六一先生（欧阳修）。千之一日造公是刘贡父，公是问：‘永叔《五代史》成书耶？’千之对：‘书将脱稿矣。’公是问：‘为韩瞠眼立传乎？’千之默然，公是笑谓千之：‘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韩通“俗号韩瞠眼云”。
周密《齐东野语》也有类似记载。
此后元、明、清诸代，皆有人以此为口实批评《新五代史》者。
对于《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的原因，未见欧阳修本人有所解释，而后人普遍认为欧阳修有所“忌讳”而然。为此，本文试就有关资料，对《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之确切原因作一探考，以求证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