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夺兵权与压抑将帅，是宋代加强皇权的一个重要措施。由此，五代统军将领骄蛮跋扈、拥兵自重的现象，基本得以杜绝，“藩方守臣，统制列城，付以数千里之地，十万之师，单车之使，片纸之诏，朝召而夕至，则为匹夫”。 武臣变得从未有过的雌伏，军事政变更是消声匿迹。

但是，矫枉过正的消极效应也非常明显，猜忌将帅作为一种祖宗家法继承下来，更是得不偿失。所谓“疑忌深而士不敢自见，恂恂秩秩，苟免弹射之风已成”。 将帅普遍自晦自污，难得驰骋才志，有所作为。威信难以建立，临军指挥无能，举国之师士气不扬，缺乏战斗力，结果渐成积弱之势。可以说，其迹象早在将军们自晦自污之时就已经露出端倪了。

其一，“自晦”使将军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王夫之云“曹彬之谦谦不居功，以避权也；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将避权而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 尤其是临战之际，视皇帝的“阵图”为神圣，不敢稍有改变，担忧“万一不捷，则若之何？” 宁愿打败仗，也不敢去“擅改谕旨”。在他们看来，谨守皇帝成算，就是合格的统帅，其他则非份内事也。

其二，名将遭忌不用而庸将辈出。宋朝皇帝眼中，能临机应变的将帅是“专断”、“不听节制”，理应处于被猜忌、被压抑和被排斥的境地。大将田绍斌、田仁朗等就是因为“习战法”、“有谋略”，受冤遭贬。 北宋一代，名将绝少，能征善战者更为寥寥，极少几个如狄青等，又遭忌贬职，不得其用，其缘由正在于此。

其三，不敢收养亲兵为卫随。自古大将皆有自己腹心，随身侍卫。而宋代大将不敢有此奢望。由此，杨业孤身搏斗，为敌生俘。宋、夏战争中，更时有统军大将阵亡或被俘；北宋末，宿将种师中又因孤身陷敌。

总之，宋初驭将政策所导致的大将自晦，流弊至重。将帅们普遍不敢以国事、军事为重，严重挫伤了国防军事力量，不仅恢复汉唐盛业的愿望成为泡影，而且连自保也岌岌不可。宋与辽、夏、金的战争，往往是败多胜少，只有以“岁币”去换得屈辱的和平，结果，“岁币”又增加了财政困难，如此连锁反应，积贫积弱之势也就不可避免了。

（载《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与孙建民合撰） 6gIL1MJU5NUAub6RwzL9OaKxI7YxILvQ5tr3vhhzSy6vD8gG3v6r/OiR6yO4y0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