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表面上看，宋初消除皇权隐患是通过温和的步骤实施的，并不似其他朝代那样大杀功臣以铲除元勋宿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就是以“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为条件，要统兵宿将们主动交出兵权，以求“君臣之间无所猜嫌”。 为此，天子甚至对将帅的纳贿乱法也不追究。如王晋卿在汉州刺史任上大肆贪赃，宋太祖就知而不罪。 关南巡检使李汉超违法害政，讼声四起，太祖也法外宽待； 征蜀将领“贪黩货财，驰纵兵肆”，激起后蜀降卒叛变，朝中台谏交章论列，而太祖仍然“尽释其罪”。 但“君臣之间两无猜嫌”的目的还是没有达到，原因自然不在将帅一边，实在是专制皇帝太敏感了，不愿放弃对武将的猜忌。

因此，宋初将帅未遭“血屠”之祸并不是皇帝的善政，也并不太值得庆幸。相反，他们终日处在统治者的防范猜忌之下，承受着过重的压力和痛苦，处处小心谨慎，以防灭顶之灾的降临，再也没有咤叱风云的风范。他们当中，一部分是“既罢节镇，居常怏怏”， 内心充斥着不敢发泄的牢骚；而更多的则是故意扭曲自己，“或纳节以备宿卫，或清老以奉朝请”， 竭力做出谨言、晦名、污行之举，以免皇帝猜嫌。《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些研究宋史的最基本资料中，类似的记载太多了：

其一，谨言谦恭。

宋初大将一反五代藩镇强横骄纵之习，大都“温文尔雅”、“恂恂如书生”。如：节度使王景“性谦恭，折节下士，每朝廷（使）至，虽卑位皆送迎，周旋尽礼”。枢密使楚昭辅尽管“无他才略”，但因“忠谨”而倍受皇帝宠信。勋臣符彦卿和赵光义虽是翁婿至亲，但也“引疾纳节钺，退居洛下”，以游佛寺名园，清谈为务，甚至连酒也不敢喝， 以免出言犯忌。

其二，信奉佛法，示无才志。

如果说，宋代文人信奉佛法，是一种时尚、一种消遣，那么，将帅的奉佛迷禅则可能是一种政治逃避，是不得已而为之。如石守信在“杯酒释兵权，后，官拜西京留守，但概不过问政事，平日只是大造佛寺，交游禅僧。天雄节度使李继勋“酷信释氏，每造寺饭僧，则不计其费”。彰德节度使韩重费，只以督催军卒民众采木造寺为务。大将李崇矩“倍奉释氏”，饭僧至七十万。军帅陈思让甚至禁止部内屠牛羊，以恪行佛教不杀生之义，被人称为“陈佛子”。其他像吴廷祚、崔翰、李汉琼等宋初大将，也莫不佞佛。此外，崇道也成为将帅们的避忌之途，如被宋太宗推许为军中知书达礼第一人的张永德，就特别喜欢与道徒方士交游，家产尽为耗去，人称军中“张道人”。李崇矩则不仅信佛，“又喜黄白之术，自远迎其人，馆于家以师之，虽知其诈，犹以为神仙，试已终无悔恨”。宋朝一直严禁民间巫神，但对将帅们搞这一套，不仅未加禁止，反而颇为放心，原因就是将军沉湎于佛道，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向皇帝表白了自己的心无大志。史载有人密告张永德“将图不轨，时，宋太祖即称“吾固知张道人非反者也”，这样，崇道佞佛的避嫌作用就充分体现了出来。

其三，好货贪财、怠于政事，以自污其行。

聚敛钱财，贪污受贿，不亲政务等，素为历代功臣韬光养晦的手段，而宋代尤为突出。如，西京留守向拱在洛阳十余年，“专治园林第舍，好声妓，纵酒为乐，府政废弛，以致群盗昼劫，；元勋符彦卿镇大名，则宠任部下刘思遇，大肆贪污纳贿。石守信更为贪财，“累令节镇，专为聚敛，积财钜万”。高怀德本是宋太祖的妹夫，但为了避嫌，也不理军务，日事田猎。元勋宿将如此自污其行、远嫌避功，正是为了向皇帝表白自己不贪军权、心无异志，只求保全性命。

其四，宽待诬告之徒。

五代乱世，藩镇大将势大强横，很少有受诬告的，即使遭诬告发，皇帝也只能将诬告发者交予大将本人处置。如周世宗征淮南，许州百姓于驾前诬讼节度使向训，周世宗尽管英武，也只得械系诬告之徒交予向训。向训也毫不顾忌皇帝的面子，将诬告者“活沉于水”。但宋代大将即使受了天大的冤屈，也不敢如此造次。例如，张永德、郭进都曾为人诬告，当皇帝将诬告者交由本镇诛杀时，他们哪个也没有如此胆量，反而表现得相当理智，张永德对诬告者是“遽解其缚，就市笞而释之”，脾气暴躁的郭进，也只能让诬告者去“立功平寇”，然后荐奏其功。当然，这些做法都深得皇帝的赏识。

宋初大将除了不敢居功，就是不思立功，从而尊重君权，压抑自身。名将曹彬、王全斌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典型。

宋初，王全斌率军平蜀，一路势如破竹，成功在望。但宋太祖怕王全斌兵权过重，下诏“每制置必须诸将佥议”，使得这位统帅连小事都不敢“即决”，以致部下各自为政，军纪败坏。后蜀降卒起而反抗，宋军蒙受了不应有的损失。灭蜀之后，王全斌遭受处分，从此对军职了无兴趣，他曾对心腹讲：“我闻古之将帅，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即平，欲称疾东归，庶免悔吝。”此后“黜居山郡十余年，怡然自得”。平蜀的另一员大将康延泽同被贬职，后来有望复职并迁升，朋友们也“颇相激励”。但康延泽已看透这一切，意气消沉，认为：“三代为将，道家所忌。……今幸功名以继祖祢，年享寿老，运逢理平，使子孙去橐鞑袭缝掖，熙熙自乐，以终天年，吾颇足矣。……古人成败，取则不远”，遂辞以老疾不参军政。

被誉为赵宋第一良将的曹彬，是尤其注意晦名避忌的“聪明人”，所谓专制皇权挤压下保全自身的典型。《宋史》本传称其“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如此一位谦谦君子，竟也遭猜忌，原因就是他在军中甚有威信：“秉政岁久，得士卒心”，所以宋太宗解除其枢密使之职。 为了避免皇帝猜忌，曹彬处处小心谨慎，而且煞费苦心。他统军征南唐时，太祖曾亲口许诺：“俟克李煜，当以卿为使相。”但功成归来，太祖绝口不提此事，曹彬不仅无怨言，反而对朝廷赏赐钱财感激不尽，云：“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故意显得自己俗气和平庸。太宗北伐大败，本来是自己措置不当，却将失败的罪责推给曹彬，说是主帅“不遵成算”。实际上，“不遵成算”与曹彬“在朝廷未尝抗辞忤旨”的性格和一惯行为是绝不相符的。曹彬当然得替皇帝揽罪，立即“孝服待罪，深自引咎”。太宗对这位“明智”的将军非常满意，处分之后没几年，即又予以重任。可以说，曹彬之所以被誉为“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将称为第一”， 之所以被太祖、太宗器重和信任，关键就在于他能不矜军功、自晦避权，尊君命而卑臣节。

宋初大将为“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故意做出各式各样的自污和自晦，其中无论是“畏以勋名见忌，而思保富贵于暮年”， 或忠谨逊言，不理政事，甚至佞佛崇道，贪财聚货等等，概可以“自晦”作解。 6gIL1MJU5NUAub6RwzL9OaKxI7YxILvQ5tr3vhhzSy6vD8gG3v6r/OiR6yO4y0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