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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自己亲自导演的一部闹剧“陈桥驿兵变”上台的。夺权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稳固政权，杜绝统兵大将搞军事政变的一切可能因素，从而避免赵宋政权成为又一个短命王朝。
建立政权伊始，宋太祖表面上对大将还比较宽容，所谓“凡五代之臣，无不以恩信结之，既以安其反侧，亦藉其威力，以镇抚四方”。
但这只不过是权宜之策。因为，出身将帅的宋太祖对兵权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坦率地表白：“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
既然道理如此明白，也就不能不对功臣宿将作出必要的“安排”。所以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动真格也就势不可免。
建隆元年（960），宋太祖首先罢免与自己关系较疏的马、步军统帅张光翰、赵彦徽统帅禁军之职；次年闰三月，又以种种借口排挤资深位高但未参予“陈桥兵变”的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同年七月的“杯酒释兵权”，又解除了高怀德、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琪等元勋统帅禁军之权。此后数年，更陆续削去了藩镇的行政权、兵权、财权，将节度使一职变为虚衔。而禁军统帅，则全由自己的心腹亲信充任，“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其一，这些新统帅依然地位高、声望隆，而且“昔常比肩，义同骨肉”，对皇帝太熟悉了，易生不敬；其二，即使这些“义同骨肉”的将帅不背叛自己，但“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
换句话说，心腹将帅若被逼“黄袍加身”，身为皇帝者，前景依然可怕。为此，他处心积虑尽可能予以防范，以便牢牢控扼军权，消除一切隐患。于是，政策性的措施便不断出台并付诸实施。
政策之一是，任用平庸无才、地位低、无野心、易驾驭的将领担任禁军统帅。例如，殿帅杨信（杨义）并无甚“才略器识”，甚至“暴疾失瘖”，但因“忠直无他肠，故上委任之不疑”。
党进出身外裔，不识文字，了无心计，宋太祖偏喜欢他的憨直，委以步军总帅之任。性格懦弱、患得患失的李重勋，被认为“谨厚无矫饰”而得以重用，“擢委兵柄，始终无易”。
大将白进超，“徒以小心谨密抚士卒，故致将帅焉”
。除此之外，外戚也多被提拔执掌军中要害之职，皇帝的舅父杜审琼就曾掌步军司帅印，太宗的连襟赵延进也“颇任以腹心”，
被委以兵权。而驸马们更是皇帝信任所在，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皆曾统重兵驻扎要害之地：王承衍知大名府、石保吉知河阳府、魏咸信知澶州。
宋初皇帝如此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就是为了不出乱子，至于能否建立军功，则是次要的。如韩重斌担任殿前都指挥使长达六年，仅以修城筑宫，督治河堤为务，从未领兵出征过。宋太祖说得很明白：“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这“为治之道”，就是武臣必须首先恪守臣道，忠君不二，至于其它，不过小节而已。
派遣心腹为监军，刺察军中言动，监察主帅，是宋初驾驭将帅的第二项措施。宋太祖登基之初，就派亲校史皀到军中明察暗访，以“周知外事”，宦官王文宝从事此项职业更达三十年之久。太宗所宠信的赵赞，自“选吏十数人为耳目，专伺中书、枢密及三司事”，致使“中外益畏其口”。
但这种做法总有些不够光明正大，更无法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所以也就引起了部分大臣的异议，史载：“太祖尝密遣人于军中伺察外事，赵普极言其不可。上曰：‘（周）世宗朝尝如此。’普曰：‘世宗虽如此，岂能察陛下耶？’上默然，遂止。”
赵普的意思很明白，周世宗虽派心腹刺察大将，宋太祖你不是仍然搞成了政变吗？所以，这种办法并非一劳永逸之策，只有从制度上入手，方可杜绝隐患。监军制度由此应运而生。被皇帝委派到各节镇的监军，作为皇帝的耳目，居于将帅之侧，名正言顺地担负起“监察”的职能。如，成德节度使郭崇，原为后周宿将，在新政权下免不了追怀旧事，感念周室。这些情况很快被监军陈思诲密奏朝廷。周太祖郭威淑妃杨氏之弟杨廷璋“善待士，幕府多知名人”，宋太祖派心腹荆罕儒往其军。荆罕儒也认为杨有“异志”，所以每入杨府，“从者皆持刀剑，欲图廷璋”。
再如对元勋大将符彦卿，宋太祖也派王祐监其军，表示一旦发现谋反的证据即可随时处置，后因王祐以身家性命担保，符彦卿方得以保全。
皇帝对武臣的百般猜忌和防范，又诱发了告讦大将之风的盛行。宋太宗时，参知政事赵昌言被任命为川峡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节制各路宋军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这在当时是非常重大的军事行动。偏巧有人告密，说赵昌言“鼻折山根，颇有反相，不宜遣握兵入蜀”。太宗一听，急诏赵昌言驻军凤翔，云“蜀贼小丑，昌言大臣，未易前进”。待四川局势平息后，宋太宗不仅未赏赵昌言之功，反而罢其官职，出知凤翔府。
更有甚者，是皇帝对诬告将帅一类案子的处理方法。枢密使李崇矩曾被门客郑伸诬告“纳贿请托”，证人是军器库使刘审琼。宋太祖亲自审问此案，结果刘审琼“具言其诬”，但宋太祖并未为李崇矩洗冤，反而罢其职，而赐郑伸同进士出身，并任酸枣县主簿。
又，节度使张永德因得罪地方豪强高进，高进出于报复，诬告张在边境上大搞军事设施“图为不轨”。宋太祖马上派勇将曹翰“领骑兵察之”。史学家李焘在记载此事时，百思不得其解，认为张永德是否设置险固，派个小臣去一看即知，“安用便领骑兵，不亦张皇生事乎？”
一个豪民诬告边帅，就如此兴师动众，足见忌心之重。
为驾驭将帅，宋太祖还对军中结社特别敏感，并屡申禁令，严禁将帅结党拉派，过从甚密和培植个人势力，拥有亲兵、心腹。乾德五年（967），有人密奏殿帅韩重赞“私取亲兵为心腹”，太祖大怒，下令诛杀韩重赞，后经宰相赵普再三劝解，方稍息怒，但还是罢免其殿帅之职。
韩重赞曾是太祖的“义社十兄弟”之一，为太祖篡周立有大功，却因未经证实的罪名几乎被杀，可见处罚之重。开宝五年（972），宋太祖听说枢密使李崇矩与宰相赵普“厚相交结”，议结儿女亲家，颇为“不喜”，并从此对赵普大起疑心。
宋太祖猜疑武将，处处设防以杜绝军事政变隐患，还有为赵家王朝长治久安着想的成分，而宋太宗则更多地出于一己之私。太宗的上台，充满扑朔迷离的疑窦。从两宋史家讳莫如深的“斧声烛影”、“金匮之盟”、“德昭自刭”、“秦王迁殁”、“元佐贬庶”等宫廷疑案看，太宗杀兄夺位几成铁案。对兄、弟、子、侄的残忍，反映出他对继承皇位的合法性缺乏自信。太宗夺位之初，主要威胁来自两方，从皇室内部说，当时太祖皇后宋氏，太祖之子德昭、德芳，弟弟廷美均还在世；朝廷中，与太祖结义的诸大将多还健在，有一定影响力，太祖朝的文臣也仍在政府。宋太宗曾认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而以上情况，恰恰皆属于他所担心的“内忧”范畴。
在扫除皇室内部“隐患”之后，宋太宗开始着手解除外廷隐患。他首先想完成太祖未及实现的灭北汉、收燕云的事业，建立不世之功，以此震慑太祖的心腹文武，树立自己的威信。但两次北伐均遭惨败，尤其在高梁河之役的败溃中，还发生了一场史称“金台失律”的未遂军事政变，众将乘败军之际，欲推举太祖长子德昭为帝。
事后被处分的石守信、史皀、刘遇数人，皆曾是太祖的心腹。他们涉及这一事件，充分反映出太祖心腹大将对宋太宗篡位的不满情绪。因此，事变之后，太宗忧患的重点仍是将帅，对武将变本加厉地猜忌和防范。
从个人性格方面讲，宋太宗也是一个心胸甚为狭窄的人。他不允许任何将帅表现出出色才华，而只要求他们能遵守“成算”。他选拔将帅的最高标准是“忠谨”而非勇谋，以致使懦弱无能者得以掌军。他颁发阵图，要边帅们“按图作战”；同时派遣监军到各军中，凌居于主帅之上，甚而凌辱主帅。例如，名将杨业即因受监军王侁、刘文裕的羞辱逼迫，战死陈家谷口；不务守边、多为不法的边将田钦祚，因挟太宗之势，凌侮主帅郭进，导致郭进自杀。
可以说，武将们在太宗朝，处境更为险恶，所受的猜忌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