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载太祖猝死之夜，宋皇后遣宦官王继恩出召皇子德芳入宫，然王继恩却私召晋王，与赵光义“俱进至寝殿”，而“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耶。’”李焘《长编》取此说，并注云：

按：开宝皇后以开宝元年二月入宫，德芳以开宝八年七月娶焦继勋女，出时年十七岁，《德芳传》不载母为开宝皇后，《后传》亦不言有子，疑德芳非宋出也，当考。

宋皇后为左卫上将军宋偓之女，其母为后汉永宁公主。“后幼时随母入见，周太祖赐冠帔。乾德五年，太祖召见，复赐冠帔。时偓任华州节度，后随母归镇。孝明后崩，复随母来贺长春节。开宝元年（968）二月，遂纳入宫为皇后，年十七”。 孝明后即太祖王皇后，死于乾德元年（963）十二月，可见《宋史·后妃传》所述宋皇后事迹颇有错乱处。据《宋史·后妃传》，宋皇后颇得太祖宠爱，“每帝视朝退，常具冠帔候接，佐御颛”，且其“性柔顺好礼”。因此，当太祖猝死，“性柔顺好礼”的宋皇后却遣王继恩出宫召皇子德芳，应非是宋皇后一时之想，而当是太祖平日之安排。

史载太祖有传弟之盟誓，且赵光义于开宝六年赵普罢相后进封晋王兼开封尹，位在宰相上，已为事实上之“储君”，故有人质疑“斧声烛影”之说，认为赵光义没有弄险通过非常手段抢夺帝位的动机。明人程敏政云：

凡古之篡弑者，多出深雠急变，大不得已之谋，又必假手他人，然后如志，未有亲自操刀，为万一侥幸之图于大内者。观太祖于太宗，如灼艾分痛，与夫龙行虎步之语，始终无纤芥之隙，太宗何苦而如此？舍从容得位之乐，而自处于危亡立至之地，病狂丧心者所不肯为，凶残绝世者所不忍为，而谓太宗为之，断乎不可信也。

其实所谓“灼艾分痛”与“龙行虎步”之语，兄弟间“始终无纤芥之隙”之说，并不符合太祖末年之事，这参之太祖开宝九年行事可证。其一，对晋王势力的抑制。太祖建国之初，为稳固赵氏统治，着意支持赵光义扩充势力。宋人袁褧《枫窗小牍》载有建隆元年太祖出征李筠，留赵光义留守京城之事：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为大内都点检。汴民惊曰：“点检作天子矣，更为一天子地邪！”

太祖登基后，曾先后三次统军亲征，皆留皇弟赵光义镇守汴京，但仅第一次亲征李筠时，赵光义任大内都点检。据《长编》卷一：建隆元年五月丁巳，诏亲征潞州李筠，以枢密使吴廷祚为东京留守，赵光义为大内都点检；十月丁亥，下诏亲征扬州李重进，以吴廷祚权东京留守，赵光义为大内都部署。又卷一o开宝二年二月己未，太祖亲征太原，以赵光义为东京留守，枢密副使沈义伦为大内部署。《宋史·太祖纪》、《太宗纪》所载赵光义之官衔名同。且据宋朝史料，大内都点检除建隆元年五月曾授予赵光义外，此后宋朝未曾再授人此官。 这显然与《枫窗小牍》所记载的那则传言有关。但此时太祖所关注的是如何稳固赵氏统治，故针对“都点检”传言，仅是将“都点检”改作“都部署”而已，以避免曾被自己利用过的“点检做天子”这一谶言的负面影响。

当赵光义为开封尹后，广延四方豪俊，在身边聚集起一批文武幕僚，养成了颇为强大的势力。蒋复璁《宋太宗晋邸幕府考》考辨出赵光义幕僚、军校有六十六人。 宋初陶谷《清异录》卷上说：

本朝以亲王尹开封，谓之判南衙，羽仪散从，灿如图画，京师人叹曰：“好一条软绣天街。”

因陶谷死于开宝三年，而赵光义于开宝六年封晋王，但宋人一般习称登基之前的太宗为晋王，故陶谷所记载者还是赵光义未封晋王以前的情形。赵光义利用皇弟身份及财货来竭力拉拢文武大臣，结为腹心。《玉壶清话》即称赵光义“为京尹”时“纵法以结豪俊”，并称晋邸“年费”达“数百万计”。

此后，渐感“晋邸”势力不断扩张之威逼的太祖也开始有所防范。因宋“国史”有意讳避，有关太祖、太宗兄弟存在“间隙”的记载甚少，但在野史笔记中还是留下一些零星记录。如《孙公谈圃》卷上云太祖幼年，有陈学究在夹马营前“聚生徒为学”，赵弘殷使赵匡胤“从之”。待赵匡胤登基，“而陈居陈州村舍，聚生徒如故。逮太宗判南衙，使人召之。居无何，有人言开封之政，皆出于陈，艺祖怒，问状。太宗惧，遂遣之”。

又如《宋史·太祖纪一》云：乾德元年“八月壬午，殿前都虞候张琼以陵侮军校史皀、石汉卿等，为所诬谮，下吏，琼自杀。”然据《宋史·张琼传》，后周时便隶属赵匡胤帐下、并为其心腹的张琼是被天子所“赐死”。个中原因，实与“晋邸”有关。文莹《玉壶清话》卷七中一段文字，似可对此加以解释：

开宝初，太宗居晋邸，殿前都虞候奏太祖曰：“晋王天日姿表，恐物情附之，为京尹，多肆意，不戢吏仆，纵法以结豪俊，陛下当图之。”上怒曰：“朕与晋弟雍睦起国，和好相保，他日欲令管勾天下公事，粗狂小人，敢离我手足耶？”亟令诛之。

太祖一朝官拜殿前都虞候者四人，即赵光义、张琼、杨义（杨信）、李重勋。开宝六年八月赵光义封晋王之后数日，杨义自殿前都虞候擢殿前都指挥使，李重勋接任殿前都虞候，直至太宗朝。 故此处殿前都虞候当指张琼。如此，则文莹所云“开宝初”乃“乾德初”之误。但文莹云云所大可注意者，是点明了张琼被杀的真实原因，即在于其劝太祖要抑制其弟赵光义之势力，以免不测，不料却反由此激怒天子，而被“赐死”。因此，所谓张琼“陵侮军校史皀、石汉卿等，为所诬谮”云云，实有隐讳。又两宋之际罗从彦在称誉太祖仁心时说道：“故开宝之前，惟殿前都虞候张琼以忤晋邸伏法外，未尝辄诛大臣。” 可见张琼确实是“以忤晋邸”而被诛。

在张琼冤死后，史、石两人仍深得天子信用。史称石汉卿“性桀黠，善中人主意，多言外事，恃恩横恣，中外无敢言者”；而“太祖初临御，欲周知外事，令（史）皀博访。皀廉得数事白于上，验之皆实，由是信之，后乃渐肆威福”。开宝二年五月，石汉卿随太祖出征太原，战死，太祖为赏其功，命其父石万德“落致仕，为伴食都指挥使、领端州刺史”。但至开宝末，当太祖与赵光义的关系不那么“无间”时，史、石二人的宠遇也就结束了：因太祖“尽知汉卿诸不法事，复令万德致仕”；史皀也于开宝九年二月，以“坐漏泄省中语”之罪名，自马步军副都军头出为光州刺史。 但史皀在太宗朝仍颇得重用：太平兴国初，以为扬、楚等九州都巡检使；太宗亲征太原，命史皀与彰信军节度刘遇攻城北面；从天子北征幽州，“坐所部逗挠失律，责授定武行军司马”，但数月后即召为右卫将军、领平州刺史，后迁隰州刺史，知保州、静戎军；雍熙中，又从大将曹彬北征幽州，为押阵部署。 由此推知史皀开宝末年“漏泄省中语”，似也与赵光义有关。

但由于赵普罢相以后，与赵光义关系颇为密切的卢多逊擢参知政事、楚昭辅为枢密副使，使“晋邸”影响深入中枢机构，而太祖对此似失去了有效制衡手段。如《默记》卷下记载颍上安希武言：

其祖乃安习也。太宗判南衙时，青州人携一小女十许岁，诣阙理产业事。太宗悦之，使买之，不可得。习请必置之，遂与银二笏往。习刀截银一二两少块子，不数日，窃至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捕安习甚严。南衙遂藏习夫妇于宫中，后至登位才放出，故终为节度留后。其青州女子，终为贤妃者是也。

太祖因窃买女子而严捕安习，分明有警告“晋邸”之意。但赵光义竟然对抗天子之旨，将安习夫妇藏于邸中，以逃避追捕，颇显出太祖的尴尬。

又《翊圣保德真君传》也称赵光义于乾德年间已与道士张守真密切交往：“乾德中，太宗皇帝方在晋邸，颇闻灵应，乃遣近侍，赍信币香烛，就宫致醮。” 而张守真的言论，也实有为赵光义张目之意。由此，杨亿《谈苑》记道士张守真“下神”，而“太祖以为妖，将加诛”云云，显然也有防范赵光义之用意。

其二，迁都洛阳之争。

开宝九年三月，太祖西巡西京洛阳，宣布欲迁都西京，结果遭到包括赵光义在内的众多官员反对，迫使太祖放弃这一打算。对此事经过，《长编》卷一七云：

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上书，陈八难曰：“京邑凋敝，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上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上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曰：“迁都未便。”上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上曰：“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王出，上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自唐中期以后，全国政治中心渐自关中东移。而“宋都大梁”有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四河以通漕运，而汴河所漕为多。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支之势，故于兵食为重。建隆以来，首浚三河，令自今诸州岁受税租及筦榷货利、上供物帛，悉官给舟车，输送京师，毋役民妨农。开宝五年，率汴、蔡两河公私船，运江淮米数十万石以给兵食”。 因此，开封城虽处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但西京洛阳城无漕运之利，故迁都洛阳之不利甚为明显，且去冗兵的目的也不一定能达到。看来太祖对此也心知肚明，故其虽坚持欲迁都，“群臣莫敢谏”，但一旦赵光义说出“在德不在险”之语后，也只得取消迁都之策，返回开封。可见太祖欲迁都洛阳的真正用意并不在“去冗兵”，故有人认为“太祖迁都的目的，除了避开辽的锋芒外，脱离光义根深基固的东京开封府，恐怕也是一种因素”，所以遭致赵光义大力反对。 而当时出头上奏反对迁都的李符、李怀忠，也皆与赵光义关系不浅。

其三，培植皇子德芳之势力。

对于太祖坚持迁都西京，若与开宝末太祖两个儿子的活动结合起来观察，可见其防范“晋邸”的企图昭然若揭。

太祖有四子：德秀、德昭、德林和德芳。德秀、德林早亡。太祖对诸子官封方面甚为低调。如德昭，母贺皇后，于乾德二年出。“故事，皇子出即封王。太祖以德昭冲年，欲其由渐而进，授贵州防御使”。至开宝六年，开封尹赵光义封晋王、山南西道节度使赵光美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德昭才升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然“终太祖之世，竟不封王爵”。 德芳，生于后周显德六年（959）， 至开宝八年（975）出，九年三月癸酉，太祖出巡西京前三日，才授官贵州防御使。

但到开宝九年，太祖开始让二子参与朝政事务。是年二月，吴越国王钱俶等来汴京觐见太祖，“上遣皇子兴元尹德昭至睢阳迎劳”。 三月，太祖游巡西京，“见洛阳宫室壮丽，甚悦，召知河南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面奖之，加彰德节度使。继勋女为皇子德芳夫人，再授旄钺，亦以德芳故也。而继勋性吝啬，公府用度多所减削，时论非之”。 李焘对焦继勋颇具贬义的评价当源自宋“国史”，《宋史·焦继勋传》云：

时向拱为西京留守，多饮燕，不省府事，群盗白日入都市劫财，拱被酒不出捕逐。太祖选继勋代之，月余，京城肃然。太祖将幸洛，遣庄宅使王仁皀、内供奉官李仁祚部修洛阳宫，命继勋董其役。车驾还，嘉其干力，召见褒赏，以为彰德军节度，仍知留府事。……继勋以太平兴国三年卒，年七十八，赠太尉。继勋猎涉史传，颇达治道，所至有善政。然性吝啬，多省公府用度，时论少之。

《宋史·向拱传》记载焦继勋代向拱为河南守时曰：“（向）拱尹河南十余年，专治园林第舍，好声妓，纵酒为乐，府政废弛，群盗昼劫。太祖闻之怒，移镇安州，命左武卫上将军焦继勋代之，谓继勋曰：洛久不治，选卿代之，无复效拱为也。’”

据《长编》，时在开宝二年九月丁未。说明焦继勋乃一强干之吏，“多省公府用度”却被讥为“性吝啬”，而遭“时论非之”，恐非公允之论。据《旧五代史》，焦继勋实乃宿将，资历甚老，却云其“再授旄钺，亦以德芳故也”，即认为其得加节度使，只是因为是德芳之岳丈的缘故，似也别有居心。但由此也可看出，太祖欲迁都西京洛阳，而西京留守正是皇子德芳的岳丈，至此又加焦继勋节度使，如此行事，实彰显太祖欲远离赵光义势力所在的东京城，而于西京培植德芳势力的企图。此当也是赵光义于此后不久即伺机动手以夺位之重要原因。

如上所述，因太祖已有意培植德芳势力，故在太祖猝死之夜，王继恩在晋邸曾用“事久，将为它人有矣”之语催促赵光义赶紧入宫，正可证明皇位原本传于“它人”，而非赵光义。又史载仁宗至和二年（1055）七月，“左屯卫大将军从式上其祖德芳所藏玉宝，篆文曰‘皇帝信宝‘，盖太宗所赐也”。

《玉海》卷八四《至和玉宝》、《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六》、《文献通考》卷一一五《王礼考十》等也载录此事。“皇帝信宝”非寻常臣下所可以拥有之物，因此，太宗赐德芳“皇帝信宝”，当含有安抚德芳之义，或直接有着相关承诺。

但王继恩未按宋皇后之命去召德芳，而直接去晋邸，于是原定的传位计划已不可能进行。因此，当宋皇后获知随王继恩入宫的是赵光义时，遽呼“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其恐惧之原因显然。宋皇后虽得赵光义“共保富贵，勿忧也”的承诺，但结果却是：太平兴国六年三月，曾与太宗争皇位的赵德芳猝死，年仅二十三岁；至道元年四月，宋皇后死，年四十四岁，“权殡普济佛舍”，至三年正月才“纎葬永昌陵北”，然仍“神主享于别庙”，直至“神宗时，升纎太庙”。

而颇得太宗赏识的翰林学士王禹翶针对宋皇后死，“群臣不成服”，而“与宾友言：‘后尝母天下，当遵用旧典。‘”结果被人告发，王禹翶“坐轻肆”，出守滁州。太宗还悻悻然对宰臣说：“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尝戒勖禹翶，令自修饬。近观举措，终焉不改，禁署之地，岂可复处乎。” 太宗于此实属借题发挥，借以警饬诸大臣在此问题上保持慎默。

其实，太宗继位后，宋皇后还是欲努力讨好新天子的，据载：

开宝末，上在晋邸，遣亲信诣西边市马，还，宿要册湫祠旁，中夕，梦神人语之曰：“晋王已即位矣，汝可倍道还都。”使者至京兆，果闻太祖升遐。是岁五月，静南节度使宋偓又言：“白龙见要册祠池中，长数丈，东向吐青白云。”（七月）癸亥，诏封湫神普济王为显圣王，增饰祠宇，春秋奉祠，仍立碑纪其事。

宋偓即宋皇后之父，其主动出面奏告太宗继位之祥瑞，意义自然不同于他人，也因此缘故，太宗大张旗鼓地册封“湫神”，并“立碑纪其事”。但宋偓虽为“（唐庄宗外孙，汉祖之婿，女即孝章皇后（宋皇后，近代贵盛，鲜有其比”，在太宗朝也“从征太原，又从幽州”，太宗“幸大名，召偓诣行在，诏知沧州”等，然终未获重用和信任，其子孙官职也不显。

此外，太祖于开宝元年纳宋氏为皇后，实为当时朝廷“大礼”，但《太祖旧录》、《新录》及《国史·太祖纪》中“皆不书”。 可见太宗对宋皇后忌疑之深。

既然太祖死于非命，为何未见朝野反对声音？明人程敏政《宋太祖太宗授受辨》言：“德昭因他人行赏一言之愤，不惜一死，忍其父为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语哉！”故认为“斧声烛影”一事为虚。

对此，应考虑在当时事态下，无论赵德昭有何反抗言行，也必不允许笔之于书，载之国史。 而太祖、太宗授受之际虽然疑点重重，但终属宫禁秘事而缺少证据，而且按“金匮之盟”约定，皇位还是会回归太祖子孙的，因此赵德昭无反对言行，赵廷美也无他语。另外，还应注意到，开宝末太祖已有欲传位德芳的趋向，此可能也是当时廷美、德昭沉默不言的原因。因赵光义继位，根据“金匮之盟”约定，廷美、德昭可依次相继，但是，若是德芳继位，则一般而言，其皇位不会再传给其叔、其兄。至于宰相薛居正、沈义伦和枢密使曹彬三人，皆属忠谨有余而胆略不足之人，焉敢过问皇位继统大事？而参知政事卢多逊、枢密副使楚昭辅，早已归附赵光义，当赵光义为帝，两人即得升官，卢多逊升拜宰相，楚昭辅擢任枢密使， 可证。 jiPH63HXtYGjF6eTwMmZ5k42ztDVfQOCbvcK+eY+ZVfz4kr1Zr19JSYUqVoMoT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