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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每以“晋王有仁心”来否认“斧声烛影”一事，既然“晋王有仁心”之说实为后日所造作，则本就疑问重重的“斧声烛影”事件更有重新考订之必要。对于太祖猝然离世的死因及其具体经过，宋代官修史书（包括国史、实录、会要等）皆无记载，但李焘认为“顾命，大事也，而《实录》、《正史》皆不能记，可不惜哉”，故汇总《续湘山野录》、《涑水记闻》等相关史料，加以裁剪、辨析，编入《长编》。自元以来，因已无宋人之忌讳，故对“斧声烛影”事件的考辨便观点两立，纷争不绝。元人陈腏、杨维桢、明人刘定之等皆认定确是太宗谋害太祖，篡夺了皇位；而元人黄蟳、明人宋濂、程敏政等则力辨其诬妄，认为并无太宗篡弑之事。
程敏政进而认为“太祖、太宗授受之际，所以致后世之疑者”，乃是因为“李焘删润《湘山野录》而启之，陈腏附会《涑水记闻》而成之。不深考者以为实然耳”。
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力主此说，清乾隆皇帝于《通鉴辑览》中更指斥《长编》如此记载实是诬陷太宗。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相关研究时出，较早且有影响的有吴天墀《烛影斧声传疑》、谷霁光《宋代继承问题商榷》、张荫麟《宋太宗继统考实》与邓广铭《宋太祖太宗授受辨》诸文。
谷文认为“太祖之愿传太宗，大致无甚问题”，《湘山野录》所记录者，乃“烛影之下，夙诺重申，欲于金匮誓约之外，求得友爱上与良心上之保障是也”。与之相反，张文通过考辨金匮盟誓之伪，认定太祖之死甚可疑；吴文指出太宗继位有阴谋之痕迹，并分析太宗个性及行为，认为其通过阴谋活动攘夺皇位，实不出人意外；邓文认为太宗得位实出于“逆取”，但其采用手段，还未惨毒至“烛下弄斧”程度。然有关争议，至今迄无定论。
综合上述诸说，其纷争不息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有关史料的不同解释而然。
关于“斧声烛影”，《续湘山野录》记云：
祖宗潜耀日，尝与一道士游于关河，无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无。每有乏则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剧饮烂醉。生善歌《步虚）为戏，……时或一二句，随天风飘下，惟祖宗闻之，曰：‘金猴虎头四，真龙得真位。”至醒诘之，则曰：‘醉梦语，岂足凭耶！”至膺图受禅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极不再见，……后十六载，乃开宝乙亥岁也，上巳祓禊，驾幸西沼，生醉坐于岸木阴下，笑揖太祖曰：“别来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后掖，……上谓生曰：“我久欲见汝决鮨一事，无他，我寿还得几多在r，生曰：“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后苑。……帝切切记其语，至所期之夕，上御登太清阁四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J，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而《涑水记闻》卷一则载录了太祖死后，赵光义继位经过：
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而以亲事一人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先坐于府门，问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趣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遂与王雪中步行至宫门，呼而入。继隆使王且止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隆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r，遂与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问曰：“德芳来邪？”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
《续湘山野录》、《涑水记闻》所记皆有讹误，如《续湘山野录》“开宝乙亥岁”为开宝八年，非太祖猝死之开宝九年，且其语气隐约，内容颇有荒诞难信处，但因此段文字即是“烛影斧声”的最初文本，宋时广为流传，
故李焘虽认为其“未必然”，却还是引录于《长编》中。李焘认为“太祖英武，其达生知命，盖有如此者。文莹宜不妄，故特著于此。然文莹所言道士，不得姓名，岂即张守真耶？或复一道士也。恐文莹得之传闻，故不审，如云‘于西沼木阴下笑揖太祖‘，‘止宿后苑鸟巢中‘，言‘十月二十日夜，晴，则圣寿可延一纪‘，疑皆好事者饰说，未必然也。又云‘太宗留宿禁内‘，此亦谬误。太祖既不豫，宁复自登阁，且至殿庭戳雪乎？今略加删润，更俟考详”。又云司马光《记闻》“误王继恩为继隆，程德玄为贾德玄，今依《国史》改定”。由此《长编》记录太祖、太宗“授受”之经过曰：
（壬子[十九日]，召张守真降神，神言“晋王有仁心”云云）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癸丑（二十日），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意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玄先坐于府门。德玄者，荥泽人，善为医。继恩诘之，德玄对曰：“我宿于信陵坊，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恩异之，乃告以故，扣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它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宫。继恩使王止于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耶。”
甲寅（二十一日），太宗即位，群臣谒见万岁殿之东楹，帝号恸殒绝。
由上可见李焘对《续湘山野录》所记有取有删：以“好事者饰说”为由删除荒诞不经者，但对神言“晋王有仁心”之语却照录不疑；因与其他史料不符为由删去“太宗留宿禁内”之语；对可能引起世人猜疑者不予采录，如以“太祖既不豫”为由，而未载“御太清阁以望气”、“酌酒对饮”诸事，并改“戳雪”为“戳地”；改太祖大声嘱咐赵光义“好做，好做”为“好为之”等。但此处李焘更为重要的改动是将太祖“夜召晋王”之事，从《续湘山野录》所记的二十日提前至十九日。对此更改，有学者以为是为了调合《续湘山野录》与《涑水记闻》之间的记载矛盾。
但由于《续湘山野录》所云太祖在召晋王入宫饮酒之当夜驾崩的说法，宋时传播甚广。宋人称“文莹尝游丁晋公（谓）门，公遇之厚”，
常出入贵官显宦之家，故《湘山野录》所记颇多宫禁政坛秘闻，又因文莹作为方外之人，政治约束较少，故敢记录一些敏感的本朝政治事件，在当时便为士人所重视。
李焘对文莹所记难以否定，故对太祖“死期”便采取了含糊两可的记载。
现见史料大都云太祖死于开宝九年十月癸丑。但其死亡之时辰，诸书所言却有不同。如《宋史·太祖纪》曰“癸丑夕”，《续湘山野录》曰“将五鼓”，《涑水记闻》曰“时已四鼓”，《长编》也曰“时夜已四鼓”。太祖死在半夜，应无疑问。但据《长编》所载文字推断，却存有究竟是癸丑日之凌晨还是下半夜（即甲寅日凌晨）的疑问。
《长编》载十月壬子，太祖命宦官王继恩去建隆观“设黄箓醮”，得神降语，“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次日癸丑，“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因宋人野史笔记大都称太祖是在“夜召晋王”的当夜猝死，如此推断，则太祖当死于癸丑日凌晨四鼓时。但此推断却与“癸丑夕”、“十月廿日夜”的说法不符。故自元以后，屡有史籍将太祖死期属之壬子日，如元末陈腏《通鉴续编》开宝九年“纲”曰：“冬十月，宋主有疾。壬子，召其弟晋王光义入侍，是夕，宋主匡胤殂。甲寅，宋主光义立。”并于“目”下详释曰：“十月，宋主不豫。壬子夜，召晋王入寝殿，属以后事，宦官、宫婢皆不得近。但遥见烛影下，晋王离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宋主引柱斧戳地，大声曰：好为之。‘俄而宋主殂，年五十。”
今人也有认为“光义入宫一日以后才得以即位，反映出他的继位遇到了一些阻碍，费了不少事才得以成功”。
即太祖死于癸丑日凌晨，赵光义随即入宫，却至甲寅日（二十一日）才召见群臣继位，故有“入宫一日才得以即位”之说。此说实可商榷。
在辨析此问题之前，先来考察一下古人记时习惯。《颜氏家训》释“五更”云：“汉、魏以来，谓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
是四鼓、五鼓即四更、五更。那一日以何时为始？《史记索隐》有云：“以建子为正，故以夜半为朔；其至与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为正者，则以平旦为朔也。”又云：“按：古历者，谓《黄帝调历》以前有《上元》、《太初历》等，皆以建寅为正，谓之孟春也。及颛顼、夏禹亦以建寅为正。唯黄帝及殷、周、鲁并建子为正。”后世所行一般为夏历，
故以“平旦”为一日之始。如南朝时僧人宝志和尚撰有《十二时颂》，即以“平旦寅”为始，依次至“夜半子”、“鸡鸣丑”终，
可证。然史籍也有将“四鼓”时系于下一日之例，如《通鉴》记载唐代名将李訫袭取蔡州事：
辛未，李訫……命李祐、李忠义帅突将三千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进诚将三千人殿其后。……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复夜引兵出门。……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
……壬申，四鼓，訫至城下，无一人知者。
据此，四鼓乃壬申日，而非辛未日。然此例当为行文方便，并非通例。宋代史书中一般不如此记时，如《长编》卷三五一于记元丰八年二月辛巳日事后，又云：“是夜四鼓，开宝寺寓礼部贡院火。”
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四记金完颜亮被弑之事，其注云：“金亮之死，晁公忞《败盟记》在二十七日乙未，赵甡之《遗史》在二十八日丙申。按苗耀《神麓记》云：耶律阿里等谋以二十六日夜分弑亮。盖二十七日未明时也。杨万里撰《虞允文神道碑》称乙未夜弑亮，实差一日。”
可见天“未明”时所发生之事当属之前一日。若言上述事例尚欠明确，下面就再举两则宋人日常行文记时之例以说明之。
北宋曾巩《题祷雨文后》载其元丰元年五月在福州“祷雨”事，略曰：
丁亥夜五鼓，出祷鳝溪，属吏士分祷群望。己丑，率属吏士蔬食。夜四鼓，就城南近水祭告后土，将为坛祭龙。庚寅，蔬食如己丑。夜三更，就坛壝刲鹅祭龙。辛卯夜五鼓，就视牲血，以法推之当得雨。壬辰，就紫极宫坛，用青童二十有八人更咒蜥蜴如古法。癸巳，分祷诸祠未遍者，取黄蘖山龙潭水置道场，率属吏士往请。甲午，又往。乙未夜二更，得雨，连三日夜，远近皆有余。
又陆游《入蜀记》记其乾道六年自浙入蜀的行程：
闰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云寺，兄弟饯别，五鼓始决去。十九日黎明，至柯桥馆。……四鼓，解舟行，至西兴镇。二十日黎明，渡江。
可证“癸丑夕”非指是日凌晨，故严格而言，太祖当死于甲寅日凌晨。因此，太祖“夜召晋王”之时当在癸丑日傍晚或上半夜，而不当系于壬子日记事中。
对于《长编》将《续湘山野录》所载太祖于十月癸丑晚召见赵光义提前一日，系于壬子晚之目的，有学者认为，若如文莹所云将太祖“死期”定在“十月甲寅将五鼓时”，将下“距宋太宗‘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便即位的时间不多于两小时”，“则《涑水记闻》所称宦官王继恩以私意迎宋太宗入继大统一事便缺乏‘合理‘的完成时间”，所以李焘便将太祖“‘死期‘前移一天”，而在太祖死至太宗继位间的一天时间中，李焘未作任何记载，如此“‘有乖常理‘的叙事手法，适足以为后人提供进一步探究事件真相的线索”。
此说也不尽然。李焘将太祖召赵光义入宫时间提前至十九日，确为调合《续湘山野录》、《涑水记闻》之记事矛盾。然两宋宫禁内有“六更”之说，虽此“六更”究竟如何计算存有异说，但皆称其与民间夜分五更者不一致，且云其始于宋初太祖时。
南宋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上也载其于淳熙五年为翰林学士时值夜起草诏制的故事，注云：“禁中四鼓，乃在外三更。”
南宋的宫禁制度上承北宋，故太祖死时之四鼓，或是指“禁中四鼓”，实“在外三更”而已，如此则“宦官王继恩以私意迎宋太宗入继大统”，在时间上就无障碍了。
《续湘山野录》云太祖猝死之夜，赵光义“留宿禁内”。李焘据《国史》、《涑水记闻》等所记太祖驾崩后，宦官王继恩至开封府召赵光义入宫事，加以否之。但从当时相关人员的活动上看，晋邸中人确实前知太祖死期。
《长编》云太祖猝死，时已四鼓，宋皇后遣太祖心腹宦官王继恩出宫召皇次子德芳，但王继恩却“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赴开封府召赵光义，使赵光义抢先入宫继位。史称王继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顾。及崩夕，太宗在南府，继恩中夜驰诣府邸，请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宠遇莫比”。
可证王继恩在皇位授受间所起的作用。
王继恩在“南府”门外所遇的程德玄为赵光义亲吏。史载其“善医术。太宗尹京邑，召置左右，署押衙，颇亲信用事。太祖大渐之夕，德玄宿信陵坊，夜有扣关疾呼趣赴宫邸者。德玄遽起，不暇盥栉，诣府，府门尚关。方三鼓，德玄不自悟，盘桓久之。俄顷，见内侍王继恩驰至，称遗诏迎太宗即位。德玄因从以入，拜翰林使。”
《宋史》所云，据《长编》卷一七注文，可知其源出自宋《国史·程德玄传》。因当时王继恩实奉宋皇后之命出宫召德芳，故所谓“称遗诏迎太宗即位”者颇有讳饰。推断程德玄此时盘桓门外，当是等候王继恩到来。又《长编》卷一七注引《国史·方技传》所载马韶之事，也完全证明晋邸之人前知太祖死期这一事实：
马韶，平棘人，习天文三式之学。开宝中，太宗以晋王尹京邑，时朝廷申严私习天文之禁。韶素与太宗亲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门。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且诘其所以来，韶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德玄惶骇，因止韶于一室中，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将闻于太祖。及诘旦，太宗入谒，果受遗践阼。数日，韶以赦免。
《宋史》卷四六一《方技上·马韶传》所载与此同，但其下又云：“踰月，起家为司天监主簿”；次年，擢太仆寺丞，历迁至太常博士。由是可证，与程德玄相“善”的马韶，当也因作为“龙飞”功臣而得入仕升官。由《马韶传》云云，可知程德玄自称待在开封府门外，是因为夜深“有扣关疾呼趣赴宫邸者”，故“遽起诣府，府门尚关”之语，乃是谎言。当严禁天下私习天文之时，赵光义亲吏却暗中结交“习天文三式之学”的布衣马韶，且关系密切，其中奥秘可推而知。又马韶声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有宣扬太宗得天命之意。从记载与赵光义颇有关系的王继恩、程德玄、马韶三人当时行为的有关史料上看，虽其对敏感内容已有意掩饰，但细加辨析，还是可以发现晋邸之人在太祖猝死前后，为赵光义继位所做的准备。
又从《马韶传》云其于“十月十九日既夕”至开封府声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至次日“诘旦，太宗入谒，果受遗践阼”之语，可见李焘《长编》将太祖召晋王入宫置于十九日，也有所本。王钦若《翊圣保德真君传》言内臣王继恩观道士张守真设醮降神，并将神言“晋王有仁心”之语转告太祖，“时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之夕也。翌日，太祖升遐”。可知因某种原因，当时已有太祖于“十九日夕”猝死的传言。而前文所引《圣宋传应大法师行状》称“十九日，太祖上仙”，其原因当也即在此。不过《长编》将赵光义进宫之日系之壬子日，并删《谈苑》所载太祖欲“加诛”张守真之事，删《续湘山野录》所载太祖登阁望气之事，又改太祖殿庭引柱斧“戳雪”为“戳地”，以坐实太祖“不豫”，实是为太宗开脱嫌疑，而非如有人所言是“为后人提供进一步探究事件真相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