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虽然《龙飞记》中有日后所添入的文字，但仍属最早记载陈桥兵变的文献。今对勘《龙飞记》与宋代相关文献记载，即有不少相异处。如周、宋鼎革之际，周帝以及宋太祖先后下有数道诏书，其中即有未见于他书者。

如周少帝获知兵变将士已入城，下诏“禅让”，《龙飞记》载曰：

周帝诏文武百寮班于崇元殿，降手诏曰：“昨以北戎入寇，边境震惊，遂命讨除，决期平乱。属以方在幼冲，勉荷基业，虽大臣竭力以扶持，然禁旅临歧而不进。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今月四日部领内外大军至陈桥驿，军情忽变，天命有归。既务静于寰区，理难违于推奉，宜行禅让之事，以副亿兆之心，布告中外，当体朕意。”宣徽使引帝（宋太祖）上龙墀听命，再拜。

而纂修于太祖开宝间的薛居正《旧五代史·周书·恭帝纪》记此事曰：

是日，（周帝）诏曰：“天生蒸民，树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禅位，三王乘时以革命，其极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国命有归。咨尔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案：原空二字），禀上圣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纳麓，东征西怨，厥绩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讴谣狱讼，归于至仁。应天顺民，法尧禅舜，如释重负，予其作宾。呜呼钦哉，祗畏天命！”今上（宋太祖）于是诣崇元殿受命。

南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于此记曰：

于是太祖诣崇元殿受禅，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晡，班定。恭帝制曰：（中略）宣徽使引太祖就龙墀北面拜受。

《长编》卷一记曰：“太祖诣崇元殿行禅代礼。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晡，班定，独未有周帝禅代制书，翰林学士承旨新平陶谷出诸袖中，进曰：制书成矣。‘遂用之。宣徽使引太祖就龙墀北面拜受。” 未引“制书”具体内容，并称此“制书”为陶谷所预撰。对此，南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一、《宋史全文》卷一所载皆同于《长编》，但《宋史全文》详载周帝禅位“制书”。

由上所引史料可知，《龙飞记》所载周帝“手诏”文字，与其他文献所载的由陶谷所撰的“制书”显然不同。对此，当有两种可能：一是周帝当时在禅位“制书”外，另下有“手诏”一道。然检诸文献，皆无“制书”之外又有“手诏”的记载，且《龙飞记》仅记载“手诏”，却未提“制书”。如此则其第二种可能即此“手诏”与“制书”为一，“手诏”即陶谷所预撰的禅位“制书”，《龙飞记》中所载者为其原本。因陶谷所预撰的“手诏”声称“赵匡胤，今月四日部领内外大军至陈桥驿，军情忽变，天命有归。既务静于寰区，理难违于推奉”，与宋廷所宣称的陈桥兵变非“预谋”，“太祖受命之际，非谋虑所及”，乃属“应天顺民”的说法颇有不合，故此后被改写。从《旧五代史·恭帝纪》所载“制书”可见，对禅位“手诏”的改写，至迟在开宝年间已完成。宋人笔记言：“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在旁，出诸袖中而进之，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为人。” 然从改写“手诏”上看，宋太祖“薄其为人”的原因，当非陶谷预撰禅位“制书”如此简单。

又《龙飞记》载录有宋太祖即位之当日（正月四日）所下的三份诏书：

《奉周帝为郑王永为国宾诏》（按：此诏书名为笔者所拟）、《封周帝为郑王诏》与《嵩庆二陵西京六庙差官朝拜祭享诏》。后两份诏书又载于《宋大诏令集》卷一五六、《宋史》卷一一九《礼志二二》等，但《奉周帝为郑王永为国宾诏》却仅载于《龙飞记》。 此外，《嵩庆二陵西京六庙差官朝拜祭享诏》，《宋会要辑稿·崇儒》云是五日所下， 而《宋大诏令集》卷一五六作“正月丁巳”。 正月丁巳日乃正月十六日。是日，“命宗正少卿郭寸祀周庙及嵩、庆二陵，因诏有司以时朝拜，著于令”。 可见此诏书当撰于四日，颁于五日，而十六日乃遣官祭祀周陵、庙之日，并非是下诏之时。

再如，宋太祖登基大赦天下诏书，宋代文献如《宋大诏令集》卷一、《宋会要辑稿·礼》五四之一、吕祖谦《宋文鉴》卷三二等都有载录，然皆为节文，未载“大赦”之具体条文，即无“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内外马步兵士各与等第优给”、“中外见任前任职官并与加恩”等内容。《宋朝事实》卷二所载“登极赦文”为全文，但据清人“案曰”：此诏文原阙，“今从赵普《龙飞记》所载补入。原注：翰林学士承旨陶谷行。盖谷笔也”。

综上所述，可证《飞龙记》实为赵普所撰，非如清四库馆臣所言的乃“后人所依托”之作。其论述陈桥兵变等主要内容已被《太祖实录》等“官史”所采纳，宋人笔记中也时有取用者。今传本《龙飞记》虽有日后添改之处，但如上文所考辨，其所更改处主要与宋太宗（赵匡义）有关。而其他与宋朝“官史”相异者，大抵因王朝政治等原因而为宋代史官所更改、删节。因此，《龙飞记之所载，可能更符合当日之史实，并可补其他史籍之缺，从而具有甚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载《徽音永著——徐规教授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Uy4c4pEX8bplCeLadSTbT49x3roxteIgujdTdDn/7YtyDQBvrF0PXStGoZRq5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