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过，今传本《皇朝龙飞记》，当已非赵普撰于建隆元年三月间之本，而是后来修改之本。其关键之处就在于兵变中赵匡义（光义）于赵匡胤马前“请以剽劫为戒”一事记载上。

李焘《长编》卷一云：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众将士“遂相与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赵）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于是太祖与众人约誓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无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无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下注曰：“《（太祖）旧录》禁剽劫都城，实太祖自行约束，初无纳说者。今从《新录》。”

史载宋太宗对《太祖旧录》甚为不满，其一大理由是：“太祖受命之际，非谋虑所及，陈桥之事，史册所缺”。 然考之《长编》所载，《太祖旧录》与重修于真宗初年的《太祖新录》，在叙述陈桥兵变时的关键区别，就在于《新录》记载了赵匡义“请以剽劫为戒”一事，而《旧录》未载。因此，太宗所谓“陈桥之事，史册所缺”之“所缺”者，当即指其“请以剽劫为戒”一事了。对于此事，宋代私家著述如王禹翶《建隆遗事》 、《丁晋公谈录》 、司马光《涑水记闻》 及张舜民《画墁录》 等皆称当时是宋太祖自行诫誓诸将，并无赵匡义“纳说”之事，同于《太祖旧录》所记。

由于五代时“帝王初举兵入京城，皆纵兵大掠，谓之夯市”，大失民心。而陈桥兵变后将士不“夯市”，极大地安定了京城人心，故能“不终日而帝业成焉”，故宋人对此评价甚高，如仁宗前期司马池与其子司马光论及“不夯市事”时，认为：“国家所以能混一海内，福祚延长，内外无患，由太祖以仁义得之故也。” 张舜民《画墁录》也云：“自唐末五代每至传禅，部下分扰剽劫，莫能禁止，谓之‘靖市‘，虽至王公，不免剽劫。太祖陈桥之变，即与众誓约，不得惊动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灵长之祐，良以此乎！”理学家邵雍更认为“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其第一件事即“革命之日，市不易肆”。 而《隆平集》在记载太祖接受赵匡义的建议与诸将约誓以后，并进而称“太祖嘉帝（赵匡义）英略，友爱益至，传位之意始于此”。 因此，赵匡义“请以剽劫为戒”一事，便成为证明其在兴宋代周之际立下殊勋的关键所在，并成为太祖有意传位赵光义的始因。然而《太祖旧录》对此一无记载，自是难合其意，于是便有《新录》添入“请以剽劫为戒”一事。元人袁桷对此评论道：“《前实录》（即《旧录》）无太宗叩马一段，《后录》（《新录》）增入，显是迎合。”

然《龙飞记》于此却记云：众人“拥迫上乘马南行数里。上惊怖未定。皇弟叩马首谏道：‘此去京城不远，恐将士等依恃推戴之功，恣行剽夺，反以为乱。愿赐禁戢。‘”于是赵匡胤“勒骑”与众将约誓。 其所云云同于《太祖新录》。如建隆元年赵普于《龙飞记》中即是如此记载，则纂修于太宗太平兴国间的《太祖旧录》实无理由不加以引录。由此可推知《龙飞记》原本当无如此文字，此段文字实为日后所添入。

此外，《龙飞记》文末记撰写时间为“建隆元年岁次庚申三月初十日”，而太祖之父赵弘殷被追谥曰“昭武，庙号宣祖”在三月壬戌日。 据《二十史朔闰表》，三月朔日干支为庚子，则壬戌日是二十三日。而撰成于三月初十日的《龙飞记》在述“宝志铜碑记”时，直称赵弘殷为宣祖，似乎时间上过早了。又《龙飞记》记载大军“师次陈桥驿”时，有“余时年三十九，为归德军节度掌书记，从军北征，宿于此驿”之语，显然为历时已久的追述语气，因为《龙飞记》撰成之“三月初十日”，上距陈桥兵变时仅两月有余，故赵普当时实无如此说明之必要。

太祖朝后期，赵普因反对太祖传位其弟赵光义，而与赵光义交恶，并因此罢相。直至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为逐去其弟廷美，而与赵普修好，再拜赵普为宰相。 而《龙飞记》记载赵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实为表彰其在建立赵宋王朝的殊勋。因此，可推知《龙飞记》的修改当在太平兴国六年太宗再任赵普为宰相以后。 8Uy4c4pEX8bplCeLadSTbT49x3roxteIgujdTdDn/7YtyDQBvrF0PXStGoZRq5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