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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龙飞记》作为宋初最早记载陈桥兵变、宋太祖“龙飞”经过的文献，理应颇为宋人所重视。但除李焘《长编》等曾直接引录外，其他宋人文献中却甚少提及。此亦当是《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此书乃“后人所依托”之主因。然通过辨析相关史料，可知其中原因大体有二：一是《龙飞记》的主要内容已被收载于宋初官史“实录”、“国史”；二是《龙飞记》中一些文字，与宋官史“实录”、“国史”之说法不甚吻合。
宋初记载“显德七年正月艺祖受禅事”的“实录”、“国史”，乃指《太祖实录》、太祖、太宗《两朝国史》。
因岁月久远，《太祖旧录》、《新录》和《两朝国史》今皆已佚，而主要依据“实录”、“国史”修成的《长编》，其中保存有相当的内容。按《长编》体例，其正文未注明史料出处者，一般皆出自宋“实录”或“国史”。因《长编》记载兵变前夕，将校们会聚于赵普帐中议论“策立”事，“（赵）普及（皇弟）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各以事理逆顺晓譬之”，李焘注曰：“赵普《飞龙记》云：（李）处耘亦同普晓譬诸将。按《国史》，处耘见军中谋欲推戴，即遽白太宗，与王彦升谋，遂召马仁蠫、李汉超等定议。然则晓譬诸将独普与太宗耳，处耘必不在也。今削去处耘名。”
案此《国史》云云，亦见于《宋史·李处耘传》。由此可知《长编》此处正文记事与《国史》之关系。将《长编》有关陈桥兵变前后的记事，与传世本《龙飞记》相对勘，即可发现两者间存在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因相关文字较多，故现将两书中有关陈桥兵变之前三日的记事简要对照如下：
长编卷一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汉兵自土门东下，与契丹合。周帝命太祖领宿卫诸将御之。……
壬寅，殿前司副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太原慕容延钊将前军先发。时都下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
癸卯，大军出爱景门，纪律严甚，众心稍安。军校河中苗训者号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摩荡，指谓太祖亲吏宋城楚昭辅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陈桥驿。
皇朝龙飞记
周显德七年，郑王在位。正月，定州奏北虏倾国入寇，朝廷震恐。
初二日，（周）帝命澶州节度使慕容延钊率兵北伐。是日，又命上（赵匡胤）总领大兵北面讨伐，宣赐金带、银器、鞍马、铠甲、器仗数十万。
初三日，上拥众出爱景门，车骑整肃，有不可犯之势。宣徽南院使昝居润奉敕安排御宴，饯送于郊外，大臣枢近祖席相望送行，为一时之盛。先是，都下军民相与谣言，有扶策之议，士庶恐怖，扶老携幼寄于他所者不可胜数，惟内庭晏然不知。及启行之日，军律甚严，都人始安堵。日昃，师次陈桥驿。
《长编》所载军校苗训、楚昭辅议论“日下复有一日”一事，未见于《龙飞记》。此当与《龙飞记》所述者乃赵普所经历之事有关，故未记苗、楚之事。而《龙飞记》所载太祖率大军离京时，宣徽南院使昝居润等大臣奉旨“饯送于郊外”一事，也未被《长编》所引用。然据王称《东都事略》卷一，有“癸卯，出师，遣宣徽使昝居润饯于郊”语，
因宋人称《东都事略》“其书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之”，
故推知《太祖实录》原文载有“昝居润饯于郊”之事，而为李焘修撰《长编》时所删略。由上可证宋初修撰“实录”、“国史”时，已将赵普《龙飞记》的主要内容收载其中。
又如记载兵变前夕诸将议论事，《龙飞记》如此记曰：
（诸将）挺刃张弓，言词粗暴，皆云：“太尉（指赵匡胤）功德高于天下，我辈营中已有定议。言说出口，岂可退而受祸哉！理在必听也！太尉亲从都来几人，虚受杀伤，岂能当抵万众？”察其情状，顷刻不虞，锋刃交横，势不可遏。皇弟（指赵匡义）与余（赵普）同声叱之曰：“尔等本为上无君长，皆欲扶竖天子。事关成败，成则佐命功臣，败则狂迷叛卒。且须稳审，何得便肆喧悖！”遂相率列坐房中聚议。
《长编》卷一对此记载道：
（诸将）露刃大言曰：“军中偶语则族，今已定议，太尉若不从，则我辈亦安肯退而受祸！”普察其势不可遏，与匡义同声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听命。
两相对照，可证《长编》所依据之《实录》云云显然源出于《龙飞记》，但对《龙飞记》文字粗鄙处已有所修订，使之雅驯。在宋初“实录”、“国史”中，有关陈桥兵变、太祖“受禅”的记载，由太宗定性为“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昔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尽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宝，非有意也”。
而宋朝士大夫也多持周军出兵之日“将士又有推戴之语，而太祖未之闻”；兵变之晨“寝门未辟，拥逼者至，太祖未及语，而黄袍已加之身矣”之说，即宋太祖篡夺后周天下实出于“被逼无奈”，故宋人又有太祖“能律将士以保周宗，而不能使周禅之不归，能择长者房州之奉，而不能遏陈桥之逼，天实为之，吾其奈何”之词。
《龙飞记》所记显然也要表达这一宗旨，但在具体记述时，却颇有与此一宗旨相违戾的文字。如兵变诸将声称“太尉亲从都来几人，虚受杀伤，岂能当抵万众”，赵普、赵匡义声称“事关成败，成则佐命功臣，败则狂迷叛卒”，其中颇有讨价还价的意味，且与宋廷宣称的太祖“受禅”乃“应天命、顺人心”之说不合，故而为宋史臣所不取，《长编》也未加引录。
同时，《龙飞记》记云：兵变诸将将黄袍披到赵匡胤身上，“拥迫上（赵匡胤）乘马南行数里。上惊怖未定”。又记：兵变将士入京后，“周帝诏文武百寮班于崇元殿，降手诏曰：昨以北戎入寇，边境震惊，遂命讨除，决期平乱。属以方在幼冲，勉荷基业，虽大臣竭力以扶持，然禁旅临歧而不进。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今月四日部领内外大军至陈桥驿，军情忽变，天命有归。既务静于寰区，理难违于推奉，宜行禅让之事，以副亿兆之心。””并且言称赵匡胤“再拜”“听命”。
此处所云颇与宋廷宣称之宗旨不合：所谓“上惊怖未定”、“再拜”“听命”，显然有损于“艺祖”形象；而周帝的“手诏”内容，更几乎是明指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故除《龙飞记》以外，宋代文献中几无如此记载者，其原因或即在此。
此外，宋人野史笔记中也多有暗引《龙飞录》文字者。如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所记后周大将韩通之事，
显与《龙飞记》关系密切：
涑水记闻卷一
及太祖勒兵入城，（韩）通方在内阁，闻变，遑遽奔归。军士王彦升遇之于路，跃马逐之，及于其第，第门不及掩，遂杀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彦升专杀，甚怒，欲斩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终身废之不用。太祖即位，赠通中书令，以礼葬之。自韩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皇朝龙飞记
至是，上勒兵入城，（韩）通方在内阁，闻变，遑惧奔归，率众为备。军校王彦升遇之于路，跃马遂杀之，并杀其妻子。上以彦升专杀，甚怒，欲斩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自韩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又如在宋人笔记多有记述的“宝志铜碑记谶未来事”，也当源出于此《龙飞记》：
皇朝龙飞记
先是，民间有得梁朝沙门宝志铜牌记谶未来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开口张弓在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江南李王名其子曰“弘冀”，吴越钱诸子皆连“弘，字，期应图谶。及上受禅，而宣祖之讳正当之也。
杨文公谈苑
沙门宝志铜牌记谶未来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开口张弓在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吴越钱诸子皆连“弘，字，期以应之。而宣祖之讳正当之也。
六朝事迹编类卷下
（宝公）有铜牌记，多谶未来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在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吴越钱诸子亦皆连“弘，字以应之。而国朝宣祖讳乃正当之。
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或录自《杨文公谈苑》，然《杨文公谈苑》所云显然出自《龙飞记》。而据《旧五代史》、《宋史·吴越钱氏世家》及《资治通鉴》等文献，名字连“弘，者乃吴越王钱之孙，非其子。《杨文公谈苑》、《六朝事迹编类》皆承袭《龙飞记》之误。
由上可见，宋朝“官史，以及野史笔记时加引录《龙飞记》文字，却回避述及《龙飞记》书名，其《龙飞记》部分内容，与官方宣称的“口径，不一，当是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