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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提出之前，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合作多为源于地缘相近、文化认同条件下的自发行为，以1982年上海经济区的建立为起点已将近40年。综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我们将改革开放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进而带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受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投资布局和区域发展政策由过去主要强调备战和缩小地区差别，逐步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向沿海地区倾斜。
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1984年，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其中包括长三角地区的南通、上海、宁波。1985年，国务院决定把长三角、珠三角等59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进一步扩大了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开放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以及沈阳、南京等地的140个市县。
这一背景是当时我国进行分权改革，由于分权能够激发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区域互相竞争，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区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之一。但是单纯的行政分割必定导致要素、市场的割裂，对产业合作、要素流动和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为此，政府在提出分权的同时，一再提出要“横向联合”，以部分规避分权所带来的经济损失。1982年12月，国务院拟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1983年3月，于上海正式成立。上海经济区最初设立时，包含上海以及江苏（常州、无锡、苏州、南通）、浙江（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在内的共10个城市，这是长三角经济区概念的雏形；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全域；1983年将安徽纳入；江西省和福建省也分别于1985年和1987年加入，长三角经济区再次扩容，包括了除山东以外的整个华东地区。上海经济区的不断扩容使得区域间交流成本上升，但区域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和利益冲突，上海经济区的功能遭到弱化，这一版图注定难以长久。1988年6月1日，国家计委（现国家发展改革委）撤销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上海经济区以“流产”而告终。
虽然上海经济区最终被撤销，从形式上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但是上海经济区的成立对长三角尤其是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上海经济区成立正值江浙地区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在上海经济区的制度框架下，许多江浙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经济区的组织机构和上海国有企业挂钩，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星期日工程师”
就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钱江晚报》资料显示，当时约半数的上海企业和江苏、浙江有经济技术合作关系。
上海经济区对长三角其他地区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贡献表明，上海和周边苏浙皖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开始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演变。
图1-5是1978—198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堆积柱状图，从中可以看出长三角各省（市）第二、三产业产值和各产业比重情况。可以看到，1982年后江浙地区尤其是江苏地区第二产业有了较大发展，安徽受到上海经济辐射较少，但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尤其是1985年后，安徽第二、三产业产值均有所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上海的第二、三产业产值增速与江浙相比处在较低水平。
图1-5 长三角三省一市第二、三产业产值堆积柱状图（1978—1988）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改革开放，1990年，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发开放浦东。
1992年，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以及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
，指出要发展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年的十四大提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的战略决策。长三角地区进一步发展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家、地方和海外投资的热点，刺激了地方经济的飞跃，同时促成了大批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改善了区域的投资环境，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浦东开放后，长三角成为政府关注的热点。1993年，上海提出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发展的构想，由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组成，新的长三角经济圈强强联手。
上海经济区的成立并未给上海带来极大的收益，可以说整个20世纪80年代，上海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势力有明显的回退现象。如1978年上海GDP占全国总量的8.01%，但是到浦东开放前的199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4.17%。这是由于：一方面，上海损失了原有垂直分工体系带来的利益，改革开放后上海所需的原材料供应不再以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规定的低价供应，上海国有企业失去了原材料的价格优势；另一方面，江浙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占领了部分上海工业品的市场，上海国有企业发展面临困境。尽管这一时期江浙二省经济发展良好，但是上海经济的衰落也降低了长三角在中国的经济地位。1990年，长三角（三省一市）GDP总量占全国20.54%，1978年这一比重为22.32%。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浦东开放的历史机遇，苏浙皖也积极采取措施以利用浦东开放所带来的红利。
一方面，上海出台优惠政策，优先接受长三角地区企业在沪开展外贸、投资等业务。安徽是率先参与浦东开发的一个省份，1990年就提出要开发皖江呼应浦东，1991年5月，安徽省投资集团在浦东开放之初就在浦东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上海裕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但是由于安徽和苏浙沪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落差，因此安徽省很长一段时间游离在长三角之外，这一点从长三角范围变化（即安徽时而被纳入时而被排除在外）也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长三角其他地区也积极寻求搭上海的便车，利用上海对外开放平台，积极吸引外资。苏南地区利用自己和上海邻近的地缘优势，利用上海经济区时建立的微观经济联系，将原有的上海国有企业和苏南民营企业技术转移通道转为利用上海的对外开放平台，引进外资。首先利用中央给上海地区的优惠政策，苏南在上海周边地区设立与上海接轨的出口加工区；其次主动融入上海，利用市场化手段将上海作为资源利用平台，加快引资。这主要是市县级层面尤其是民间的主动行为。例如：昆山的崛起就是利用邻近上海的红利，依靠设立“自费开发区”吸引外资入驻，目前昆山已经成为全国企业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长三角省级层面并没有很多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具体举措。浦东开发开放后，主要举办了两个协调会议：一是1992年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等15个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城市召开的市长协调会；二是苏浙沪省（市）长座谈会。省级层面“不积极”的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周边地区也看到了浦东开发带来的机遇，但是也担心上海腾飞后给自身发展带来的威胁，即担心上海会吸引自身的资本、人才等要素进而对自身经济发展产生冲击，这些“顾虑”都是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阻碍因素。
这一时期，长三角区域内开始形成企业跨区域发展的趋势，从之前向上海国有企业寻求技术支持，转为江浙企业主动寻求向上海跨区域发展。例如：现在的快递巨头，其创始人均是浙江桐庐同乡，借助浦东开发开放的红利发展快递物流行业，后又均将总部转移至上海。这一时期企业层面尤其是浙江企业收获较大。浙江和上海的经济联系往往带有民间、非官方的特点，但民间力量要利用上海的资源，只能更多地采取进入上海求发展的模式。这一时期，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浙江企业和个体户进入上海的数量逐渐增多。1991年底，设在浦东新区的外地企业（不包含外资）有142家，江苏、浙江分别占33家和32家，几乎占外地企业总数的一半。此后，苏浙皖进驻上海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
从图1-6可以看出，1988年上海经济区被撤销时，上海实际利用外资在长三角中占有绝对优势。1989—1991年，上海利用外资份额有所下降。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利用外资份额重新回到高点，此后基本呈波动上升态势。从长三角内部来看，自1991年起，江苏利用外资份额一直超越上海，成为长三角区域内利用外资最多的省份；浙江利用外资份额一直保持平稳上升的状态；安徽利用外资最少，且增长较为缓慢，与长三角其他省（市）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2001年长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30%的外商直接投资，且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长三角利用外资在全国中的份额是不断上升的，这也说明了长三角地区对吸引外商投资具有持续的吸引力。
图1-6 长三角三省一市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1988—2001）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周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
在产业层面上，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资不断向长三角中心区域转移，沿海、沿江地区的产业集聚加强。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会成立后，虽宏观引导产业由上海向上海周边转移，但是转移范围仍局限于长三角中心区的苏南、浙北地区。
这一阶段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加入WTO后，国际制造业逐渐向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转移，而上海成为外商的首选投资对象，这也给上海周边地区尤其是苏浙两省带来了重大机遇。2001年后，江苏苏州、浙江嘉兴等上海周边地区外商投资十分踊跃，苏州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尤其是台商投资额甚至超过了上海，外商在长三角的投资也正面推动了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如将企业的总部、研发机构设在上海，而将生产基地设在上海周边地区，进入上海的外资商业机构，也几乎无一例外向周边地区发展自己的连锁企业。外商投资大量进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并在市场的力量下自发构建了长三角内部的分工布局。这对长三角一体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浙江开始认识到，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打开外向发展通道，必不可少要利用上海的资源，苏南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佐证。自浦东开发以来，苏南利用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引进大量外资，2007年仅苏州市引进外资额就超过了浙江全省的数额；2003年前11个月，苏州引进外资额甚至超过了上海。
此外，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有企业加速改革，政企关系也逐渐朝市场化方向发展，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弱化了对本地企业的控制力，与此密切相关的现象就是产业转移。浙南温州地区以及嘉兴、宁波等和上海关系较为紧密的地区的许多企业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上海。目前，这些企业多已经深扎上海，如宁波的杉杉集团早已将总部设在上海。浙江其他知名企业，如西湖电子、万向集团等，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温州正泰、德力西和天正都在上海建立了生产基地或投资公司。
上海也积极鼓励外省市企业向上海转移。1998年和2001年，上海市分别公布“24条”和“新24条”
，各区设立招商办公室，采取登门拜访、宣讲政策等手段，鼓励外地企业入沪，引发了周边地区尤其是江浙企业进沪投资热。
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长三角成为外商投资的首选地。2003年，江苏直接利用外资份额甚至占到了全国接近30%的份额，而长三角地区占据全国外商投资的近一半份额。2004年后，浙江则超过上海成为长三角仅次于江苏的利用外资份额最多的第二大省份（如图1-7所示）。2001—2007年除江苏2004年同比份额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长三角各省（市）利用外资份额均逐年提升。不过安徽在利用外资方面表现逊色于长三角其他省（市），增幅较小且一直保持较低水平。
图1-7 长三角三省一市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2001—2007）
2008年9月16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要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和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在此《指导意见》中安徽并未被纳入。2010年6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将安徽列入泛长三角区域。其实，2008年安徽省出席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就标志着长三角区域合作范围拓展至安徽省；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指出长三角城市群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范围内。长三角合作范围的扩大对长三角一体化机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制度建设在长三角合作中的作用更加重要。
在浙江、上海两地曾担任领导的习近平同志力推长三角一体化。2003年“两会”结束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率浙江省党政代表团60余人赴上海、南京，与上海政府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浙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协议书》，与江苏政府签署了《进一步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协议》。此外，2010年上海世博会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特别是2003年8月15日至16日在南京举办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市长峰会，16个市长联合签署《以承办“世博会”为契机，加快长江三角洲城市联动发展的意见》（又称“南京宣言”）。在其包含的《全面提升长江三角洲城市形象和市民素质活动方案》中，首次提出了“长三角人”的新概念。长三角城市群的建设从经济、交通等逐渐拓展到旅游、文化等领域，为长三角一直雄踞我国城市群综合排名之首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2015年，国务院扩展上海自贸区范围；2017年，浙江自贸区设立；2019年，江苏自贸区设立
……长三角开放程度不断加深。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合作发展提出了新要求。2019年，《规划纲要》发布实施，指出长三角要梳理一体化意识和“一盘棋”思想，深入推进重点领域一体化建设。
2008年以来，江苏省利用外资在长三角区域内仍保持领先地位，但是2013年后江苏利用外资份额有所下降，至今保持与2015年相似水平。而长三角其他地区2008年至今利用外资份额一直不断上升，且份额呈现趋同的发展趋势，在之前一直表现欠佳的安徽省在这一时期也有不俗表现，尤其是2011年后至今一直保持较高速度增长。2017—2018年，沪浙皖两省一市利用外资相差无几，且江苏与其余三省（市）之间差距也在缩小（如图1-8所示）。
图1-8 长三角三省一市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2008—2018）
资料来源：长三角各省（市）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