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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评价体系是指有针对性地设计激励一体化的指标体系，解决考核与利益分配的体制机制问题。在转轨经济中设计各种激励一体化行为的经济指标，不仅可以纠正各级政府官员的各种非一体化的行为方式，有利于实现既定政策目标，而且可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进行综合评价，从而也有利于补短板、锻长板，进而推动一体化区域总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其他区域一体化及协同合作提供经验范本，为经济发展与监管创新探索新的路径。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应实现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标准和目标。统一是指由局部联结成为整体，子系统合并为总体系的过程，实现矛盾、零散、单独的“经济—行政—社会—生态”子系统同一化与整体化。其中，市场一体化与行政一体化可以纠正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城乡一体化能促进环境、生态、经济、社会在城乡之间的协调相融，使城乡经济整体、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开放是指行政单元内部以及行政单元之间的市场体系是互联互通、对内与对外双向开放，不能人为设置壁垒、不能画地为牢，应该符合生产社会化、市场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需求。竞争是指生产与市场主体提供的产品、要素、服务、劳动力的价格符合市场供求规律，而非依靠政府力量和市场势力长期持续获取垄断利润，政府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则体系，使资源与要素可以在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国内市场中自由顺畅地流动。有序是指一体化过程中产业、市场、生态、行政、城乡、基础设施等子系统内部可持续、高效的发展，以及子系统之间保持协同耦合，从而使得一体化的总体系维持统一有序的良性状态。
表2-1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具体评价指标。
表2-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官员“晋升锦标赛”的最实质性变化是考核标准的变化，地方首长在任期内的经济绩效取代了过去一味强调的政治挂帅。这种转变的契机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经济绩效成为干部晋升的主要指标之一（周黎安，2004）。而市场分割的制度背景及持续性表现与地方政府行为密不可分。无论是渐进式改革、赶超发展战略，还是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制度改革，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之中，基于政治晋升与财税竞争“双重”激励主导并影响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决策与行为，地方官员表现出主要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的态度（徐现祥等，2011）。因此，地方政府官员唯GDP论英雄，为了不在晋升博弈与“晋升锦标赛”中掉队，尽可能追求更高经济增长和GDP排位，避免在政绩考核中被一票否决，从而形成了“层层加码”和“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张晏、龚六堂，2005）。虽然这种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却滋生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与恶性竞争行为，“以邻为壑”的政策更是比比皆是，最终牺牲了区域发展的一体化，导致了非一体化的市场分割（陆铭、陈钊，2009）。长三角地区位于沿海，是经济开放前沿和重地，靠近沿海的城市更倾向于参与国际一体化合作、吸引外资，反而弱化了本地跨区域合作的激励，这也是官员晋升博弈的一个重要表现（孙博文等，2016）。虽然短期市场分割对本地的产业和就业有一定的程度的保护作用，对本地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这种增长是以牺牲资源配置效率、合作倍增效应为代价，长期将损害整体规模效应，导致经济增长偏离了长期最优路径。此外，目前劳动力与土地市场一体化进程的速度也比较缓慢，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跨区域自由流动，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区域交易机制尚未完善，不仅不利于劳动力与土地实现跨区配置效率的提升，还容易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减缓城乡一体化发展。
在影响和扭曲长三角一体化的各种因素中，能产生系统性、长期性、关键性作用的是政府的行政力量和行政壁垒（刘志彪，2014）。刘志彪（2004，2019）指出，地方政府在市场运行中“越位、错位、缺位”的根本原因，与现行干部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自身的政治利益有关，即按地区经济增长业绩考核、提拔、任用干部的体制问题。因为各行政地区制定的战略规划，基本是带有明显的本地特色、局限在省级行政区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圈，缺乏更大范围跨区域合作的动力。因此，在经济绩效考核官员晋升体制下，省市的地方保护政策导致长三角互设市场藩篱以及重复建设的难题，造成长三角一体化的巨大潜力难以发挥。皮建才（2008）指出，财政激励、晋升激励以及分工激励，是影响中国市场分割与市场一体化的三大“逆市场”力量，都可以统一在中国地方间政府官员竞争这一制度框架。
政治晋升、官员激励与官员绩效考核直接挂钩。在我国具体的政府管理实践中，绩效评估是政府工作的“指挥棒”，指引着政府工作的方向，各级地方政府均按照上级政府制定的绩效考核指标，有针对性地安排本地的工作重点和发展重心。虽然各种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正处于日趋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探索性阶段，但政府绩效评估仍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价值导向上的偏差，绩效评估制度的规范化以及评估主体、内容、标准等方面还有待改进。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包括：一是政府绩效评估存在主观随意性，缺乏统一的制度和法律保障，缺乏系统的理论做指导，各地区评估标准千差万别，未形成一套完整统一的绩效评估体系，可比性不强；二是绩效评估与政府职能和岗位职责脱节，没有真正起到引导政府工作向科学化、理性化方向发展的作用，政府绩效评估主要内容与评估导向片面地将GDP增长等同于政绩，用表面化、简单化的经济指标来评估政府官员绩效，只会进一步助长地方政府官员把主要精力放在见效快、形象好的行政事务上，完全把个人私利、地区经济效益摆在公共利益、社会效益之上，有意挥霍公共财政、制造政绩工程满足谋取个人晋升筹码；三是评估程序没有规范化、程序化，存在随意性，评估过程缺乏透明、公开与应有的监督，早期出现了偏离国情和现实情况的趋势；四是评估方法缺乏科学性，没有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有机结合，“运动式”“评比式”“突击式”评估的时效性差，忽视了持续性评估；五是评估的工具性强于功能性，功能的定位没有注重通过科学合理和可量化的绩效目标、绩效标准来规范行政行为，不是把绩效评估作为提高政府官员行政能力、规范行政行为有效措施，而是被当作一种纯粹的工具、策略，作为消极防御、事后监督与制裁的手段。
以往单纯强调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的绩效评估标准，显然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一体化发展的需要。绩效指标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是评估一体化进程中政府职责、行为的核心，决定着政府绩效评估的公正与科学程度，也影响着地方政府工作的公正与科学程度。为了适应新时代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求、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型，法制、社会、民生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逐渐成为政府的工作重心，新的衡量政府绩效的价值规范逐渐成形，政府工作的具体价值标准也应该由对经济的单方面关注转向经济、效率、效益、民主、公平、正义、秩序、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协调发展。因此，如何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指标体系，是进一步推进政府绩效评估实践并逐步趋向科学化的关键所在，也决定着整个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成败。
地方政府绩效是指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对长三角经济和社会事务进行宏观规划、引导和管理所取得的效果和效益，集中表现在行政管理、经济治理、社会公平、思想观念、工作作风等方面。因此，对于政府绩效的评价应该是全方位的评价，指标体系应构成一个多层次的系统。结合国内外政府绩效的评价指标，以及长三角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以满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在遵循经济、效率、公平的基础上，从政府行政能力、政府廉政建设、政府服务能力、政策制定与执行状况、政府经济治理能力5个领域构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如表2-2所示。
表2-2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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