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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长雨季没来。
那次经历非常可怕，经历过的农夫们都不会忘记它。即使离开非洲好多年，在某个北国潮湿的气候中，他仍会在深夜听到大雨倾注时突然坐起来，大喊：“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啊！”
一般的年份，长雨季都从三月最后一周开始，一直持续到六月中旬。接近雨季的时候，整个世界一天天地变热、变干，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欧洲，或者更甚。
住在河对岸的马赛人——我的邻居，那时就会在皮实干燥的平原上放火，让绿油油的新草随着第一阵雨冒出来，供他们的牛群啃食。笼罩在平原上的空气随着有力的火势起舞，带着彩虹色层次的细长灰烟在草场上滚滚前进，燃烧的热度和焦味偶尔也钻进耕地里，像来自熔炉。
巨人般的云层在灰色的草场上堆积，又消散；远处的一阵小雨给地平线抹上蓝色的斜纹。全世界只有一个念想。
日落之前的傍晚，周围的景物朝你靠近，山脉变得亲近，清晰的靛蓝和黛绿色调变得有力，意味深长。几个小时后你走出去，星星都不见了，你觉得夜风轻柔、深沉，孕育着恩典。
急速加快的奔走声越过你的头顶，这是风穿过高大林木的声音——不是雨。这声音扫过地面，是风在穿过灌木和长草——不是雨。它窸窣疾行过土壤，是风穿过玉米田的声音——听起来太像雨了，你一次又一次受骗上当，甚至从中得到一丝满足，至少你好像从舞台上看到了盼望的身影——仍不是雨。
但是，当大地像共鸣响板一样回应，发出深沉而丰富的低吼，你周围上上下下所有维度的世界都跟着歌唱时——那就是雨来了。就像你远离大海很久，然后重新回到海边，像久违的爱人的拥抱。
但是有一年，长雨季没来。整个宇宙似乎都背弃了你。天气转凉，有时甚至会冷，但空气中仍没有湿气。一切都变得更干、更硬，就像世上所有的力量和优雅都抽离了。那无所谓坏天气或好天气，而是没有天气，天气被无限期拖延了。荒凉的风，一阵气流，匆匆在你头顶掠过，颜色都褪去了，气味也离开了田野和森林。这种被伟大的神力厌弃的感觉让你压抑。一路向南，烧焦的平原黑黢黢地废弃在那里，只剩白色灰烬的斑纹。
随着我们徒劳等雨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农场的未来和希冀都变得暗淡，终于耗尽。过去那几个月的犁地、剪枝和种植都变成了蠢人做的无用功。农场劳作慢了下来，而后就是停滞。
平原上和山里的水潭都干了，许多没见过的鸭子和鹅都来到我的池塘。斑马群在清晨和日落时分来农场边界的水塘喝水，它们排成长队，有两三百头。马驹跟着母马，即使我骑马穿过，它们也不会受惊。但为了我们的牛群考虑，必须设法让斑马离农场远点，因为池塘里的水位也在下降。不过到那里去仍是一件乐事，长在泥里的灯芯草给棕褐色的景致打上了一块绿色补丁。
土著面对干旱时变得沉默，我没法从他们那里问出一点看法。因为你本来觉得他们对天象肯定比我们懂得要多，这毕竟与他们生死攸关，又不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他们的祖辈都经历过，大旱的年份里他们会失去九成的牲畜。他们的香巴也很干，只剩几棵无精打采枯萎了的红薯和玉米。
一段时间后，我也从他们身上学会了他们的方式，不再像个讨嫌的人那样去讨论世道艰难，也不再抱怨。但我毕竟是个欧洲人，在这个国家生活得还不够久，没有学会像土著那样彻底地认命，这一点，一些在非洲生活了好几十年的欧洲人已经能够做到。那时我还年轻，出于自保的本能，我觉得如果不想被农场路上的沙尘卷走的话，就必须得集中精力做些什么。我开始在晚上写故事、童话和浪漫小说，让我的思绪飘得远远的，飘到其他国家和时代。
每当一个朋友来农场暂住时，我就把这些故事讲给他听。
我起身走出门外，一阵凛冽的风呼呼地刮着，天空清澈，嵌了上百万颗坚定的星星，一切都很干。
刚开始我只在夜晚写作，后来早上我也坐下来写，通常这个时候是该去农场的。那时很难下决定，是该再犁一遍玉米田，重新播种呢，还是应该把树上干枯的咖啡果都剥掉，只留下树呢？我日复一日地拖延决定。
我常坐在餐厅里写作，面前的餐桌上铺满了纸，因为除了写故事，我还有农场的账目和预算要做，以及农场经理凄凉的便签要回复。我的仆人们问我在干吗，我告诉他们我在尝试写本书时，他们认为这是拯救农场脱离困境的最后一搏，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后来他们问我，书的进展怎么样了，他们走进来，站上一会儿看我的进度。在镶了护墙板的房间里，他们的脑袋看上去和镶板的颜色非常接近，晚上他们靠着墙，站着陪我，看起来就像一件件空荡荡的白袍。
我的餐厅朝西，有三扇长窗各向游廊、草坪和森林打开。这里的地势向河倾斜，河是我和马赛人的界线。人从房子里无法看到河流，但能够从沿河生长的暗绿色大合欢树的分布来推断它蜿蜒的流向。河的对岸，满是树木的土地再次升高，森林以外是绿色平原，一直延伸到恩贡山脚。
“如果我的信念强大到可以移山，我只希望把那座山移到我的身旁。”
风从东边吹来。我的餐厅大门背风，常年敞开。也正因为此，我家的西侧很受土著欢迎，他们随意地待在那里，密切关注着屋里的一切风吹草动。出于同样的动机，土著小牧童把他们的山羊也带过来，让它们在草坪上啃草。
这些在农场上活动的小男孩赶着长辈的羊群四处找草，确实为我在文明建筑里的生活和狂野的原始生活间建立了一条纽带。我家的仆人们不信任他们，也不同意让他们进屋，但那些小孩对文明保有真切的爱与热情。对他们而言，文明一点都不危险，因为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远离它。文明对于他们的核心象征是挂在餐厅里的一座德国布谷鸟老钟。在非洲高地，一座钟完全就是奢侈品。一年到头，你都能从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时辰，而且因为你不和铁路打交道，所以完全可以依照个人意愿来安排农场生活，钟变得无关紧要，但这座钟很精致。每到整点，粉色玫瑰丛的中央会有一只布谷鸟推开它的小门，跳出来用清晰而傲慢的声音宣告钟点。这个离奇的玩意儿每次都让农场的孩子们高兴得要命，永远像第一次看到一样惊讶。他们能从太阳的位置精确地判断出快要正午报时了，然后在十一点三刻之前，我眼看他们赶着山羊从四面八方过来——他们可不敢丢下羊。孩子和山羊的脑袋潜过灌木和林间长草，像池塘里的青蛙。
他们把牲畜留在草坪上，悄悄地光脚走进屋来。大些的孩子约莫十岁，最小的只有两岁。他们十分规矩，还自创了一套做客礼节，严格遵守。礼节可归纳如下：不能触碰任何东西，也不坐下，没人问起就不说话，这样就可以在房间里自由走动。当布谷鸟冲出来时，一阵压抑的大笑响彻整个孩子群。也有的时候，一个特别小的牧童——他对放羊还没有责任心，会在大清早自己一个人过来，对着钟站上好久。这时的钟是紧闭的，也没声音，他对着钟，用基库尤语低沉地唱一首情歌，然后庄严地走出去。我家的仆人们嘲笑牧童，向我透露说那些无知的孩子以为布谷鸟是真的。
打字机出现后，轮到我的仆人们来好奇地观察它工作了。有时，卡芒提晚上站在墙边，一站就是一个钟头，他的眼睛在睫毛下像黑色的水滴，来来回回，似乎想把机器钻研透彻，好将它拆成零件再重新组装起来。
有一晚，我抬头撞上这双深邃入迷的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开腔了。“穆萨布，”他说，“你相信自己能写书吗？”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
想象你和卡芒提的对话，你必须在每个回合前预留好空间，留一个遥遥无期、意味无穷、似乎责任重大的停顿给他。所有土著都是停顿艺术的大师，以此为谈话赋予意义。
现在，卡芒提就做了一个漫长的停顿，然后发话：“我不信。”
没有其他人可以和我讨论我的书，我放下纸张，问他为什么不信。我现在察觉到，他之前一定预谋过这次对话，而且有备而来；他站在那里，背后藏着《奥德赛》，这时他把它放在桌上。
“你看，穆萨布，”他说，“这是本好书，它两头都粘得紧紧的。即使你把它拎起来拼命地甩，它也不会散开。写这书的人很聪明。但是你写的嘛……”他继续说，既轻蔑又带着一种友善的同情，“这里几张，那里几张。要是有人忘记关门，纸张就飞得到处都是，甚至飞到地板上，然后你就会发火。它不会是本好书。”
我向他解释，在欧洲，有人能把纸张全部装订在一起。
“那你的书会有这么重吗？”卡芒提问，掂量着《奥德赛》。
他发现我在迟疑，就把它递到我手上，让我自己亲自掂掂。
“不会，”我说，“没这么重，但是图书馆里也有其他轻一些的书啊，你知道的。”
“有这么硬？”他问。
我说，要把书做这么硬是很贵的。
他沉默地站了一阵子，捡起地板上散落的纸页，把它们放在桌上，借此对我的书表达稍高一点的期望，也可能是对自己的质疑有所懊悔。但他还是没有走开，而是站在桌边等着，然后严肃地问我：“穆萨布，书里有什么？”
举个例子，我给他讲了《奥德赛》里英雄奥德修斯和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故事，讲奥德修斯是如何自称为“梅友仁”，掏出波吕斐摩斯的一只眼睛，然后把自己绑在一只公羊的肚子下面逃生的。
卡芒提饶有趣味地听着，表达自己的意见：那只公羊一定和住在埃尔曼塔伊塔的朗先生的公羊是同一个品种，他在内罗毕的家畜展览会上见到过；回到波吕斐摩斯的话题，他问我他是不是像基库尤人一样黑，我说不是，之后他又想知道奥德修斯是不是我的部落或家族成员。
“你说，”他问，“他是怎么样用他自己的语言说那个词的？‘梅友仁’？”
“他说‘欧提斯’，”我告诉他，“他自称‘欧提斯’，在他的语言里意思是‘没有人’。”
“你也必须写一样的东西吗？”他问我。
“不，”我说，“人们可以写任何想写的东西。我可能会写你。”
卡芒提挑起这个话头，这时却突然却步了。他低头盯着自己，然后小声地问我，我会写他什么。
“我可能会写你生病的那个时候，偌大的平原，你只有和绵羊相依为命。”我说，“你怎么看那个时候？”
他的眼睛骨碌碌地绕着房间转，最后含糊地说：“西久伊。”——我不知道。
“你害怕吗？”我问他。
停顿了一会儿，他坚定地说：“是，平原上所有的男孩都有害怕的时候。”
“你在怕什么？”我说。
卡芒提无声地站了一小会儿，他的脸变得镇定而深沉，他的眼睛凝视着心，然后他带着微微讽刺的怪相看向我。
“害怕‘欧提斯’，”他说，“平原上的男孩们都害怕‘欧提斯’。”
几天后，我听到卡芒提向其他家仆娓娓解释，我的书会被送到欧洲装订，而且花一笔吓人的价钱就能把它做得像《奥德赛》那么硬，《奥德赛》又被拿出来展示了一遍。但是，他自己不相信它会被做成蓝色的。
卡芒提有一项天赋，这项天赋在我家很管用。他想哭就能哭出来，对此我深信不疑。
如果我板起脸来斥责他，他就会在我面前站直，盯着我的脸，挂上那种警惕而深沉的哀伤。这种表情，土著一秒钟就能信手拈来。然后他眼眶湿润，溢满沉重的泪滴，它们缓慢地、一颗一颗地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来。我知道那都是鳄鱼的眼泪，换成其他人根本影响不了我，但是卡芒提不一样。此情此景下，他板平的脸会重新堕入无尽孤独的黑暗世界，他曾在那里蜷缩好些年。当他还是个平原上的小男孩，身边围满羊时，可能也曾落下过这么沉重而笨拙的眼泪。它们让我不自在，让我换一个角度看待自己对他的责怪，那些罪名显得那么渺小，让我不愿再提。从某方面看来，他这么做确实不太道德，但我还是相信，我们之间存在一种人类相互理解的真实力量。卡芒提从心底知道我已经看透了他悔悟的眼泪，并不会高估它们——他其实只是把眼泪看作一种更有力量的仪式，而非欺骗的手段。
他常提到自己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赋予这个概念什么意义，我试探过他一两次，但他跟我解释说，他相信我所相信的，既然我肯定知道我自己相信什么，那我再问他就没什么道理了。我发现这不是个逃避的借口，这确实是他正面的想法，或者说，是他信仰的告白。他把自己交给了白人的神。为了服侍神，他准备好了执行一切命令，但他不会没事找事来解释这一整套运作系统，况且这系统很可能像白人本身的运作系统一样，根本不合理。
有的时候，我的行为与他的苏格兰长老会教义相抵触，他就会问我怎样才对。
土著们毫无偏见，这很惊人，因为你原本期待在他们身上发现原始民族中的黑暗禁忌。我相信这归因于他们对各色人种和部落的熟悉，以及东非地区活跃的人类交流，先是古老的象牙和奴隶贩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移民和巨兽猎人。几乎每个土著，甚至平原上的小牧童，一生中都和各个国家的人打过照面，这些国家本身大相径庭。对他们来说，就像西西里人碰到爱斯基摩人：包括英国人、犹太人、波尔人、阿拉伯人、索马里印度人、斯瓦希里人、马赛人和卡韦朗多人。提到对思想的接受度，土著比郊区或地方的移民、传教士都更有世界视野，因为这些移居者或传教士在单一的社区环境里长大，背负着一套固有的思想。白人和土著之间的大多数误会都源于这一事实。
但要是你本人在土著眼中就代表基督教，你可得小心了。
有个年轻的基库尤人叫奇塔乌，他来自基库尤保留地，到我家来给我做工。他是个沉静的男孩，做仆人很有眼色又贴心，我很喜欢他。三个月后的一天，他让我帮他写封推荐信给我的老朋友阿里·本·萨利姆族长——一位驻扎在沿海蒙巴萨的地方长官，因为奇塔乌见过他来我家，现在他说想去为族长工作。我不希望奇塔乌刚熟悉家里的日常工作就离开，于是对他说，我会给他加薪。不，他说，他离开不是为了要更高的薪酬，而是他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他告诉我，他还在保留地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么成为一个基督徒，要么成为穆斯林，只是他还不知道选哪个。由于这个原因，他来为我工作，因为我是个基督徒，而他已经在我家待了三个月来观察基督徒的行为和习惯。离开我后，他会去蒙巴萨的阿里族长那里再待三个月，学习穆斯林的言谈举止，然后他就可以抉择了。我坚信，即使是大主教本人面对这样的情况，肯定也会像我一样惊呼，至少会这么想：上帝呀，奇塔乌，你来的时候就应该告诉我啊！
穆斯林只吃由穆斯林依照正统方式割喉的动物肉。这在游猎时是个大难题，因为你带不了多少补给，还要依靠打猎来给仆人们提供食物。你打到一头狷羚，它倒下来时，你的穆斯林仆人们会像插上翅膀一样一拥而上，以期赶在它咽气前把它的喉咙割断；而你自己悬着一颗心看着他们，目光焦灼，因为要是看到他们耸着肩膀、伸着脑袋盯着它的话，就说明狷羚在他们赶到之前已经死了，然后你就得追踪另一头狷羚，不然你的扛枪手就得挨饿。
在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我要赶着牛车出远门。出发前一晚，我碰巧在基加贝遇见了一位穆斯林首领，我问他能不能给我的人律例豁免权，期限是这次游猎的整段时间。
这位首领很年轻，但也很睿智，他与法拉和伊斯梅尔谈话，然后宣布：“这位女士是耶稣的信徒。当她用来复枪开火时会说，或者至少会在心里说：以上帝之名。这会让她的子弹等同于正统穆斯林的刀。在这次旅途的全程，你们可以吃她打来的动物肉类。”
因为各教会之间的互不相容，基督教在非洲名声受损了。
在非洲那些年的圣诞夜，我会开车去法国教会听午夜弥撒。通常一年里的这个时候都很热。你开车经过篱笆围起来的种植园，老远就听到清透暖风里的教区钟鸣。等你到达时，一群快活的人已经围在教堂旁，内罗毕那些法国和意大利的小老板举家来到这里，修道院学校的修女们也在，土著们穿着艳丽的衣服蜂拥而至。精美的大教堂被神父们亲自装点了数百支蜡烛，光亮通透。
卡芒提到我家那年的圣诞节，我告诉他，因为他同是基督徒，我要带他去做弥撒，我用神父的口吻向他描述了将会看见的美丽事物。卡芒提都听进去了，灵魂深受触动，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而汽车都等在门口了，他又心烦意乱地跑回来，说他不能跟我一起去。他不想给我解释，只是回避我的问题，但我最后还是问出来了。不，他不能去，因为他到现在才意识到，我要带他去的是法国教会，他在医院时就被严重警告过，要远离那个教会。我对他解释说，那一切都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不和，现在他必须去。就这样，他在我眼前变得像石头一样僵硬——“死了”，他翻起了眼珠，这样只能看到白眼球，他的脸直冒汗。
“不，不，穆萨布，”他低声说，“我不能跟你去。我知道得很清楚，在那座大教堂里面有一个穆萨布，姆比亚萨那。”——坏得要命。
我听到这个很难过，但我想，事到如今我非得带上他不可，让圣母亲自点醒他。神父们在教堂里放了一座真人大小的圣母玛利亚的雕像，蓝白色的，土著们通常会被人像打动；让他们想象一幅画面则很难。我对卡芒提承诺我会保护他，这才终于带他去了。他走进教堂时，紧紧贴着我站着，忘记了所有的顾虑。这又刚好是他们历年来在教区做得最好的一场圣诞弥撒，教堂里布置有非常隆重的耶稣诞生场景——岩洞里的圣家三口。布景刚从巴黎运来，被蓝天里光芒四射的星星点亮，它周围摆了一百个玩具动物，比如木头小牛和纯白棉绒的小羊，尺寸都不算小，这肯定让基库尤人心花怒放。
卡芒提变成基督徒之后，就不再害怕碰触尸体了。
他以前是怕的。曾经有个男人被人用担架抬到我家旁边的平台时，死在了那里，卡芒提不敢帮忙把他抬回来。他倒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退缩，跑到草地上，而是一动不动地站在人行道那里，像一座黑色的小纪念碑。为什么基库尤人根本不畏惧死亡，却害怕碰触尸体；而白人那么怕死，却可以轻松地处理死尸？这我不能理解。因此你又一次感觉到，他们的现实世界与我们的不同。但所有的农夫都知道，你永远别想在这一领域掌控土著，而且要是你能立刻放弃这种掌控的念头，反而可以给自己省去很多麻烦，因为土著宁可去死，也不愿做出改变。
现在，卡芒提的心中已经没有恐惧了，他嘲笑他的亲戚。他甚至对此有点炫耀，好像在夸耀他信奉的上帝的力量。巧的是我有很多次机会来考验他的信念，我们在农场生活期间，卡芒提和我一起扛过三个死人。第一个是个年轻的基库尤女孩，在我屋外被一辆牛车碾过去了。第二个是个年轻的基库尤人，在森林里砍树的时候被砸死了。第三个是个年老的白人，他住进农场，与农场的生命轨迹交织，然后死在这里。
他是我的同胞，名叫克努森，是个瞎眼的丹麦老头。我在内罗毕的某天，他摸上了我的车，自我介绍了一下之后，让我给他一栋我地皮上的房子，因为他在这世上无处安身。我那时正在裁减种植园的白人员工，正好有间空屋子可以借给他，然后他就来了，在农场上住了六个月。
他与高原农场格格不入，像是我们养了一只断翅的老信天翁。他被生活的艰辛、疾病和酗酒彻底打垮了，弯腰驼背，肤色古怪得像是漂白了的红发人种，就好像他往头上撒了灰，要不就是被周遭环境打上了烙印，被盐水泡过了。但他体内有股不能扼制的火焰，无法被灰烬覆灭。他有丹麦渔人的血统，曾是个水手，后来成为最早一批非洲开拓者之一——不知是什么风把他吹来的。
老克努森这辈子尝试过很多事情，最喜欢那些与水、鱼或鸟有关的事情，但一事无成。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维多利亚湖有过一个非常好的渔业公司，有好几英里长的世界上最好的渔网，还有一艘摩托艇，但战争让他失去了一切。当他细数过往的悲剧时，会闪过一个黑暗时刻，或是致命的误会，或是某个朋友的出卖。我不知道是哪个，因为他在不同时间讲给我听的故事版本都不太一样，而且每每讲到这个点，老克努森就进入了非常糟的精神状态。这故事里还有一些是真的，因为他待在我这里时，政府确实给他每天一先令的抚恤金。
这一切都是他来我家拜访时讲的。他常跑来我家，因为他在自己的小屋里感觉不自在。我派土著小男孩去给他当用人，他们却一次次地逃跑，因为老克努森看不见，常鲁莽地一头撞向他们，或是笨手笨脚地乱戳他的拐杖，把他们吓得不轻。他兴致高昂的时候，会坐在我的游廊上喝杯咖啡，自顾自地给我唱一首丹麦爱国歌曲，活力十足。我们俩都觉得能说丹麦语是种快乐，所以会闲扯农场上无关紧要的小事，为了交谈而交谈。但我不是一直对他都有耐心，因为他一旦来了，就很难让他闭嘴离开。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很有《古舟子咏》里古代水手或希腊神话里海洋老人的气质。
他曾是个制作渔网的大师——世界上最好的渔网，他告诉我。在农场的小屋里，他做“奇波科”——用河马皮做的土著鞭子。他会从土著或者奈瓦沙湖的农夫手上买一块河马皮，幸运的话，一块皮他能做出五十条“奇波科”。我还留着一条他送我的马鞭，确实是一条不错的鞭子。这工作给他家笼罩上一种可怕的恶臭，像是老秃鹰鸟巢附近的某种恶臭。后来我在农场挖了个池塘，他就几乎一直待在池塘边，陷入沉思状态，倒影垂直地映在他的脚下，他就像只动物园里的海鸟。
在老克努森干瘪凹陷的胸膛里有颗天真、激烈、急躁、狂野的少年之心。他因为单纯的好斗吃过很多苦头，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的恶霸和斗士。他的恨意无人能敌，对与他打交道的任何人或是机构，他几乎都是怒火中烧。他召唤炼狱之火来惩罚他们，带着米开朗琪罗对绘画的鄙夷“在墙上大画魔鬼”——这是我们丹麦的谚语：终有一天魔鬼会来到他的身旁。每当他成功地挑拨离间两个人后，他就特别高兴，像个逗狗打架或者挑起猫狗大战的小男孩。他大风大浪地过了一辈子，到头来被冲进一条波澜不惊的小溪里，本该把风帆都放下了，但老克努森的灵魂仍像个少年一样强烈地渴望争议和逆境，这实在令人钦佩和敬畏。我像佩服北欧传说中狂暴战士的魂灵一样佩服他。
他提起自己时只用第三人称——“老克努森”，而且一定要牛皮吹到底：这个世界上没有老克努森担不了或做不成的事，没有哪个冠军勇士是老克努森撂不倒的。只要关乎其他人，他都是最黑暗的悲观主义者，预言他们做的所有事都结局悲惨，且死有余辜，但他对自己却是个狂热的乐观主义者。他死前没多久曾向我透露过一个宏伟的计划，要我答应保密。这计划会让老克努森至少变成百万富翁，让他的敌人们羞愧至死。他告诉我，他要从奈瓦沙湖底打捞成千上万吨掉落在里面的鸟粪——是从创世那天至今，所有游禽的粪便啊。他大费周章地从农场跑去奈瓦沙湖研究计划的细节，死时仍为此神采奕奕。这个方案具备他心中珍视的所有元素：深水、鸟、宝藏，甚至有种不屑和女人谈论的滋味。在这个方案的巅峰，他用心灵之眼看到了一个扬扬得意的老克努森，手持三叉戟乘风破浪。我不记得他有没有跟我解释过，那些鸟粪要怎么从湖底捞上来。
他向我报告这些时，口中那个伟大的老克努森的壮举和成就，以及所有的显赫，很明显与眼前这个老头的虚弱和无力不太相符。到最后，你觉得你在和独立的、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打交道：一个是背景中的老克努森，形象鲜明有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是个冒险英雄；另一个是我认识的这个，弯腰驼背、疲倦不堪的老克努森的老仆人，孜孜不倦地在向我谈论他。这个渺小的下人把维护和赞美老克努森的名誉当作一生的职责，至死不渝。因为只有他真正见过老克努森，除了上帝没有其他人见过，所以他不能忍受任何人提出异议。
仅有一次，我听到他用第一人称。那是他死前的几个月，他的心脏病发作了，很严重，最后也是这个病把他带走的。我有一个星期没在农场里见到他的踪影，所以去小屋查探情况，然后我在河马皮的恶臭中见到了他，他躺在邋遢的空房间的床上，脸色灰白，昏花的眼睛陷得很深。我跟他说话时他没有回应，也没吱声。过了好久，我都要起身离开了，他突然用嘶哑的嗓音小声说：“我病得很重。”这一刻没有老克努森，老克努森当然不会生病也不会被打倒，这是那个仆人唯一一次表达自己的不幸和痛苦。
老克努森觉得农场很无趣，所以他不时锁上房门，匆忙逃走，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我猜，大多数时候是他听到老朋友——其他辉煌的开拓者——抵达内罗毕的消息。他会外出一两个星期，直到我们几乎忘记他的存在，才会拖着一身重病疲惫不堪地回来，他甚至没法挪动或是锁上自己的房门。然后他会一个人躲上几天。在这种时候，我相信他是怕我的，因为他推断我肯定不赞成他的胡作非为，而且现在我能趁他虚弱，一举把他击垮。老克努森啊，尽管他有时会歌颂热爱海浪的水手新娘，但他打心底还是对女人有很深的猜忌，把女人视为本能地会阻止男人玩乐的天敌。
他死的那天也是这样，消失了两个星期，农场上没人意识到他回来了。但他这次想打破自己设下的隔阂，破例一次，因为他死在来我家的路上，小道穿过农场。他倒下，然后死了。那是个四月的傍晚，长雨季刚刚开始，平原上刚长出短草，我们正准备去找蘑菇，卡芒提和我发现他倒在小道上。
卡芒提是发现他的最合适人选，因为在农场的所有土著中，唯有他对老克努森表示过同情，甚至对老克努森饶有兴趣，一个异类对另一个异类的兴趣。而且他会不时主动地给老克努森送鸡蛋，并帮老克努森留意托托仆人们，不让他们一下子全逃跑。
老头子仰面朝上，他跌倒的时候帽子滚到了一边，眼睛没有完全闭上。看上去他死时十分镇定。到此为止了，老克努森，我心想。
我想把他抬回他自己家，但我知道，附近的基库尤人，或是就在旁边香巴里劳作的那些，即使叫过来也一点忙都帮不上：他们看到这个场景后，就会马上跑开。我命令卡芒提跑回家把法拉找来帮忙，但卡芒提没动。
“为什么你要我跑回去？”他问。
“好吧，你自己也看见了，”我说，“我一个人扛不动这位老爷，你们基库尤人又傻得要命，你们害怕扛死人。”
卡芒提无声的嘲笑已经等在那里。“你又忘了，穆萨布，”他说，“我是个基督徒。”
卡芒提抬起老头子的脚，我托着他的头，我们抬着他往小屋走。我们时不时要停下来，放下他歇一歇，然后卡芒提就会站得笔挺，直勾勾地盯着老克努森的脚，我想那是苏格兰长老会对待死人的方式。
我们把他放在床上后，卡芒提在屋里转来转去，然后走进了厨房，他在找毛巾盖住他的脸，但只找到一张旧报纸。“在医院里，基督徒们都这么做。”他对我解释。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卡芒提回想起我处理这件事时的无知都会非常满足。他和我在厨房里一起忙活，充满隐秘的喜悦，然后突然间爆笑。“你还记得吗，穆萨布？”他说，“那次你忘记了我是基督徒，还以为我会害怕帮你一起抬穆宗古慕西——白人老先生？”
成为基督徒后，卡芒提不再怕蛇。我听到他对其他男孩侃侃而谈，无论何时，基督徒都能一脚踩在巨蛇的头上，把蛇头踩碎。我没见过他这么英勇，但有一次一条鼓腹毒蛇盘在屋顶上，我看到他站得笔直，面容僵硬，手背在身后，不敢离开厨房太远。我家所有的小孩都在屋顶下围成圈仰头观看，鬼哭狼嚎得像暴风来袭前的稻糠，然后法拉走进屋里拿枪，把毒蛇打死了。
等一切都结束，风平浪静之后，尼奥莱——马夫的儿子，对卡芒提说：“卡芒提，你为什么没有一脚踩住大坏蛇把它的头踩碎呢？”
“因为它在屋顶上啊。”卡芒提说。
我有段时间尝试过射箭。我算是强壮的，但法拉给我拿来一把旺德罗波狩猎部落的弓，要想拉动它还是很困难。练习了好长时间后，我终于成为熟练的弓箭手。
那时卡芒提还小，他常常看我在草坪上练习射箭，并且对此深表怀疑。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在射箭的时候还是基督徒吗？我以为基督徒是用来复枪的。”
我给他看我的绘画版《圣经》，在讲到埃及侍女夏甲的儿子这个故事时，书里有幅插图：“上帝伴随这个年轻人，他在荒野里长大、住下，成为一名弓箭手。”
“好吧，”卡芒提说，“他像你一样。”
卡芒提照顾生病的动物很有一手，就像照顾我的土著病人一样。他能从狗的爪子里取出碎片，还治好过一只狗的蛇伤。
我曾在家里养过一只断了翅膀的鹳鸟。他是个坚定的狠角色，在房间里穿来穿去，当他走进我的卧室，看到镜子里自己的形象时，会像挥舞着十字剑一样耀武扬威地扑扇翅膀，像要展开一场盛大的对决。他跟着卡芒提在房屋之间到处走，简直就是在故意模仿卡芒提生硬的走路方式。他们俩的腿一样细。土著小男孩对讽刺的画面都有种直觉，他们看到这一对儿经过，就高兴地大叫。卡芒提懂得这个玩笑，但他从不在意其他人怎么想。他把男孩们赶去沼泽地抓青蛙给鹳鸟吃。
负责照管露露的，也是卡芒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