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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芒提和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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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恩贡农场

我在非洲有一座农场,在恩贡山脚下。农场坐落在六千英尺以上的高度,赤道在北方一百英里外横贯而过。白天,你觉得自己升得很高,逼近太阳,清晨和晚上则澄澈宁静,深夜清冷。

地理位置和土地的高度一同构成了一卷图景,全世界没有第二处可与之相比。这里没有一丝丰腴,没有一点繁茂,它是凝结在六千英尺高空的非洲本身,是这片大陆强劲凝练的结晶。色调干燥、灼焦,有如陶器。树木生出的枝叶轻巧纤弱,结构与欧洲的植被不同;它们不呈弓形或圆塔形生长,而是平铺开来,这种形态使得高挺孤独的树木神似棕榈树,又像扯满风帆的船只整装待发,英勇而浪漫。同时,它还赋予了树木边缘一种奇特的外观,好像整棵树都在轻微颤动。无垠大地上散布着扭曲光秃的老荆棘,草地散发出百里香和甜杨梅的辛香气味,有些地方都香得冲鼻子。你在平原上发现的所有花朵,还有原始森林里攀爬在藤蔓上的那些,都像生长在丘陵里的花儿那般小巧玲珑,只有在长雨季的开始,大朵大朵香气馥郁的百合才会突然冒出平原。视野无限广阔,你眼见的万物都在趋向伟大与自由,以及无与伦比的尊贵。

这些景物的最主要特质,以及你身处其中生活的最主要特质,就是空气。回顾在非洲高地的游居岁月,你会对在云端度过的这段时光深有感触。天空的颜色最深不过淡蓝或紫堇色,大量有力、轻盈又不停变幻的云朵层叠漫游,但天空同时又蕴藏着一种蓝色的活力,将近处的山丘和树木都涂抹上鲜明的深蓝。正午,地面上的空气苏醒过来,像火焰在熊熊燃烧,像流水一样在闪烁、摇摆、发光,让每样东西反射出重影,创造出莫甘娜仙女伟大的海市蜃楼。在高处的空气中你呼吸自在,吸入心脾一份重要的确信感和轻松感。你在高地的清晨醒来,心想:我在这里,在我理应在的地方。

恩贡山自北向南伸展它的绵长山脊,四座雄峰为冠,就像与天空对峙的暗蓝海浪,不可撼动。山体海拔八千英尺,东面高出邻地两千英尺,西面则更加深邃、更加陡峻——山脉直落东非大裂谷。

高地的风从东北偏北有规律地吹来。这股风就是非洲沿海及阿拉伯入口中的季风,也叫东风——是所罗门王最得意的快马。在这里,这股风就像是地球冲进宇宙空间时经受的空气阻力。恩贡山正面迎风,山坡是架起滑翔机最理想的位置,机身会被气流抬升,飞越山巅。与风同行的那些云团要么撞上山腰,萦绕徘徊,要么被留在峰顶,聚而为雨。至于那些选择了更高航线的云团则避开山岩,消散在西方大裂谷燃烧的沙漠上空。我许多次从家里出发,一路跟着这支强大的队伍前行,却惊讶地发现自豪的飘浮大队越过山峰就消逝在蓝空里了,一去不返。

从农场看去,山峦的形貌一日多变,有时看起来真切逼近,有时又非常遥远。晚上天色渐暗,你凝视它们,开始就像是天空中有根淡色的银线沿着深色山脉的轮廓一路描绘;接着夜幕降临,四座山峰就像被抚平来又抹开去,好像山脉在自行延伸舒展。

站在恩贡山上,你会有独一无二的视野。朝南看是巨兽乐土的广阔平原,一路伸展到乞力马扎罗山;往东和往北看,山麓下是公园一般的乡野,背后是森林,基库尤保留区连绵起伏的土地延伸至一百英里以外的肯尼亚山。小块的玉米田、香蕉林和草场组成了马赛克般的画面,土著村庄的蓝色炊烟四处升起,房屋像鼹鼠的尖顶小丘般聚集成簇,面朝西方,下面深卧的是非洲低地干旱如月球表面的土地。小丛灌木不规则地装点着褐色沙漠,蜿蜒的河床和曲折的深绿小径交织相错。那些绿径是巨大的伞状金合欢树丛,它们有荆棘一样的尖刺。仙人掌也生长于此,这里是长颈鹿和犀牛的家园。

如果你深入探索这片山丘,会发现它惊人地广阔,有如画卷,神秘、不可思议。狭长谷地、灌木丛林、绿色山坡和嶙峋峭壁变化多端,高处一座山峰下甚至有一片竹林。山间有泉水和水井,我曾在那附近露营过。

在我那个时代,水牛、大羚羊和河马还住在恩贡山上——很老的土著记得大象也曾住在那里。恩贡山竟没被全部纳入野生动物保护区,我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只有一小块属于保护区,以南峰上的灯塔为界。当殖民地繁荣起来,首都内罗毕变成大都市的时候,恩贡山本可以成为一座无与伦比的野生动物公园的,但我在非洲的最后几年里,内罗毕的年轻生意人在星期天骑着他们的摩托车冲进山里,不管看见什么都放枪,我相信那些大动物早已离开山林,穿过南方更远的灌木丛和石头地了。

在山脊和四座山峰上走路倒很容易,因为草丛都像修剪过的草坪一样,到处有灰色的石块在草间引路。在峰峦间的山脊里爬上爬下则要跟着动物踩出的一条狭窄小道,像平缓的“之”字般蜿蜒而行。在山间露营的一个早晨,我沿着这种小道行走,发现了一群大羚羊刚踩出的痕迹和新鲜粪便。看来这种平和的大型动物在日出时曾排成长队走在山脊上,你很难想象,它们来到这里,别无他求,只是为了登高俯瞰山脊两侧的旷野。

我们在农场种植咖啡。这里的地势种咖啡确实有点太高了,而且维持下去需要辛勤的劳作。我们经营农场从来没赚到钱,但咖啡种植园就是这么一回事,它死死抓住你,让你不得脱身,而且永远都有事情要做:你总会比工作进度要落后那么一点。

在一片莽莽无序的旷野之中,这么一块工整划定,还种上了作物的土地看起来非常美妙。后来我在非洲飞行,在空中对农场形象渐渐熟悉后,更是会对自己的咖啡种植园满心惊叹。它那么鲜明地伫立在一片灰绿色之中,我意识到人类在潜意识里多么向往几何图形。内罗毕周边的所有乡野,尤其是城北的这一片,规划都大同小异。这里住着这么一群人,他们未曾停歇,所想所说都是关于种植、剪枝和采摘咖啡的事,他们夜晚躺在床上都在冥思苦想如何改进咖啡工厂。

种植咖啡是慢工细活。当你还年轻、满怀希望时,在绵延的雨季,你捧着一箱箱从温室里取出来的亮闪闪的咖啡幼苗,在田地里和雇农一起将它们插进湿土里的整齐洞列,然后从树林里折下树枝为它们遮蔽日光,因为这些小家伙需要阴凉。但一切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光是等这些树苗结果就要四到五年,其间你的土地会遭受旱灾、病灾,而且蛮横的本土杂草——鬼针草——会密密麻麻爬满整片田地。它们有粗糙的长种皮,牢牢地钩在你的衣服和长袜上。有些树苗没种好,主根都折了,它们一开花就会死。一英亩地可以种上六百棵出头的树苗,我种了六百英亩,公牛拉着犁架在田里树间往返,来来回回要走上几千英里,耐心地等待着未来的收成。

咖啡园有它极美的时节。雨水伊始,咖啡树开花,一片光芒辉映的景象,就像是一片白垩色的云朵,在迷雾和细雨中笼罩着六百英亩的土地。咖啡花有种微妙的淡苦香气,像是黑刺李的花香。当田野被成熟的咖啡果渲染成一片艳红时,所有的女人和小孩——他们被叫作托托——都被喊来,和男人们一道从树上采摘果实,然后四轮的牛车和两轮的马车会把咖啡果拉去河边的工厂。我们的机器总会出问题,但这座工厂是我们亲手规划建起来的,所以我们对它十分珍视。有一回整座工厂都烧掉了,要从头再来。巨大的咖啡烘干机转啊转,咖啡豆在它的铁胃里隆隆作响,那声音就像海浪冲刷着鹅卵石。有时咖啡豆会在午夜烘好,要赶紧从烘干机里把它们取出来。那真是非常生动的时刻,昏暗的大厂房里挂着许多防风灯,到处都吊着蛛网和咖啡壳,而那些热切灼烫的黑色脸庞全凑在灯光下围着烘干机。你会觉得这座工厂,它孑立在非洲浩瀚的夜幕之中,就像镶嵌在埃塞俄比亚人耳洞里的一颗明珠。之后咖啡豆会被手工去壳、分级划类,然后装进马具商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麻布袋里。

最后,在清晨时分,天还是黑的,我躺在床上,听到四轮牛车满载着咖啡麻布袋,每十二袋为一吨,每辆车由十六头公牛拉着,攀上漫长的工厂山路,踏上前往内罗毕火车站的征途。耳边是喊叫声和咔嗒咔嗒声,那是车夫在跟着牛车一路跑。我欣慰地想到,这是他们路上唯一的一段上坡,因为农场比内罗毕市镇高出一千英尺。晚上我步行去迎接回来的队伍,疲累的公牛耷拉着脑袋拖着空车,同样疲累的一个小托托领着它们,困倦的司机在飞扬的尘土里挥着鞭子。现在我们尽己所能了。咖啡一两天内就会漂洋过海,我们只能祈求在伦敦的大拍卖会上能有好运气。

我有六千英亩土地,因此除了种咖啡之外还有许多地闲着。农场的一部分是原始森林,还有大约一千英亩是佃农的,他们管这片地叫作香巴地。佃农们是土著,带着一家人在白人的农场上占几英亩土地。作为回报,他们一年要为白人工作固定的天数。我觉得,我的佃农们对这层关系有另一种理解,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就出生在农场上,他们的父辈也是,所以他们很可能把我看作是他们土地上的某种高级佃农。佃农的土地比农场其他地方的土地要更加有生气,一年四季随着季节的变迁而变化。你走在踩得很实的狭窄步道上,两边是高大的绿色兵团发出的瑟瑟响声,玉米长得比你还高,然后该收割了。豆子在地里成熟,女人们把它们采摘回来,将豆茎和豆荚堆成一堆烧掉,所以有的时节里,农场各处都升起稀薄的蓝烟。基库尤人也种番薯,藤蔓一样的叶片爬满了地面,像是一块密织的席垫,还有好多种带有黄色和绿色斑点的大南瓜。

无论何时你走进基库尤人的香巴,立即吸引你视线的一定是一个小老妇人,撅着臀部耙着她的地,就像一只把头埋进沙里的鸵鸟。每个基库尤家族都有好几个圆锥形的小草棚和储藏棚,草棚间的空地是热闹的所在,土地实在得像水泥地,玉米在这里碾磨,山羊在这里挤奶,孩童和鸡崽在这里疯跑。蓝色的日落前夕,我一度常去佃农屋旁的番薯地里射鸡鹑,家鸽就站在长秆穗状的大树上咕咕地唱出一首嘹亮的歌。曾经有一片森林覆盖整片农场,现在只剩些大树还伫立在香巴的各个角落。

我的农场上还有两千多英亩草场。强风袭来,长草翻滚有如海浪,基库尤的小牧童们就在这里放牧。寒冷的季节里,他们从草棚里带来红炭,装在柳条篮子里,有时这会酿成草场大火,对农场上的牲畜来说是场灾难。在旱年里,斑马和大羚羊会造访农场的草场。

内罗毕是我们这儿的城市,离农场十二英里远,坐落在群山之下的一小块平地上。这里有政府大厦和中央办公室,是国家的行政中心。

要说一个城市对你的生活没有影响,那是不可能的。甚至不管你对它是爱是恨,它都能通过某种精神上的万有引力法则把你的心吸过去。入夜后,我从农场的一些地方能看到城镇上空晶灿的薄雾,它让我心绪起伏,回忆起欧洲的大都市。

我刚到肯尼亚时,举国上下还没有汽车,我们骑马去内罗毕,或是赶着六头骡子的货车进城,然后把牲口关进高地运输公司的马厩里。在我的整个旅居时光里,内罗毕都是一锅大杂烩,有精美的新式石头建筑,也有整片整片波纹铁皮房的店铺、办公室和平房,这些建筑和成排的尤加利树一起,排列在光秃秃的尘土飞扬的街道两旁。高等法院办公室、本地事务部,还有兽医部的楼房都很不堪,我真心对那些政府官员抱有极高的敬意,他们被扔在酷热漆黑的小房子里,还能把所有该做的事都做好。

但内罗毕毕竟是个城市,在这里你能买到东西,听到新闻,能去酒店吃午饭、吃晚餐,去俱乐部跳跳舞。而且它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地方,像流水一样在运动,像年轻人一样在成长,它一年一年在变化,甚至在你外出狩猎时都在变。新的政府大厦建好了,是一栋庄严而出色的建筑,有精美的大舞厅和漂亮的公园;大酒店盖起来了;让人难忘的农产品展览和不错的花卉展览都办起来了。我们这些殖民地的潮流人士也不时给镇上带来情景剧一般的活力。内罗毕对你说:“尽情地享用我吧,享用时间。我们再不会这样年轻了——这样烂漫和贪婪,一起来吧!”总而言之,我和内罗毕彼此很理解,一次我驾车穿越城市,心中灵光一现:没有内罗毕街巷的世界,不能称为世界。

土著和有色人种移民的住地与欧式城镇相比要大得多。

斯瓦希里镇坐落在去穆塔伊加俱乐部的路上,虽说它名声不好,却是一处热闹、脏乱而艳丽的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去,那里都上演着一堆事情。这个镇大部分是用砸平的老煤油罐子搭建而成的,生锈的程度不一,看上去像珊瑚岩,先进文明的精神从这些石化结构里渐渐流失。

索马里镇离内罗毕很远,我猜个中原因是索马里人对他们女人的隔离制度。在我那个年代有一些美丽的索马里年轻女子,她们的大名家喻户晓。她们住进大巴扎,给内罗毕的警察带来不少麻烦,因为她们能施展魔法,魅惑众生。但本分的索马里女人绝不在镇上抛头露面。索马里镇的位置四面顶风,没有阴凉又飞尘滚滚,这一定让索马里人忆起了他们故土的沙漠。同在这里安家很久的欧洲移民者们,有的甚至已经移民好几代了,他们没法接受游牧民族这种对自己居家环境的完全漠然。索马里人的房子就这么无序地散建在光地上,但你若走进其中一间,就会发现里面那么整洁和清新,空气中飘着阿拉伯香薰的气味,有精美的地毯和挂帘,有铜器和银器,宝剑有象牙刀柄和上好的刀刃。索马里女人自身有种高贵而优雅的仪态,她们热情、好客又快乐,大笑起来如银铃一般。因为我的索马里仆人法拉·阿登这层关系,我在索马里村庄里非常自在。在非洲期间,法拉一直在我左右,我去过很多次他们的庆典。大型的索马里婚礼是华丽的传统欢宴,我作为贵客被领进洞房,墙壁和婚床上都挂着闪着微光的老织物和刺绣。黑眼睛的年轻新娘很拘谨,披戴着丝绸、黄金和琥珀,装扮得像一根元帅的指挥棒。

索马里人是牛贩子,他们在全国各地做交易。为了运输货物,他们在村子里养了一些灰色的小毛驴。我在那里还见过骆驼——骄傲又强韧的沙漠产物,像仙人掌和索马里人一样能超越尘世间的任何苦难。

索马里人总是不厌其烦地挑起激烈的部落内讧。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认知、理论方式和其他民族不同。法拉属于哈布尔·尤尼斯部落,在吵架的时候我个人是跟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的。有一次,索马里镇上有场动真格的械斗,在杜尔巴·汗提斯和哈布尔·查奥洛两个部落之间展开,用来复枪火并,还有人纵火,政府介入时不知已经死了十个还是十二个人。当时法拉有一个同部落的年轻朋友,名叫赛义德,他过去常来农场看望法拉,也是个优雅的男孩。家仆们告诉我,赛义德当时去了一户哈布尔·查奥洛家庭走动拜访,一个愤怒的杜尔巴·汗提斯部落分子经过那里时乱放了两枪,子弹穿透屋墙打穿了赛义德的腿。我听了之后十分难过。为了他朋友的不幸,我去安慰法拉。“什么,赛义德?”法拉激动地大喊,“赛义德活该。他干吗要去一个哈布尔·查奥洛人家里喝茶?”

内罗毕的印度人控制了巴扎庞大的本地商业区,了不起的印度商人们在城外都有自己的小别墅,比如杰万先生、苏莱曼·维吉和阿里丁那·维斯蓝。他们都偏爱用这个国家的软石粗制而成的石梯、栏杆和花瓶——就像小孩用粉色装饰砖块搭出来的建筑。他们在自家花园里开茶餐会,提供和别墅本身风格一样的印度油酥点心,他们都是聪明、见识广博的斯文人。但在非洲的印度人是一群特别贪婪的商人,和他们在一起,你永远不知道对面是一个独立的自然人还是某个公司的头头。我去过苏莱曼·维吉家,有一天我看到他家仓库的大院子上空降了半旗,我问法拉:“苏莱曼·维吉死了吗?”“半死不活了。”法拉说。“他还半死不活,他们怎么就在降半旗?”我问。“苏莱曼死了,”法拉说,“维吉还活着。”

我在接管农场前曾十分热衷于射击,也去游猎过好多次。成为农妇后,我就收起了我的来复枪。

马赛人,这个拥有牛的游牧民族,与农场比邻而居,住在河的对岸,他们中时不时就会有几个人到我的住处来,抱怨某头狮子拖走他们的牛,让我去帮忙把它打死。我总是有求必应。有时在星期六,我会步行去乌隆吉平原,给农场雇工们打一两头斑马开开荤,我的身后总会跟着一长串乐天的基库尤小孩。我在农场上打鸟,鸡鹑和珍珠鸡吃起来很不错。但有好几年,我没有真正打过猎。

我们仍常常在农场里讨论过往的游猎。露营地牢牢地钉在脑海里,就好像你生命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那里度过一样。你会像记得一个朋友的容貌般,清楚记得你曾在莽原上留下的一弯车辙。

我曾在游猎时目睹过一个水牛群,共有一百二十九头牛,它们一头跟着一头,从铜色天空下的晨霭中走出来。那感觉就好像这种长着威猛的平弯角、色深如铁的庞然大物不是在步步靠近,而是在我眼前当场被上帝之手创造,然后一完工就被派下凡间一样。我还曾目睹一个走过茂密原始森林的象群,日光透过繁盛的藤蔓斑斑驳驳地洒进来,它们缓缓踱步,似乎与世界尽头有一个约会。这幅带状画面像是一块古老珍贵的波斯地毯的饰边,是它的现实放大版,用绿、黄和黑棕色织染而成。我一次次地目睹长颈鹿队伍以它们怪异得无法模仿的植物般的优雅姿态穿过平原,好像它们不是一群动物,而是某种罕见的长茎斑点巨型花在缓缓前进。我跟踪过两只犀牛的晨踱,当它们在黎明的空气里喷气吸嗅时——太冷了,所以鼻孔会疼,看起来像是长谷里的两尊怪石在相依着享受生命。我见过日出之前的一弯残月下,王者之狮在猎食后穿过灰色的平原回家,它从脸颊到耳根都是血色的;或是在午睡之后,满足地卧在它的家族中,卧在非洲后花园里金合欢宽阔树荫下的短草上。

当农场生活变得无趣时,想想这些会让我喜悦。那些大动物还在,还在属于它们的领土上;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再次找到它们。它们的近距离存在为农场氛围带来一抹亮色和轻快。尽管法拉和我游猎时带的本地老仆人们都对农场事务日渐感兴趣,但他们仍盼望着再次出发游猎。

在野外,我学会了审慎行动。与你打交道的生灵们害羞而警惕,它们有一种在你不经意间避开你的天赋。没有任何家养动物可以像野兽一样沉静。文明人已经丧失了沉静的资质,在被荒野接纳前,必须向它学习修静的功课。轻缓行动的艺术,没有一丝唐突,是猎手首先要钻研的,对带着相机的猎手而言更是如此。猎手们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风同步,与景物的色彩和气味相融,必须让自己与合奏统一节拍。有时荒野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一律动,他们也必须跟上。

当你跟上了非洲的韵律,你就会发现,她所有的乐章都如出一辙。我向这个国度的野兽习得的,也适用于我与土著居民打交道。

如果说男人们生性热爱女人和女性的柔美气质,女人们生性倾慕男人和男性的阳刚气概,那么,对南方国家和南方民族的情有独钟就是北欧人的特质。诺曼人想必曾多次于异国陷入爱河,先是法国,然后是英国。十八世纪史书和小说里的绅士们一直在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等地游历,他们的天性里没有一点南方气质,却被另一极的事物完全吸引和掌控。古时,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画家、哲学家和诗人第一次来到佛罗伦萨和罗马的时候,会双膝跪地顶礼膜拜。

正是这群脾气暴躁的人,对异域世界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包容心。就像一个真男人永远不可能被一个女人激怒;对女人而言,一个男人,只要他仍是个男人,就永远无法被彻底轻视,或被全盘否定。同理,急躁的红头发北方佬也能无休止地包容热带的国家和民族。他们无法忍受国内的或与自己人交往时的烂糟事,但可以谦逊而顺从地接受非洲高地的干旱、不时的中暑、牛群的瘟疫,还有他们家土著仆人的无能。正是因为对方与自己之间存在差异,北方人在可能与之融洽交往的前提下,渐渐失去了对自身个性的坚持。南欧人或混血民族就缺乏这种特质,他们对此苛责或嗤之以鼻。正如男人的哥们儿会鄙视唉声叹气的恋爱中的人,同样,那些对自家男人缺乏耐心的理智女性对温驯的葛莉赛达也会怒其不争。

至于我,从刚到非洲的那几周开始,就对土著产生了一种热爱。这是覆盖所有年龄、不分性别的强烈情感。对深肤色民族的探索让我的世界华丽地拓开了一大片。我这种情形啊,就好比一个天生与动物有心灵感应的人,出生在一处没有动物的地方,然后在晚年才接触到动物;或是一个对森林草木有着本能喜爱的人,在二十岁时才第一次踏入森林;或者某个有音乐天赋的人,在成年后才第一次听到音乐。遇到土著之后,我的日常生活节奏才开始与交响乐章同步。

我的父亲是丹法军队的军官,他年轻时在都佩勒做中尉,写过一封家信:“在都佩勒,我是一支纵队的军官。工作艰辛,但很光荣。对战争的热爱也是一种激情,你像迷恋年轻女人一样爱着你的士兵——爱到发疯,而且爱着一个时不会排斥另外一个,女孩们都了解这一点。不过对女人的爱一次只能投向一个人,对你手下士兵的爱却可以包括整个军团。如果可能,你甚至希望爱得更大。”土著和我之间,是一样的。

想了解土著并不容易。他们耳朵很灵,瞬息即逝。如果你吓到了他们,他们会一秒内退回自己的世界,像野兽受到你唐突的惊吓而逃跑一样——就那么不见了。除非你已经很了解一个土著,否则不可能从他嘴里得到直截了当的答案。对于直接疑问句,比如他有多少头牛,他总迂回地回答:“像我昨天告诉你的那么多。”这种回答方式对欧洲人来说很伤感情,不过,很可能这种问话方式对土著来说也很伤感情。如果我们对他们施压或穷追不舍,想从他们口中套出一些对行为习惯的解释,他们就会尽可能地退让,然后用一种荒诞可笑的错觉把我们引到歧路上去。即使是小孩,在这种状况下也有老牌手的素质,他们才不关心你是高估还是低估了他们手上的牌,他们只求让你搞不清真相。如果我们真正闯入了土著的宇宙,他们的举止就会像被你的棍子捅进蚁穴的蚂蚁一样。他们孜孜不倦地抹去伤害,迅疾而沉默,好像在抹去一次不当的举止。

我们不知道,也无从想象,他们所畏惧的来自我们双手的威胁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会觉得,他们害怕我们,就好比你害怕一阵突如其来的可怕噪声多于害怕吃苦或死亡。但我也说不准,因为土著们善于拟态。在香巴的清晨,有时你会遇上一只鸡鹑从你的马前方飞过去,她的翅膀好像断了,好像很害怕被狗逮到。但她的翅膀根本没断,而且她也不怕狗,情急时她会对着狗飞沙走石。她这么做只是因为她把一窝雏鸡藏在了附近,她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和鸡鹑一样,土著假装害怕我们是因为某种更深层的恐惧,这恐惧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猜不到。也可能,他们对我们的行为表现归根到底只是某种奇怪的玩笑,这些害羞的人其实根本不怕我们。对于生命,土著不像白人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意识。有时在游猎,或是在农场上,在极端紧张的片刻,我与土著同伴目光相触,那一瞬间会感觉到彼此之间相距甚远,我对所冒风险的忧虑让他们不解,我忽然意识到可能他们的生活与自身生命本就水乳交融,这一点我们永不能及,就像深海里的鱼一辈子也不能理解我们对溺水的惧怕。他们拥有这种潜游般的本领,我想,是因为他们仍保持着一种智慧,那是被我们的祖辈丢失的智慧。在各个大陆之中,只有非洲可以教会你:神魔是合一的,最高力量永远共生,它们不是两个独立永存的权威,而是同一个。土著从不混淆人,也不分立实质。

通过游猎和农场生活,我和土著逐渐从相熟到相交,我们成为好友。我接受了这一事实,尽管我永远无法真正懂得他们,他们却彻底摸透了我,且能感知我要做的每个决定,甚至比我自己确定得都早。我曾在吉尔吉尔有一个小农场,我坐火车来往于吉尔吉尔和恩贡,在那里住帐篷。我可能非常突然地在吉尔吉尔下个决定,一下雨我就回自己家。但当我回到基库尤火车站时——这是铁路沿线上我们那一站,从那里到农场有十英里,竟有我的仆人在那里牵着骡子等我骑回家。我问他们是怎么知道我要回来的,他们就会环顾左右,而且看起来很不自在,似乎是害怕或是嫌烦,就像有个聋子坚持要我们解释一支交响乐时,我们会表现出来的神情一样。

当土著已经对我们的唐突和迸发的噪声感到安全时,他们就会坦率地对我们说起好多事情,比欧洲人彼此之间要坦诚得多。他们从来靠不住,却异常真诚。“好名字”,也就是声誉,在土著世界里意义重大。不知从何时起,他们似乎已经起草了一份关于你的联合评定书,之后就不会再有异议。

有时农场上的生活十分寂寞,在凝滞的夜晚里,时钟一分钟一分钟滴落,生命仿佛也随它们离你而去,只是因为没有能说得上话的白人。但我一直能感觉到土著们沉默而模糊的存在,与我并肩同行,尽管我们处在不同的层面。我们彼此交相呼应。

土著是非洲的血肉化身。裂谷之上雄伟的隆戈诺特死火山、沿河的广阔合欢树、大象或长颈鹿,都不如土著——这些无垠布景里的小人更能真实地代表非洲。所有一切都是同一心念的不同表达,同一主题的变奏曲。这不是异质元素的东拼西凑,而是相同质素的各种契合,好比橡树叶、橡实和橡树产品本是同根生一样。穿着长靴的我们永远都匆匆忙忙,常常与全景不协调。土著却与它一致,高瘦、黝黑的黑眼睛民族跋涉的时候,通常是一个紧随一个,因此即使是最重要的本土交通要道,也只是狭窄的步道;或是他们在土地上劳作、放牛,或举办舞会,甚或告诉你一个故事时,都是非洲本身在漫步,在跳舞,在逗你欢欣。在高地上,你忆起诗句:

我发现

土著们尊贵

而移民者无趣

殖民地在变化,而且自我定居后已经变了很多。我只是尽可能精确地记录我在农场的体会,以及关于这个国家、关于平原上和森林中的栖居者的故事,这或许有一点历史价值。 Yh47DEuws7Yb3EgM+Wrtljd4Hk+W0kz5fc6MnDq7naNAzwblpfFutSPsa8kQ5R2d



第二章

一个本地小孩

卡芒提是个基库尤小男孩,是我的一个佃农家的儿子。我那时和佃农家的小孩们都很熟,因为他们都在农场上为我做工,常在我家周围的草地上放羊,而且坚信这里总会有什么趣事发生。卡芒提在遇到我之前肯定已经在农场上住了好些年,我猜他一定过着某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像病兽离群索居。

那一天,我骑马穿过农场平原,第一次遇见他,他正在那里牧羊。他是你见过的最可怜的小东西,头很大,身子却出奇地瘦小,手肘和膝盖都像木棍上的树瘤一样突出,两条腿从大腿到脚后跟都长满了烂疮。在平原上,他看起来格外渺小,这让你异常震撼,这么多的苦难竟可以集中在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身上。我停下来对他说话,他没有回答,而且好像没看到我。在他呆板却棱角分明、疲倦又无限容忍的脸庞上,一双眼睛没有一丝神采,像死人眼一样暗淡。他看上去活不了多久了,你都能预见到秃鹫们——它们从来都在平原上的死亡附近——高高地在他头顶上方苍白发热的空气里盘旋。我叫他第二天来我家一趟,那样我可以试试给他治病。

对农场的人来说,大多数早晨,九点到十点这段时间,我是个医生。就像所有大庸医一样,我有一大堆病人。那时每天至少有两个病人等在我家门口,多的时候有十来个。

对于意料之外的事情,基库尤人能够自我调节来适应。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白人不同。大多数白人在奋力避开命运的未知和突袭。黑人顺应天命,他们一辈子都在命运女神的股掌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就是他们的归宿,是草棚里熟悉的黑暗,是塑造他们根系的模子。他们以巨大的平和面对生命中的一切变数。我相信,黑人在他们的主人或医生,或是他们的神身上,最渴望也最看重的特质,就是想象力。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偏好,在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心中,阿拔斯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是最理想的统治者;没人能预测他接下来的行为,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会出现在哪儿。当非洲人说起神的性格时,他们会像在谈论《一千零一夜》,或者像在讲《约伯记》的最后几章,震慑他们的是同一种特质——想象力的无边魔力。

我自认为我作为医生深受欢迎,名声在外,其实多亏了佃农们的这种性格特征。我初来非洲时,和一个德国大科学家同坐一条船,他带了超过一百只小白鼠和豚鼠上船,这是他第二十三次试验昏睡病的疗法。他告诉我,他和土著病人间的最大障碍根本不是他们缺乏勇气——面对疼痛或大手术时,他们通常不流露一丝畏惧,而是他们极度厌恶规律的重复治疗和系统的整体疗程。德国大医生无法理解这一点。但当我自己开始了解土著后,他们的这种特性成为我最为欣赏的特性之一。他们拥有真正的勇气:对危险的纯粹爱好。这是创造物对造物主宣读命运的真实回应——当苍穹发语时,大地隆隆回响。我有时会想,他们发自内心对我们的恐惧,其实是恐惧我们的故意卖弄。落在一个呆子手里,他们死不瞑目。

我的病人在屋外平整的游廊里等候。他们蹲在这里,猛烈咳嗽、流着眼泪的男人身形枯槁,斗殴的瘦高个年轻人顶着熊猫眼和肿嘴唇,还有带着病儿的母亲们,那些孩子挂在她们的脖子上,就像枯萎的花朵。我经常要治疗严重的烧伤,因为基库尤人晚上睡在他们草棚里的火堆旁,燃烧的木堆或炭块会倒塌,可能烫到他们身上。有时我的药品库存用完了,会发现蜂蜜倒是治疗烧伤的好药膏。游廊的气氛生机勃勃又高度刺激,像是欧洲的赌场。我出来的时候,活跃不绝的低语会戛然而止,沉默中孕育着无限可能,魔力时刻即将来临。他们通常等我亲自来挑选第一个病人。

我对行医知之甚少,就是急救课程里学的那点皮毛。我的神医名声因为几次侥幸的治愈而传播开来,却不会因为犯下的灾难性错误而被人诟病。

要是我可以保证每个病人都药到病除,说不定这些病人会渐渐散去,那样我会建立一种专业威信——这里确实有一个从沃拉伊亚来的能干医生。但他们还会不会相信神与我同在?因为他们见识过大旱的年份,夜晚平原上的狮子,孩子独自在家时周围的花豹,从无名地方飞来田地、途经之处不留一草一叶的大群蝗虫,这一切都让他们了解神。他们也体味过蝗群飞经玉米田却没有停留时那不可思议的美妙时光,或是某年的春雨来得早而充沛,让所有的田地和平原开满花朵,馈赠他们丰渥收成的喜悦时日,他们也了解这样的神。所以只要关乎生命中的重大事件,这个很有能耐的沃拉伊亚医生恐怕终究只能是个外人。

让我惊喜的是,卡芒提真的在我们初遇的次日清晨出现在我家门口。在场还有其他三四个病人,他在他们后面,站得笔直,脸色依旧像个死人。看来归根结底,他对生命还是有些依恋的,并且下定决心做最后的尝试,留住它。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证明了自己是个卓越的病人。他谨遵我要求的时间过来,一点不差,而且当我告诉他是隔两天还是三天复诊时,他对时间很注意,这在土著里不常见。他用某种斯多亚学派的坚忍来忍受我对脓疮的艰难治疗,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病人。他的方方面面都足以让我把他树立成其他病人的楷模,但我没这么做,因为他同时也带给我精神上的极大不安。

难得我能遇上这么一个小野兽,一个极度与世隔绝的人,而且他带着一种坚定而致命的顺从,彻底拒绝周遭所有生命。我问话,他才回答,从不主动蹦一个字,也从不看我。他没有怜悯心,当其他病童被清洗包扎时,他带着一丝轻蔑的耻笑,从不为他们的眼泪所动,也从来不看他们。他无意与周遭世界有一丁点的接触,因为他所了解的接触全部太过残忍。面对疼痛时,他的灵魂拥有一种古老勇士的不屈。再糟糕的东西也不会让他惊讶,他的整个生命和人生观都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

这一切显得庄重古典,让人想起普罗米修斯宣告的信念:“疼痛组成了我,仇恨成就了你。如今你撕裂我,我不在乎。”以及“嘿,放马过来吧。既然你是无所不能的。”但当这一切发生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时,会让人不舒服,让你灰心丧气。我想,上帝面对这么个小人的这种态度时,又会怎么想?

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拿正眼看我,主动和我说话时的场景。那时我们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而我已经放弃了第一种治疗方式,正在尝试新方法——一种我从书里查到的热药膏。因为我急着把这件事做得彻底些,结果把药膏调得太烫了,我把药膏敷在他腿上轻轻拍打时,卡芒提开口了:“穆萨布。”他说完,狠狠瞪了我一眼。当土著对白人女人说话时,他们用这个印度词语,但他们的发音有点变化,把它变成了一个非洲口音的词,带了种断词的口气。现在这个词语从卡芒提的口中说出,是一声求救,也是一声警告,像是一个忠实好友在阻拦你做某件有失身份的事情。我后来回顾这件事时燃起了信心。我有医生的抱负,而且也很抱歉把药膏调得那么烫,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这是野孩子和我之间第一缕理解的曙光。这个一辈子都在受苦的人,他除了苦难别无他想,却没想到苦难会来自我。

虽然我一直在医他,他的病却并没好转。很长一段时间我坚持给他的病腿清洗包扎,但这个病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他有时会好一点,接着脓疮又在新的地方暴发。到最后我决定带他去苏格兰教区的医院。

我这次的决定要他命了,而且很可能触动了卡芒提——他不愿去医院,但他被自己的人生和人生观羁绊,无法反对任何事情。当我开车带他去教区,把他送进医院大楼时,他在全然陌生和神秘的环境里战栗了。

苏格兰长老会和法国罗马天主教会都是我的邻居:一个在农场西北十二英里外,比我们高出五百英尺;一个在农场以东十英里,地势更加平坦,比我们低五百英尺。我本身对教会并不亲近,但和两边的关系都还不错,而且对他们彼此之间长期的敌对状态有些惋惜。

法国神父是我最好的朋友。星期天的早晨,我常和法拉一起骑马过去听弥撒,一是因为想说说法语,二是因为骑马去教会的这段路很宜人。有很长一段路从森林部的老篱笆农场里穿过,合欢树带劲的清新松香在早晨闻起来甜美喜人。

罗马天主教会不管在哪里都能保持氛围,这真让人叹服。神父们在本地会众的帮助下,自己设计并建造了教堂,他们理应为它骄傲。这是一座精美的灰色大教堂,上面建有钟楼,下面是露台和楼梯。它矗立在一个广阔的庭院里,就坐落在他们的咖啡种植园正中,它是殖民地最老的教堂,而且管理有方。庭院的另两边是有拱廊的食堂和修道院小楼,学校和磨坊在下游的河边,要想走教堂的骑道,你得骑马踱过一座拱桥。这座桥全部用灰色石头打造,当你骑马过桥后,眼见它在背景中那么工整动人,就像是坐落在瑞士南部或是意大利北部的某座桥。

弥撒结束后,友善的神父在教堂门口耐心等我,邀请我穿过庭院去宽敞凉快的食堂里喝上一杯。我在那儿听他们讲话,他们对殖民地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远到最犄角旮旯的地方都了如指掌,真是神奇;他们也会用某种甜蜜和蔼的对话来客套,从你这儿套取你可能掌握的任何消息,就像一小群闹哄哄、毛茸茸的棕色蜜蜂——因为他们都留着浓密的大胡子,为了花蜜死死地叮在花朵上。他们虽然看似对殖民地生活很感兴趣,但还是按老样子维持着自己的法式流放生活,耐心而喜悦地敬重着某种神秘自然的高级力量。你觉得,要不是这种未知的神力把他们留在这儿,他们根本不会留下,也不会有带有高高钟楼的灰色石头教堂,也不会有拱廊、学校,或是整洁的种植园和教区的其他建筑。当他们传达完解救的福音后,就会留下殖民地的一切自生自灭,像蜜蜂一样急不可待地杀回巴黎。

我去教堂和食堂的时候,法拉总会牵着两匹小马。在回农场的路上,他会察觉到我的喜悦——他自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从不碰酒精,但他把弥撒和红酒视作我信仰中的两项规定仪式。

法国神父们有时骑摩托车来农场,留下来吃午饭,他们给我讲法国作家拉·封丹的寓言,并给我讲关于咖啡种植园的金玉良言。

我不太了解苏格兰长老会。那里有极好的视野,能看到周边所有的基库尤村庄,但即便如此,教区还是给我一种“盲”的印象,好像它本身对什么都熟视无睹。苏格兰长老会努力让土著穿上欧式服装,我觉得这怎么说都对土著没什么好处。但他们教区有一家很好的医院,我在非洲期间,亚瑟医生——一位仁慈而聪明的主治医生,是医院的负责人。他们救了农场上很多人的命。

他们把卡芒提留在苏格兰长老会教区整整三个月,其间我见过他一次。我骑马去基库尤火车站时会路过教区,这里有一段路紧靠医院的空地。我瞥见卡芒提在那里,他一个人,离康复期的其他病人有一段距离。这时候他已经好多了,能跑了。他一看见我就跑到栅栏旁,跟着我一直跑到路的尽头。他继续在栅栏的另一侧小跑,像是你骑马经过牧场时吸引的一匹小马驹,他一直盯着我的马,但一言不发。跑到医院广场的死角后,他不得不停下来,我继续骑行,回头看到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头仰得老高,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完全就是一头小马驹的神情。我向他挥了几次手,一开始他完全没反应,然后突然间像个泵枪一样高高地举直了手臂,但就举了那么一次。

卡芒提在复活节的星期天早晨回到我家,交给我一封医院的信,信上宣称他好多了,他们觉得他已经完全康复。他肯定已经知道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因为在我读信的时候,他一直专注地盯着我的脸,却不肯参与讨论,他脑子里打着更大的算盘。卡芒提一向有种镇定自若,或者说矜持的骄傲,但这一次,他竟因为强忍住的欢喜而神采奕奕。

所有土著都强烈地热爱戏剧效果。为了给我一个惊喜,卡芒提把他的腿缠上了旧绷带,一直缠到膝盖。他显然看出了这一刻意义重大,不是因为自己运气不错能够康复,而是想无私地把这快乐传达给我。他很可能仍记得我因为治疗的屡屡失败而心烦意乱,而且也知道医院治疗的效果惊人。随着他慢慢地把从膝盖到脚后跟的绷带拆除,下面露出了完整光滑的双腿,只有一点灰色疤痕依稀可见。

极其平静地见证了我的惊喜后,卡芒提宣布了一条更震撼的消息——他现在是个基督徒了。“我和你一样。”他说。他补充说觉得我应该给他一卢比,因为耶稣在那天复活。

他跑回自己的家探望。他的妈妈是个寡妇,住得离农场有点远。我后来从她那里听说,卡芒提那天破天荒地向妈妈敞开了心扉,说到对那些陌生人的印象,以及他在医院里是如何接受治疗的。但他去过妈妈的草棚后就回我这里来了,好像理所应当地觉得,自己就属于这里。此后他开始服侍我,直到我离开这个国家——大概十二年。

我第一次遇到卡芒提的时候,他看起来只有六岁。但他有个兄弟看起来有八岁,并且两兄弟一致认为,卡芒提年龄大些,所以我猜他肯定是因为长期的病痛影响了发育,他那时很可能有九岁了。现在他长大了,看上去却还是像个侏儒,或者说像个残疾人,尽管你没法确凿地说出他到底哪里不对劲。他棱角分明的脸庞渐渐变得圆润,走路和行动也都更加自如,我倒不觉得他难看,但很可能我是带着造物主的眼光看他的。他的腿一直像木棍一样细,外形也一直怪异而滑稽,像是魔鬼;只要稍微改动一点,他就可以坐在巴黎圣母院钟楼上俯瞰众生。他身上有种鲜明的特质和活力,要是放在一幅画里,可以成为最强烈的色块,因此他让我家变得别致。他的脑子总是不太对劲,至少如果有个白人像他这样,你会说他极度古怪。

他是一个思考型的人。也许因为遭受过那么多年的苦难,他养成了回顾事物的习惯,而且对什么见闻都有自己的见解。他一辈子都特立独行,茕茕孑立。即使和其他人同做一件事,他也有不同的做法。

我为农场的孩子开办了一所夜校,找来本地老师教书。我的老师们都是从教会里找来的,而且我一度同时请了三个教会——罗马天主教、英国国教和苏格兰长老会的老师。这个国家的土著教育严格遵循宗教教义,据我所知,除了《圣经》和赞美诗歌本,没有其他书籍被译成斯瓦希里语。我在非洲期间,曾计划为土著们翻译《伊索寓言》,但一直没时间实行。不管怎么说,学校是我在农场上最心仪的地方,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中心。我在那座铁皮老仓库里度过了快乐的夜晚时光。

卡芒提会跟我一起去,但他不会和小孩们一样坐在学校的长凳上,而是和他们保持距离,好像有意识地对那些愿意入学的小孩子的学习和他们无知的欢欣充耳不闻。但在私密的厨房,我见过他凭着记忆,一笔一画地、荒谬地临摹那些从学校黑板上看来的字母和数字。我认为,即使他愿意,他也无法和其他人友好相处。在他生命的早期,有些东西被扭曲封存起来了,现在可以这么说,他的不合群再正常不过了。他用真正侏儒特有的、傲慢自大的灵魂来认知自己的孤立,当发现自己与全世界格格不入时,他认为扭曲的是世界。

卡芒提花钱很精明,他开销极少,而且和其他基库尤人做过好几笔划算的山羊生意。他年纪轻轻就结婚了,结婚在基库尤人的世界里可是一件花钱的大事。同时,我听过他清晰而独创性地从哲学上推论出金钱的无用。他与生命整体关系独特,他可以掌控生命,却对它不予好评。

他从不懂得赞美。他能认可也赞赏动物的智慧,但我认识他那么久,只听过他赞许过一个人有头脑。那是个年轻的索马里女人,几年后才来到农场住下。他的笑声带着一丝嘲弄,任何时候他都这么笑,但主要还是嘲笑其他人的自信满满或豪言壮语。所有土著的血脉中都流动着一种恶意——尖酸地取笑出错的事情。这对欧洲人来说很伤人,而且让人厌恶。而卡芒提将这种特质发挥得登峰造极,甚至连自己都不放过,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的失望或灾难,他都能从中发现笑点。

我在基库尤老妇那里也遭遇过同样的心态。她们在火里煨烤过无数次,与命运女神血水交融,无论何时与她们直面,都能像对待自己的老姐妹一般,感同身受地坦然接受她们的讽刺。过去在农场,我会在周日早晨让仆人给老妇人们分发鼻烟粉“汤贝可”——土著们这样叫,我自己则赖在床上。因此,星期天会有一堆古怪的客人围着我家,气氛就像个养鸡场,挤满了又老又皱、瘦巴巴的秃毛鸡。她们咯咯咯的笑声压得很低——土著很少大声讲话,钻进我卧室敞开的窗户。一个特别的周日早晨,斯文而生动的基库尤交谈细流突然升了个调子,激起了欢乐的涟漪和瀑布。我把法拉叫来,问他那里正发生着什么特别好笑的事情。法拉本不想告诉我,原因是他忘记买鼻烟粉了,所以老妇人们今天山长水远地走过来却一无所获——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布里”。这件事后来成了基库尤老妇们娱乐的段子。有时我在玉米田里的路上遇见她们当中的谁,她就会在我面前站定,接着用弯曲而骨感的手指戳戳我,老巴巴的黑脸庞堆满笑,然后所有皱纹都被一条隐秘的细绳一扯,通通挤成了一团。她会提醒我那个周日,她和姐妹们为了鼻烟粉,走啊走,走到我家,却发现我忘记买了,连鼻烟粉的影儿都见不着——哈哈,穆萨布!

白人常说,基库尤人不知感激。不管他们怎么说,卡芒提从不忘恩负义,他甚至会表达他的责任感。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好几年后,他多次热心地帮我,甚至为我做我没开口的事情。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说,如果不是我,他早就死了。他也用其他方式来表达感激,用某种特别仁慈、助人为乐的态度来对待我,或许更准确的词是容忍。可能他一直记得和我有同样的宗教信仰。我想,在他看来,在这个满是傻瓜的世界里,我比其他人更傻。从他开始服侍我、将我俩命运相连的那天开始,我就察觉到他落在我身上的警惕而敏锐的目光,我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受到他明确而不偏不倚的批判。我相信,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我怪得无可救药,愿意揽下给他治病这个大包袱。但他一直对我有极大的兴趣和同情心,也尽己所能引领我穿越巨大的无知。有好几次,我发现他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殚精竭虑,并且做好了准备要解释他的指教,以便让我更容易理解。

卡芒提在我家先是遛狗,后来变成了我的医务助理。从那时起,我发现了他的双手有多么灵巧,尽管从外形上来看无法想象。于是我把他派进厨房,给我的老厨子艾萨打下手,做厨房学徒。艾萨后来被杀了,死后卡芒提接替了他,和我一起的日子里,卡芒提一直是我的厨子。

土著通常对动物没有感情,但卡芒提不是,就像在其他方面他也与众不同一样。他是个很有威信的遛狗员,而且把自己和狗视同一体,会跑来跟我说狗想要什么、缺什么或它们在想什么。他照顾的狗身上没有跳蚤——一种非洲的害虫,好多次在深夜里,他和我被狗的怒嚎叫醒,一起就着防风灯的光线给狗一个个地挑走跳蚤。凶残的大蚂蚁——西亚福——会过来,一路上把所有跳蚤吃光光。

他在教会医院时一定也曾留心偷师,就像他一直以来那样,不带一点敬畏,也不着迷,因为他曾给一位足智多谋又异想天开的医生当过助理。他离开医务助理这个职位后,有时还会从厨房里钻出来,参与某个病症的处理,给我非常合理的建议。

但他做厨师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无法被归类。这是他的天性,直接跳过了才干或禀赋这些基础词语,厨房里的他神秘而令人费解,就像以往你和天才们打交道时的情形一样。在厨房,在这个烹饪的世界里,卡芒提就是个天才,甚至逃不过天才的命定悲剧——个人对自身力量的无能为力。如果卡芒提生在欧洲,能投身一位良师门下,他很可能会成名,会成为史上风头无二的丑角。但在非洲,他也为自己赢得了名声,像大师一样对待自己的作品。

我本身就很爱厨艺,第一次回欧洲的时候,我师从一位著名餐厅的法国大厨,因为我觉得,要是能在非洲做出美食会很有趣。出于我对这项艺术的热爱,大厨白赫谢先生那时曾邀请我加入他的餐饮行业。现在我有卡芒提在身边,就像有个一同下厨的小精灵,这种热爱再次攫住了我。我们在一起工作会很有前景。我想,“野蛮人”对我们的烹调艺术竟有天然的直觉,真是不可思议。如果有人因为颅相学家给他展示了“神学雄辩之术”在人脑中的位置,而重新找到对神的信仰,那么我觉得我就像他一样:如果“神学雄辩之术”的存在可以被证实,那么神学本身的存在就被证实了,最后,也就证实了神的存在。

在厨艺的各个方面,卡芒提的动手能力最为惊人。厨房里高明的花哨技巧在他黝黑弯曲的一双手里都是小儿科。这双手天生就知道关于煎蛋卷、千层塔、调味汁和蛋黄酱的秘密。他有种让一切变得轻盈的特殊天赋,就像传说中的幼年基督用黏土捏出鸟来,就能让它们飞。他鄙视一切复杂的工具,好像无法容忍它们的过分自主。我给他打蛋器,他把它放到生锈,直接用我修草的除草刀打散蛋清,打出的蛋白像轻盈的云朵一样高高叠起。作为厨师,他有极富洞察力和灵感的双眼,可以从整个养鸡场里挑出最肥的一只鸡,他用手煞有介事地掂掂鸡蛋,就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下的。他仔细斟酌来改善我的伙食,而且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沟通办法,从他一个远方为医生工作的朋友那里给我搞来一种极好的生菜种子,我自己苦找了好多年都徒劳无获。

他对食谱有高超的记忆力。他不会阅读,也不懂英语,因此烹饪书对他没用,但他根据某种自创的系统分类法——我永远搞不清是什么,把我教他的一切都储存在了他并不好看的脑瓜里。他用当天发生的事件来为菜式命名,所以他有“闪电劈到树”酱汁和“灰马死掉”酱汁的说法,但他从不会混淆任何两样东西。只有一件事,我没法成功让他牢记,那就是一餐中的上菜次序。有客人来赴宴的时候,我就必须给他画好一幅图画菜单:先是一个汤盘,然后是一条鱼,接着是一只鹧鸪,或一颗洋蓟。我不大相信这个缺陷是因为他记忆力有问题,我反而觉得,是他打心眼儿里认定万事万物都有个尺度,这种完全不重要的事情不值得他浪费时间。

跟这个小魔怪一起工作很让人激动。名义上,厨房属于我,但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我觉得不单是厨房,甚至我们身处的整个世界,都移交到了卡芒提手里。因为他透彻地理解我对他寄予的期望,所以有时他在我话还没讲明之前,就帮我把愿望完成了。我没法解释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或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有人竟可以如此擅长一件事,却对它的真实含义一无所知,甚至除了轻蔑以外没有一丝感觉,这实在太奇怪了。

卡芒提不知道我们的菜肴到底是什么滋味,他虽然改变了信仰,也和文明建立了联系,但他打心底还是个正统的基库尤人,植根于部落传统和对传统的信念中,把这些看作生而为人唯一值得的生活方式。确实,他有时也会尝尝自己做的食物,但马上一副怀疑的嘴脸,像个从自己的大坩埚里啜了一小口的巫婆。他坚持吃祖祖辈辈一直在吃的玉米棒子。即使智慧如他,有时也会出错,他会给我送上基库尤的美味——一个烤红薯或是一块肥羊肉,就像只跟着人类生活很久、训练有素的狗会在你面前的地板上放上一块骨头作为礼物一样。我觉得,他一直以来都默默地把我们费尽心思吃饭这件事看作精神失常。我有时试着从他那里套话,想知道他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尽管他在很多话题上都直言不讳,但在另一些话题上却缄口不言,于是我们只能一声不吭地并肩在厨房里工作,不再提烹饪的意义。

我把卡芒提派到穆塔伊加俱乐部去学艺,要是我在内罗毕哪个朋友家里吃到新奇佳肴,也会让他去向厨子请教。当他以学徒身份毕业时,我家在殖民地已经以美食闻名了。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快乐。我渴望有观众欣赏我的艺术,也乐意让朋友们来和我一起用餐,但卡芒提根本不关心任何人的赞美,只是仍然牢记每个常客的口味。“我要用白葡萄酒为伯克利·科尔老爷煎鱼。”他很严肃地说,好像在谈论一个神经病,“他亲自给你送来白葡萄酒,就是给你煎鱼用的。”为了了解权威的想法,我邀请内罗毕的一位老朋友——查尔斯·巴培特先生来赴宴。巴培特先生是了不起的老一辈旅行家,比《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斐利亚·福克还要早一代。巴培特先生走遍了世界,尝尽各地最好的美味,只要还能尽享当下,他根本不在乎什么未来。五十年前有关运动和登山的书里写有他当运动员时的壮举,还有他在瑞士和墨西哥登山的故事。另外有本书关于著名的赌注,叫作《易来易去》,从里面你能读到他是怎样为了一个赌注,穿着燕尾服、戴着高顶礼帽游过泰晤士河的;更加浪漫的是,紧接着,他就效仿希腊传说中海洛的情人利安德和拜伦男爵,游过了达达尼尔海峡。我很高兴他能来农场和我面对面吃一顿晚餐,亲自下厨招待一个喜欢的人会有种特别的喜悦。作为回报,他告诉我他对食物,还有世界上许多其他事物的见解,他说,这是他吃过的最棒的晚餐。

威尔士亲王也来农场吃过晚饭,这让我感到莫大荣幸,他盛赞我的一味坎伯兰调味酱汁。这是卡芒提唯一一次兴致勃勃地听我复述别人对他厨艺的称赞,因为土著非常看重国王,很喜欢谈论他们。几个月后,他渴望再听一遍,他像一册法语读本一样提出问题:“苏丹王子喜欢猪肉料理的酱汁吗?他都吃完了吗?”

在厨房事务以外,卡芒提也处处向我表达他的善意。他想用自己对生活中利益和危险的见解来帮助我。

一个晚上,已经过了午夜,他突然拎着防风灯走进我的卧室,沉默不语,好像在执勤。那时他应该才来我家不久,因为我记得他很小。他像一只在房间里迷路的黑色大蝙蝠一样,站在我的床边,大耳朵张得开开的,或者说像一小丛非洲鬼火,因为他手里拿着灯。他十分严肃地对我讲话,“穆萨布,”他说,“我觉得你最好起床。”我困惑地坐起来,觉得如果真有什么要紧事发生,那也应该是法拉来叫我。当我又一次让卡芒提离开时,他还是不动。“穆萨布,”他又说一遍,“我觉得你最好起床。我觉得上帝来了。”我一听马上下床了,问他为什么这么想。他严肃地把我领到朝西面山的饭厅,这时,我透过门上的窗户看到了异象。山那边有一团大火正在熊熊燃烧,从山顶烧到平原,一路上的草全烧着了,从房间里看去就像是一条垂直线,看起来确实像个巨人的身影正走向我们。我站了一会儿,看着它,卡芒提也站在我身边看,然后我开始向他解释。我本打算安慰他,因为我以为他被吓坏了,但是解释好像对他并不起作用,他显然觉得叫我起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那好吧,”他说,“可能是你说的这样。但我还是觉得你最好起床,万一真是上帝来了呢。” Yh47DEuws7Yb3EgM+Wrtljd4Hk+W0kz5fc6MnDq7naNAzwblpfFutSPsa8kQ5R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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