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回归之路

长期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吴庭艳流亡期间对越南大小事务失去接触，对世界整体形势，尤其对印支政治不熟悉。如果这样说的话，他已经有21年不担任公职了。可事实表明，吴庭艳从未真正退隐，而且拥有便捷的途径保证他对各类动向的了解，至少不用担心法国警察拦截信息。如前所述，他的家族在越南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吴庭艳排行第三，两位兄长特别是二哥吴庭叔的天主教会背景为其重要的依托。20世纪20年代，吴庭叔一直在罗马研究神学，与世界各地天主教徒结成了朋友。1938年5月，他担任了主教，是获得这个职位的第三位越南人。在公开演说中，他必然提到已故的父亲。吴庭艳还有三个弟弟，年龄相仿，但性格差异颇大。吴庭瑾（Ngo Dinh Can）是兄弟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基本就没离开过顺化，性情残暴，而吴庭练（Ngo Dinh Luyen）见多识广，通晓几种语言，在欧洲展开活动，充当吴庭艳的顾问，有时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和保大对话。吴庭儒排行老四，既不像瑾那样守旧，也不如练那般优雅，更未追随兄长们参与到法院政治中，30年代大部分时间在法国学习，先取得了文学学位，后在巴黎著名学府学习图书馆学和古文字学，30年代末回到越南，1945年获得河内国家图书馆的高级职位。越南八月革命后，吴庭儒涉足政坛，卖力地动员天主教徒支持吴庭艳。1947年到1948年，他协助吴庭艳，却未能改变保大方案，保大从香港去欧，他跟随身后继续游说这位君主，同时动员在法国的越南留学生和工人支持吴庭艳。尽管吴庭儒如此活跃，但和他的兄长们比起来还是低调的，返回越南后和其妻陈丽春迁居到越南南部的达莱。在那里，他和一些知识分子建立学会论坛，吴庭儒认为自己和兄弟们不一样的是，自己是个有思想的人。他对法国天主教思想家伊曼纽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的人格主义哲学颇感兴趣。

30年代初，大萧条使穆尼埃批判自由资本主义，尤其是对个人主义的批判，认为它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疏远和剥削。这位思想家也一样批评马克思主义及其对集体性的强调。穆尼埃预言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因此将兴起，在这个秩序下，个人需求和社会繁荣都将各有其位，而无须任何一个变成社会政策的唯一中心。他主张，这个新的秩序是围绕一个他称之为“人”的概念而组织的。人类存在不仅仅是经济术语、社会政策和实践，而是精神需求和物质需要的协调。穆尼埃的人格主义思想对当时的许多知识青年具有相当的影响，这段时间，吴庭儒正在法国就学，认识了穆尼埃，为他的哲学所打动。然而，吴庭儒的理解后来被证明是很片面的，他真正接受的仅仅是其中反共和反西方民主的因素，经过他的改造、包装，服务于吴氏专制统治的“人格主义”被高高挂起。吴庭儒当然不是醉心于研学，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他在意识形态宣传和协调方面的才华远不如胡志明和其他共产党领袖，他的最佳才能区是从事秘密活动。 ^[8] 吴庭儒之所以深得吴庭艳的欣赏和信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建立了一个颇为神秘的组织，在吴庭艳上台后进一步发展为控制南越政治的工具，这就是长期以来像谜一般存在的“革命人格主义工人党”，简称勤劳党（Can Lao Party）。

该党是1953年由吴庭儒和一些知识分子筹组的，办杂志，搞研讨会，阐发人格主义思想，看似与政治无关，实则是吴庭儒的一种政治投资。在组织内部，影响紧随他之后的是陈国宝（Tran Quoc Buu），此人乃越南重要的工会领导人。40年代末，劳工运动处于非法状态，1952年才获得合法化，越南劳工联盟隶属于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国际基督教贸易联盟。大约就在此时，他被介绍给吴庭儒，成为创建勤劳党的成员之一。而吴庭儒也借此掌握了南越最大的工会组织。勤劳党正式成立是在1954年8月，随即被吴庭儒一人掌握，此时吴庭艳刚刚就任总理不过两月。但吴庭儒实际上也只控制以西贡为中心的南圻，中圻组织由吴庭瑾掌管。勤劳党的入党誓词是，必须毫无保留地效忠于吴庭艳兄弟，且党徒身份保密，内部实行等级集权制，如此一来，该党完全处于吴氏兄弟控制之下，通过渗透到各权力岗位来控制政府，确保对吴庭艳的绝对支持。勤劳党还渗透到军队，军官的升迁不唯能力，唯一的标准就是忠诚，并为此建立了秘密特务系统。吴庭儒在思想上也是兄弟中最接近吴庭艳的，后者的社会政治观本质上是东方专制式的，其理想的国家模式为：最高统治者行使万民之父的职能，维系全国的伦理纲常，他是上天和人民之间的中介，统治的行为必须合乎礼规；他以恢复旧社会为己任，立意使之不被西方腐化的影响毁坏。这与吴庭儒的所谓人格主义精神毫无二致，所以，尽管吴庭儒并无官职，名为政府顾问，但其对吴庭艳的影响之大也就不难理解了。兄弟两人不仅仅是血缘关系，更被美国人视为政治上无法分割的关系。而在吴庭艳回归过程中，吴庭儒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3年初夏，吴庭艳移居比利时，此时距离他踏上回归之路仅一年的时间。就在这时，法国提议和印支联邦成员国进行新一轮谈判。四个月前，法国总理梅耶、外长皮杜尔在华盛顿拒绝作出完全放弃法国殖民目的的保证。对法国在给殖民地以完全独立性方面的拖延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刚刚入主白宫的艾森豪威尔极为反感，其认为法国不必要继续保持它的殖民地，因为这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更关键的原因是，这个态度“只能有利于共产党人提出这种论调，即这场战争是一场维持殖民主义的战争”。 如果法国需要美国帮助分担，就必须做出明确而公开的许诺，一待取得了军事胜利，就立即给予印支三联邦国家独立和自决的权利。

吴氏兄弟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由吴庭儒提议召开以反共为名的团结大会。一些以往支持保大的人纷纷同意参加，还有一些虽反共但不支持保大的也参加进来，会议就在平川帮（Binh Xuyen）的堤岸总部举行。1953年9月5日，代表们签署声明，坚决声讨保大的渐进政策。但仅仅两天就偃旗息鼓，因为代表们各怀鬼胎，所谓团结大会真是讽刺之极：平川帮头目黎文远（Le Van Vien）希望抬高自己的政治资本，意识到打错了算盘，提前结束会议，还有一些人担心对保大批评过头，精明的吴庭儒则意识到需要和最反保大的人保持距离。团结大会召开引发保大回应，他在巴黎宣布将在西贡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吴氏兄弟及其追随者有意缺席会议，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只会有利于保大。然而，这次大会通过决议，拒绝加入法国联邦，赞成越南完全独立，独立后的越南不会以目前的形式保留在联邦内。更出人意料的是，不多久，保大邀请吴庭艳出任内阁总理。这是吴庭艳流亡四年来，他们头一次面对面。

此时，第一次印支战争的局面对法国越来越不利，在和越盟较量到第七年的时候，法国大约伤亡了15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或死亡或失踪，大约消耗了50亿美元。虽然美国“已经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援助法国人，然而，他们仍在败退”。 法军被围于奠边府之际，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保大缺乏领导才能和动力，他宁愿在欧洲的一些矿泉疗养地消磨他的大部分时间，也不愿意在他的国土上领导军队作战。一位法国人曾经对艾森豪威尔说，“越南所需要的是另一个李承晚（Rhee Syngman）”。 形势越来越有利于吴庭艳。但他如以往一样拒绝了保大的邀请，“理由是不能容忍军事指挥权仍留在斗志低沉的法国手里”。随着奠边府陷落，法国于1954年6月4日同保大政府签订独立与合作条约，吴庭艳认为登台时机终于到来，在迫使保大同意让他执掌军政全权后，他接受了任命。

关于美国在促压保大选择吴庭艳这个问题上起了什么作用，有各种猜测，包括越南院外集团说，国务院甚至请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本人游说保大说，及中情局的秘密活动说。然而，上述说法缺乏足够的证据。仅就国务院的影响而言，到1954年5月之前，杜勒斯和国务院的其他人最多也就是“模糊地意识到”吴庭艳的存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反对吴庭艳，主张换马的力量主要来自这里。即使到了1955年5、6月间，吴庭艳收服各教派武装、消灭平川帮、任职一年之际，西方对其仍然表现得不甚熟悉。英国驻西贡大使史蒂芬森给伦敦的信函中写道：“我们希望他就是一个执行我们所相信的对拯救这个国家来说是必须政策的人……我们对这一政策信仰反复重申，最近的一次是在巴黎召开的三国讨论会……对吴庭艳，根据其性格，分析其行政记录将有助于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政策实施的前景如何。” 既然如此，美国国务院怎么可能在1954年前游说保大促成吴庭艳上台呢？然而，关于吴庭艳当上总理是由于美国幕后操纵一说在越南战争史学史中依旧是个被认定的话题。抛开证据不论，这一看法忽略一个关键事实：到1954年春天，保大已经有不得不选吴庭艳的理由。部分原因是，法国意志消沉，保大希望得到也必须得到外部大国的支持，自己需要一个总理，吴庭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美国中情局1953年的一份报告写道，吴庭艳是“一个热情的越南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世界的朋友”。 更重要的原因是，越南的政治形势是在吴氏兄弟影响下发生的。“吴庭艳在促成保大回到越南担任国家元首的战后谈判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当他感到保大政府不能实现越南的国家目标时就又离开了。” 保大无疑是法国的傀儡，他对此虽不甘心，但也无可奈何，索性躲到一边声色犬马，而吴庭艳又再度流亡。流亡期间，有关他的行踪时不时出现在越南媒体上，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越南民族主义者的谈话中。一小批仍留在越南的追随者和他的家族致力于塑造其正直、爱国和坚定献身民族事业的声望。保大在其回忆录《安南之龙》里说，吴庭艳在民族主义阶层中赢得的声望和荣誉是他决定委任吴庭艳的关键原因，“从我和吴庭艳的接触来看，我知道他难对付。我也知道他狂热的、救世主一般的个性。但目前局势下，别无更好的选择。美国人知道他，欣赏他的固执。在他们眼中，他就是那个合适的人，华盛顿不会吝啬支持他。由于（艳）过去的经历，由于他弟弟作为‘民族统一运动’的领导人的存在，他得到了最坚决的民族主义者的支持……最后，因为他的顽固和狂热而寄望于其抵制共产主义。确实，他是适合目前局势的最佳人选”。 ^[9] 保大所言大体是符合事实的。因此，说吴庭艳没有美国支持就不可能登上总理之位的看法即使不能说是谬论，也属夸大之词。吴庭艳流亡美国是其本人和其家族苦心经营之旅，他们为重返政坛筹划了多年，是有备而来的。当法国撤离之时，美国必然要介入印支，吴庭艳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美国也需要推进其利益，双方各取所需。

1953年5月，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国务卿沃尔特·B．史密斯（Walt B．Smith）指出，“印度支那事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总统本人更认为，失掉印度支那将是灾难性的，他确信“假如在战争进行期间举行选举的话，可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投票赞成共产党胡志明来当他们的领袖，而不是国家元首保大”。 即使不是吴庭艳，美国也需要扶持一个足以抗衡胡志明的人，而在曼斯菲尔德等人的影响下，行政当局认为吴庭艳是值得支持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带有试验性质，即“如果此项试验不能在‘合理的期限内’奏效，就将另立替代者”。 ^[10] 这是1954年9月，史密斯同法国主管印支事务的内阁部长居伊·拉尚布勒（Guy La Chambre）达成就支持吴庭艳的书面谅解时，对法国所做的一个口头让步。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多少看到吴庭艳的严重弱点，对他能否成功没有把握。然而，客观地说，不是吴庭艳是否拙劣的问题，各种极为危险的形势任谁都是回避不掉的。当时的西贡军政混乱，内讧无休止，吴庭艳踏进了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他成功的希望比在和平会议上得到一个有利的结果还要黯淡，唯一似乎可以确定的事就是，他干不了多久就得卷铺盖走人，就连他最忠诚的支持者也承认，他在政治上不被击溃的机会很渺茫。

首先，法国人敌视吴庭艳，甚至在暗中破坏西贡政府。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还不是最棘手的，吴庭艳的敌人远不止一个法国。在这块土地上，法国殖民统治已过百年，一般越南人对法国人深恶痛绝，反抗也从未停止，报复性事件时常发生。但是消除殖民统治带来的影响绝非易事。越南当地上层与法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越南共和国军队参谋长阮文馨（Nguyen Van Hinh）是亲法分子，妻子是法国人，他本人也入法国籍，其父阮文三（Nguyen Van Tam）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亲法派。阮文馨竟然公开表示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背叛遥远的祖国无法想象。” ^[11] 吴庭艳上台后，他处处与其作对，甚至企图发动政变。即使吴庭艳后来成功驱逐了阮文馨，在政府里还有不少官员，甚至是高级官员是亲法的。此外，还有一批实力不可小视的武装集团盘踞各地。在第一次印支战争期间，它们时而和越盟合作，时而投靠法国。高台教跟和好教（Hoa Hao）是其中两支主要的教派武装，对它们进行收编也会困难重重。抛开别的因素不论，它们内部派系众多。和好教在其创立者黄莆初（Huynh Phu So）死后，分裂成四派，相互厮杀。对吴庭艳威胁最大的是陈文帅（Tran Van Soai），此人脾气反复无常，但他很有眼光。他将指挥部设在芹苴（Can Tho），这是位于湄公河三角洲上的城市，这里的人们靠水吃水。这样，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切断通往西贡的粮道。即便吴庭艳有办法使陈文帅中立，还得面对巴剪（Ba Cut）——他曾自断手指，拒绝与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人合作，宁愿花钱也要保证地盘不受染指。第三支力量为山地土著，占据中央高地，世代定居在此，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文化群体，拒绝接受政府权威。法国统治时期，允许他们保持充分独立，此时他们不可能仅仅因为一个新总理就交出由来已久的权利。

在西贡，还有一个更难对付的人，这就是控制了大半个西贡的平川帮头目黎文远，号称西贡的主人。平川帮是西贡最有势力的黑社会组织，武备精良，背后有法国人撑腰，以向保大提供巨额开销换得西贡—堤岸的市警察局和公共安全署的控制权。吴庭艳回到西贡之时，这里处于一个极度混乱的时期。警察部队、民间武装游击队、各教派武装以及从北方撤下来的东京民兵等都各自为政，聚集在西贡—堤岸四周，甚至两条街道之间也分成了不同的防区，这些给黑社会组织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而事实上，在政府和军队中也有许多黑社会组织的成员。时任中情局西贡站副站长的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后来回忆说，吴庭艳“控制的不过就他自己的那点地方”。 ^[12] 令不出府，吴庭艳政权“代表着零” 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在这种境况下，谁来当这个总理都是试验。与其说吴庭艳是美国人的傀儡，不如说他是美国人的试验品，后者在他身上下了很大的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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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dward Miller， Misalliance ，p．27．

[2] Edward Miller， Misalliance ，p．31．

[3] Edward Miller， Misalliance ，p．34．

[4] Seth Jacobs， Cold War Mandarin ，p．28．

[5] FRUS （《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51，Vol．Ⅵ，Washington，D．C．：GPO，pp．359-361．

[6] Seth Jacobs， Cold War Mandarin ，p．31．

[7] Seth Jacobs， Cold War Mandarin ，p．32．

[8] Edward Miller， Misalliance ，p．46．

[9] Bao Dai， Le Dragon d'Annam （保大：《安南之龙》），Paris：Plon，1980，p．329．

[10] FRUS ，1955-1957，Vol．Ⅰ，Washington，D．C．：GPO，p．19.（关于美法两国1954年9月27至29日会谈纪要，参见 FRUS ，1952-1954，Vol．XⅢ，part 2，p．2080ff.）

[11] Edward Miller， Misalliance ，p．90．

[12] Seth Jacobs， Cold War Mandarin ，p．62． K0SD7HD1IzhYif0rClIMgMWeDDbAAJo/PAjYMEzfi5cRUp1cXKILhfJmCggdKa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