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流亡美国

吴庭艳流亡海外的第一站是日本，他第一次见到了刚第。这个年迈的王室成员听到吴庭艳尊称他为陛下，竟老泪纵横，恍惚间做起了回归梦。他是阮朝末期的宗室，由于祖先阮福景倾向于基督教，阮福景一系的皇族一直被认为有亲法国的倾向。刚第的父亲阮福英濡曾两次被殖民政府圈定为傀儡皇帝的候选人，英濡去世后，刚第袭封为畿外候。但他却与潘佩珠等越南独立运动领袖认识并来往甚密，化名参加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为此，几乎一生都在颠沛流亡中度过。日本军国主义溃败前夕，曾暗中支持刚第夺取皇位，其后日本于1945年8月向盟军投降，越南政治动荡，刚第则一直寓居日本。吴庭艳无法再把眼前的昔日皇亲当成政治盟友。不久，刚第就病死在日本。就在此时，一个美国人对吴庭艳产生了兴趣，他叫韦斯利·费希尔（Wesley Fishel）。作为东亚比较政治的专家，费希尔鼓吹反共、反殖民主义以外的第三种力量，呼吁华盛顿要支持第三种力量。他认为殖民主义正在消亡，对西方来说要保持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就必须与致力于民族解放的反共运动结盟，费希尔同时还为美国远东司令部军事情报处工作。

然而，吴庭艳来此不是为了与费希尔碰面。刚第病逝，吴庭艳心愿既未达成，又将注意力转向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身上，后者没有正眼瞧过这个小个子越南人。在麦克阿瑟那里吃了闭门羹，吴庭艳这才想起了费希尔。在朋友的安排下，吴庭艳与费希尔碰面，通过这个在美国政府中担任顾问的教授，他相信自己将会深入美国学术界乃至政界，之前的种种沮丧一扫而空。吴庭艳和二哥本来已决定行程的下一站是美国，现在更明确了。吴庭艳不无投其所好地表示，他与共产主义势同水火，由于法国拒绝同意给予越南真正独立，反倒给了越盟机会。费希尔断定，吴庭艳正代表了美国需要的第三种力量，如果能有像吴庭艳一样的人替代胡志明和目前巴黎那帮给钱就什么都干的家伙，那么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就会蒸发掉。因此，他催促吴庭艳到华盛顿谋求支持。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麦卡锡主义的兴起使华盛顿闻“共”色变，甚至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 对吴庭艳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招待会上，他们见到了代理国务卿詹姆斯·韦伯（James Webb）。但是，吴庭艳表现软弱，“最无法令美国人动容的是吴庭艳和其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潜质”，其貌不扬，不善交际，总之，毫无魅力可言。吴庭艳给美国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很糟糕，不再有其他重要官员接见他。不过，他还是得以拜访当时最有政治能力的神职人员枢机主教弗兰西斯·斯贝尔曼（Francis Spellman），此人人脉极广，上至联邦、各州，下至区县，总统、议员、州长、市长乃至国际名流，没有他触及不到的地方，包括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他在曼哈顿的府邸，人称“权力中枢”。斯贝尔曼30年代与吴庭叔一起在罗马求学，一直对越南极感兴趣，1948年第一次到西贡去，就是为领导对越盟的抗议。这次经过二哥牵线，吴庭艳与斯贝尔曼成了朋友，但是没有立即得到这位大佬的解囊相助。不过日后，此人成了吴庭艳最重要的美国鼓吹者之一。

美国这扇门没有为吴庭艳立即开启，兄弟俩转赴欧洲，教皇皮乌斯十二世会见了吴庭艳，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吴庭艳转回巴黎，继续游说。其间，他给保大去信，表示他愿意接受“越南国”首相一职，前提是要授予他挟制各地方省长的权力。这个要求比之前的已经降低调门了，但保大此时根本不予理睬，拒绝与之见面。到1950年12月底，吴庭艳依旧两手空空，越南还是回不去，便决定再赴美，赌赌运气，反正他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4] 1951年1月中，国务院官员、负责越柬老事务的罗伯特·霍伊（Robert Hoey）同意会见吴庭艳，后者“极尽能事要使美国决策者迫不及待地处理亚洲棘手的事态”。首先，吴庭艳描绘了胡志明和毛泽东联手将印支国有化的前景，让美国人确信亚洲共产主义是庞然大物，越南和中国之间的对立在目前东西方较量的背景下已经微不足道。其次，吴庭艳表示，法国的“保大牌方案”根本就是把印支让给越盟，只有一个既不和法国合作，也不与共产主义为伍的越南领导人才可能成功建立一个抗衡胡志明的政府。 不久后，他被安排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见面，因为先前韦伯对他的评价，艾奇逊本打算敷衍他一下，但可能这就是先抑后扬之效，艾奇逊发现吴庭艳还不是那么糟糕。吴庭艳开始引起了美国核心决策层的注意，从这刻起，他在美停留下来，直到1954年。

50年代，与吴庭艳会面的美国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国务院、国防部对他无甚印象；其他人则乐观些，他们来自国会、新闻界、学术圈，大都是重量级人物，其中还包括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第一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这些吹鼓手眼中，吴庭艳具有的最明显品质就是其坚定的反共立场。如果标榜反共是由衷的，那么，他高举天主教徒身份就是策略了。在和神职人员打交道时，他总是把越南天主教徒说成是印支最可靠的反共组织。少数美国官员，不乏已经在西贡供职的，不无先见之明的担心——吴庭艳的天主教主义阻碍他在一个地域分野深重，大多数人口还不是天主教徒的国家聚集支持。 ^[5] 吴庭艳似乎也意识到天主教徒身份是把双刃剑，所以，他几乎总是把目标放在非天主教徒的听众身上。

吴庭艳游说的三大支柱，除了反共、宗教以外，就是他踩着二战后美国思想界一个关键的神经：关于发展的理念。吴庭艳来到美国的时候也正是外援预算扩大，华盛顿对海外发展兴趣正浓之时。美国对去殖民化国家的援助项目的膨胀和美国越来越相信运用技术和专业知识改变和提升外部社会的能力是携手并进的。吴庭艳敏锐地觉察到，越南和美国的同盟不会仅以地缘政治为基础。因此，他以一个进取的改革者面目示人，这个改革者相信，美国的援助和专家（企业）对越南后殖民的未来将起到突出作用。为了让美国官方能听到他有关美国对越南援助的见解，吴庭艳找到费希尔，后者此时任职密歇根州立学院（不久后改名大学，以下简称密大）。这个大学是美国几所负责管理政府主办的援助冷战同盟国计划的大学之一。1951年，吴庭艳到达时，该校正参与政府对哥伦比亚、巴西的援助项目，他呼吁美国支持越南农业、公共管理、商业管理和其他各事项，受到热情的响应。在费希尔的安排下，吴庭艳作为董事进入密歇根大学。1952年，费希尔在给美国互助安全局的信中概述了援越项目，这项计划是建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其中一些想法显然是来自吴庭艳的建议。尽管这份建议当时不了了之，但1954年吴庭艳返回越南后，又被重新拾起。吴庭艳仍不满足，他把触角伸向美国学界，到处发表演讲，声称只有“自由世界”能够拯救越南，需要美国帮助建立既反对越盟又反对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政府。这帮助他赢得了自由主义学术圈的压倒性支持。此时的美国正来到一个“知识行动起来”的时代，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各界学者奋力把思想转变为政策，而不仅仅只在象牙塔内为知识而制造知识。

流亡期间，吴庭艳未能获取美国官方支持，直到在美最后一段时间，他才获得了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青睐，与一些政界领袖的交往为他带来了希望。美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1952年夏天到亚洲转了一圈，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听说了吴庭艳这个人。同年秋天，吴庭艳见到了道格拉斯，后者欣喜地发现吴庭艳关于民族主义和反共的社会改革的观点与美国的亚洲政策完全一致。他把吴庭艳引荐给素有民主党党鞭之称的约翰·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和中情局副局长罗伯特·艾默里（Robert Amory）。在1953年4月的一场鸡尾酒会上，道格拉斯站在艾默里身边，告诉他，“你知道谁将在越南为你做出安排吗？他现在就在这个国家——他叫吴庭艳”。 ^[6] 道格拉斯为吴庭艳做出的最重要的一项安排就是和民主党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的会面。此人在进入国会前，是研究亚洲历史的专家，鼓吹印支地区的重要性。1953年5月8日，曼斯菲尔德受道格拉斯邀请出席在最高法院大楼举办的午餐会，吴庭艳当然也接到了邀请，这是其流亡美国的转折点。参加宴会的人还有约翰·肯尼迪，斯皮尔曼和不久之后成为众院外委会主席的共和党议员克莱门特·扎布洛基（Clement Zablocki）。在他的听众们面前，吴庭艳做了一次“动人”的演出，以1946年跟胡志明的会面开始了他的讲述。他宣称“越南的麻烦是在共产主义和法国之外没有丝毫号召力”，而他可以成为那个号召力，他领导下的独立的越南将会实现人们为之奋斗的东西，但是他需要美国人帮助走上那第三条道路。 ^[7] 曼斯菲尔德后来回忆说，吴庭艳离开时，他有一种感觉，“如果有什么人能够驾驭南越，那么一定是像吴庭艳这样的人”。 吴庭艳此刻获得的不过是美国人的某种肯定，口惠而实不至。如果要找到返回政界的道路，吴庭艳认为是时候离开美国去找保大了。接下来的一年里，为他的回归提供关键动力的不是那些美国吹鼓手，而是留在越南的那些支持者，这当中要首推他的兄弟吴庭儒。 W2VjeSyvhP+tWuLK3QhOYFjEaIB/ZFVAkq6FBT5vO3NgmEKu4fDmJHc6C3lEtM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