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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1月1日，深秋的西贡街头，阳光懒散地透过茂密的树叶撒向地面，空气却令人燥热难耐，街上行人寥寥，世界仿佛沉寂了一般，再平常不过的一天，也应该没什么大事发生。就在中午时分，城市上空突然飘来一缕电波，消息霎时间传遍了大街小巷。顿时全城鼓炮齐鸣，人们像喝醉了一般，在大街上跳舞，他们把这一天当节日来欢庆。这一切都是因为吴庭艳见上帝去了！吴庭艳和他弟弟、弟媳的塑像都被打得粉碎，他们的画像也全被扯下来。最后，在西贡只有在一角钱的硬币上还能看得到前总统的肖像了。简直大快人心，黑夜似乎已经过去。一番欢庆宣泄之后，关于吴庭艳政权，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说了。然而，往事并没有烟消云散。
吴庭艳1901年出生于越南阮朝的首都顺化。他的家族来自越南中部，在17世纪受葡萄牙传教士的劝导皈依天主教。这个家族祖上出身卑微，之前无一人获得过高级官职，直到他的父亲吴廷可（Ngo Dinh Kha）通过了科举考试，才得以跻身上流社会。吴廷可受过西式教育，上过天主教学校，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带着成为神父的理想于19世纪晚期回到越南。他的语言能力吸引了刚刚建立的法国殖民当局，担任法国将军翻译，参加过对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起义的镇压。这个经历再加上他多元的教育背景使他获得了顺化国家行政学院校长的职位。他的学生中有一位是年轻的阮氏王朝的皇帝成泰（Thanh Thai）。皇帝视老师为导师和顾问，吴廷可因此被提拔为法院大法官。吴廷可被认为是殖民当局的合作者，但他的内心并不赞成法国的做法，对法国宣称的“仁慈的殖民统治”持怀疑态度。总之，他有自己关于改革的目标。愤怒终于爆发了。1907年，法国人以精神错乱为理由，废黜了成泰皇帝。吴廷可愤而辞官归田，消息传开，反殖民主义者一片欢呼，纷纷称赞其爱国之举。表达对他的仰慕之情的人中有一个后来闻名全世界的年轻人，他叫胡志明。数年后，回忆起这位旧官僚，胡志明说了这样一句越南人的俗语：要赶走皇帝，先得赶走吴廷可。
家庭中，这样一个父亲是命令型的，他对年幼的吴庭艳影响很大。还是孩子的时候，吴庭艳就不爱吃鱼。可是，基督教徒每周五食鱼的习俗在这个家庭里是严格执行的，即使呕吐也必须咽下去。日常生活都如此严苛，更遑论其他。吴廷可对儿子的教育期望颇高。在父亲的坚持下，吴庭艳就读于顺化一所法国天主教小学。这所学校教授法语、拉丁语和古汉语。吴庭艳很快掌握了三门语言，学习刻苦勤奋，部分动力源于和两个哥哥的竞争。大哥吴庭魁（Ngo Dinh Khoi）长吴庭艳十岁，模仿父亲，学习行政，准备进入政府。二哥吴庭叔（Ngo Dinh Thuc）选择了父亲放弃的教职。吴庭艳一开始也想和二哥一样，十几岁时奉献于信仰的勇气表露无遗：每天都用数小时沉思和祈祷，即使后来不披长袍也一直保持这个习惯。15岁时，他继二哥之后，也进入广治一个神学院。但是，在几个月后就因那里的规矩太严而离开。在中学将要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而获取奖学金前往巴黎攻读神学，但他最终放弃了成为神职人员之路，前往河内，就读于行政学院。他一生中仅有一次陷入爱情，爱上了一位老师的女儿。由于她进入修道院，吴庭艳终身未婚。
1921年，吴庭艳以一等成绩毕业，继长兄之后成为一名公务员，担任承天和邻近的广治省的地方长官。十年中，他升职迅速，1930年，就在其30岁生日前夕，吴庭艳做了图富省的省长。他和法国军队合作，镇压了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次农民暴动。在暴力事件中，许多村民遭到抢劫和屠杀。其反共信念之深仅此一事足以证明，这也使他获得了平顺省——南方一个更大、人口更多的省份的省长之位。吴庭艳平步青云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关系，即兄长吴庭魁与内阁领袖、天主教徒阮友湃（Nguyen Huu Bai）之女的联姻。吴庭艳的宗教与家族背景给阮友湃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一个因素就是，20年代发展起来的越南天主教政治的推动，尤其是越南宗教界晚近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
一战后不久，罗马的高级宗教领袖在殖民地的宗教管理层中采取本土化政策，最终在30年代使一些人第一批获得越南主教的职位。本土化对越南宗教精英来说不失为一种摆脱殖民地政府和清洗跟法国当局合作这一污点的途径。天主教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阮友湃。和吴庭艳父亲一样，他对法国拒绝给予越南更大的自治感到不满。自吴庭艳进入官僚部门，他的政治命运就和此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吴廷可死后，阮友湃尤为提携吴庭艳。1933年5月，法国殖民当局罢免了阮友湃的职务，但为了安抚他，又把与他关系密切的吴庭艳提升为内政大臣。得到任命后仅两个月，吴庭艳辞职了，并给保大（Bao Dai）皇帝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这些举动在河内和西贡亲阮友湃的报纸上被连篇报道，不管是不是天主教徒，都立刻把吴庭艳的辞职与其父20年前的举动联系起来。吴庭艳作为殖民当局的行政官员的生涯结束了，但作为天主教领导人和民族主义者声名鹊起。
辞职后，他仍住在顺化，并没有过起闲云野鹤的日子，作为阮友湃一派的成员继续参与法院政治，对法国人及越南亲法派惯以抨击的态度。以至于法院干脆剥夺了他的待遇，同时对其进行密切监视。在顺化，还住着一位让吴庭艳敬重的革命家，他就是著名爱国运动家潘佩珠（Phan Boi Chau），和后者的友谊对吴庭艳的思想影响尤为重要。
1904年5月，潘佩珠发起成立越南维新会，其宗旨是恢复越南独立。潘佩珠撰写了《越南亡国史》《海外血书》《哀越吊滇》等反法文章，1905年年初赴日本，先后结识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受梁启超、孙中山影响颇深；也与大隈重信、犬养毅、宫崎滔天等人有联系，以后多次来往于日本、中国之间，并秘密联系越南国内反法分子，组织青年学生赴日留学，掀起著名的东游运动。1908年11月间，日本政府下令解散越南留学生组织。潘佩珠和旅日的中国、朝鲜、印度、菲律宾等国革命者成立东亚同盟会；又与中国云南、广西留日学生组织桂滇越联盟会，以相互支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1909年，潘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来到广州。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越南光复会于1912年2月成立，潘任总理，光复会经常派遣成员携带武器回国活动。1925年6月，潘佩珠在上海被法国特务绑架，押解回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判他死刑，但又不敢执行，就将他软禁在顺化，在那里这位革命家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5年。吴庭艳敬重作为革命家的潘佩珠，但更钦佩他的儒家哲学思想。两人经常讨论孔孟思想对当代政治、社会问题的适切性。潘呼吁建立新儒教经文学校，经常和越南知识分子讨论复兴儒教的问题。他的主张受到一些批评，批评者认为儒家思想已经过时，另一些人虽捍卫儒家思想，但仅限于视之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吴庭艳完全赞成潘佩珠的理念，依其天主教徒身份而言，这不能不说有点怪异，也让人不能不怀疑他对潘的崇拜追随是不是政治上的利用，即利用潘的声望为自己做些点缀。然而，吴庭艳成长过程中的确受到父亲的影响，后者作为天主教徒每天早晨带领全家去望弥撒，但他确信他的儿子们也应当受儒家思想熏陶，吴庭艳接近潘也显得很自然，不能完全说是惺惺作态。这个资深反殖民主义活动家赞扬这个忘年交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 [1]
尽管反殖民主义情绪在印支如火如荼，但法国殖民当局的末日似乎还遥遥无期。如果吴庭艳要找到回归政治舞台的途径，他不仅仅需要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和信念，他还需要同盟，这条路比他预计的要漫长而艰难得多。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印支内部的政治形势正发生剧烈的变化。1940年7月，日本提出借印支北部用作与中国交战的驻扎区，法国面对这一最后通牒感到沮丧却别无选择。法国维希傀儡政府既无手段也无决心与日本在印支交战，勉强接受了这个要求。作为回报，日本同意法国殖民当局维持现状，这个不寻常的安排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对吴庭艳和其他许多越南民族主义者而言，日本的到来是挑战法国的新机遇。
日本国内反对维持法国在越南统治现状的人自诩为理想派，希望尽快取代法国，在日本保护下建立新的越南国，因此极力笼络一些越南人，他们选中的目标是一个流亡在日本的老亲王——刚第（Cuong De）。吴庭艳长期以来视日本为渴望摆脱法国统治的越南的榜样，他认为日本理想派的目标跟自己的目标一致，便主动向日本靠近，并试图与刚第亲王组成联盟，尽管他还没有与之见过面。吴庭艳还创建了一个秘密政党：大越复兴党。1944年夏天法国人发现这个政党的存在时，宣布吴庭艳为颠覆分子，准备逮捕他。吴乔装成一名日本军官逃到西贡，在日本的军事保护下生活了几个月。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绝望之下，理想派准备搞一场政变，扶植刚第亲王坐上皇帝宝座，让吴庭艳担任总理。懦弱无能的保大接受了日本人的“推举”。但吴庭艳又一次拒绝了，保大任命吴庭艳本就勉强，索性顺水推舟任命了另一人。吴庭艳后悔这个决定已经迟了，他自以为以退为进是一步好棋，却错失了谋求了那么久的一个机会。 [2] 不过，这也未必不是好事，起码得以避免了卖国贼的污名。然而，这种自作聪明不是一时兴起，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是其性格使然，为他后来惨死埋下了伏笔。
1945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
成立，作为领导越南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越盟决不会同意老牌殖民主义者法国重返印支，双方遂举行谈判。至1946年年底，谈判破裂。面对这一形势，吴庭艳等非共力量既不希望看到一个恢复起来的殖民政权，也不愿加入越盟，幻想充当第三支力量。整个40年代，吴庭艳都在暗中试图整合这股力量，却收效甚微。这其中固然有法国殖民当局的破坏，但更重要的是，吴庭艳所能聚拢的主要是天主教徒。越南天主教徒很多都是亲法的，特别是上层，不少人还具有法国国籍。相比较而言，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第一个不限于某个特定群体，而受到不分种族、国别、宗教和文明的所有人支持的思想潮流”
，越南乃至整个印支的民族解放已经深深打上了共产主义的烙印。吴庭艳不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局面，就是自以为能与之一较高下。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甚至挖越盟的墙脚。吴庭艳曾被越盟抓住，关押在偏远的山区长达数月，1946年年初被送到河内，见到了胡志明。吴庭艳无法忘记自己的大哥是被共产党处死的，于是会面不欢而散。但令他意外的是，共产党居然释放了他，根据越盟的资料，这么做是考虑到他作为反法民族主义者的影响。此后，吴庭艳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待在河内，和越盟甚至北越政府官员保持接触，目的就是挑唆他们叛变。有传言说，吴庭艳成功地使越盟南方高级军事指挥官阮平（Nguyen Binh）叛逃了。
吴庭艳稍后搬往西贡地区，和在湄公河三角洲的永隆教区担任主教的二哥吴庭叔住在一起，兄弟二人共同创立了越南民族联盟。该联盟分别在河内和西贡各资助一份报纸。此时，正和越盟作战的法国谎称只有在被称为法国联邦的框架下，越南才能获得独立。保大在八月革命后流亡香港，法国殖民当局需要一个傀儡，希望吴庭艳劝说保大回归。吴庭艳设计了一个就越南独立问题跟法国谈判的方案，两次跑到香港阻止保大听从法国安排。他这样对一位朋友评论道：“法国是法国，越南是越南，为什么要把越南留在法国联邦内而把问题复杂化？” [3] 软弱的保大还是和法国签署了《下龙湾协议》。吴庭艳认为这不过是殖民主义换了名称而已，失望至极，他在报纸上发表声明，鼓吹在共产主义和殖民主义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至此，法国和越盟都确信，他不可靠，都视他为对手。1950年，他被越盟缺席判处死刑，而法国也拒绝保护他。吴庭艳被迫离开越南，他继续打着第三支力量的旗号，可这要成为现实比之前更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