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63年，肯尼迪政府在南越的“反叛乱战争”陷入进退两难之际，南越吴庭艳（Ngo Dinh Diem）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幕后推手不是别人，正是美国。美国不插手，政变就不可能发生，当然，它对之予以否认。驻西贡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1964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美国没有卷入推翻吴庭艳政府的政变，那完全是越南人的事务。” ^[1] 有一个人站出来予以反驳，他就是洛奇的前任弗雷德里克·瑙尔汀（Frederick Nolting）。20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这样说道：“这一否认现在看来只是并不体面的官方政策的应声虫。”即便如此，瑙尔汀也仅仅承认美国起了“鼓励”政变的作用，“当政变发生时，我们的高级官员说美国与此无关，我想那是无法推脱的”。 ^[2] 1971年，美国统治集团内部越战共识破裂，美国东部权势集团为迫使尼克松政府停战，将精心编撰而成的《五角大楼文件》公之于众，这就是轰动世界的五角大楼文件案。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五角大楼文件：1963年推翻吴庭艳》都是无关痛痒的言辞，洋洋洒洒万言，却对推翻吴庭艳的真正原因不着一字，无非要表明美国本无意造成那样一个局面。200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历史学家小托马斯·L．埃亨（Thomas L．Ahern，Jr.）根据中情局解密档案编写的《中情局和吴庭艳家族：南越隐蔽行动1954—1963》一书，是迄今为止较为详尽，当然也是较为难得的与政变直接有关的材料，但也隐去了一些关键信息。因此，有关美国推翻吴庭艳的政变的幕后隐情长期以来史实不详。国内学者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也不胜寥寥。著名学者时殷弘在其90年代初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中尽可能地描述了1963年南越政变的大致过程，虽错漏在所难免，但在这之后，难得一见具有价值的讨论。

毋庸置疑，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构成了美国霸权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挫折，而追本溯源，推翻吴庭艳政权是美国越南政策的一大转折点。在吴庭艳被赶下台的当年，总统约翰逊把倒吴政变称作“我们有史以来犯过的最糟糕的错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在美国驻南越人数接近20万的1965年，遗憾地叹息道：“我们正在为除掉吴庭艳总统付出代价。”这些说辞貌似检讨，实乃兔死狐悲之感。官方的这种论调也反映在学术讨论中。一些历史学家这样认为，“如果美国继续其‘和吴庭艳共存亡’的政策，越南后来发生的事情可能将有巨大的不同”。例如，拉尔夫·史密斯（Ralf Smith）认为“驱除吴庭艳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很快就完全超出了美国的控制范围”，吴庭艳是美国最大的希望，继续实验下去本可以取得美国在冲突中的胜利。其他学者以为，“美国即使不能打赢，留着吴庭艳也不会有其后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如艾伦·海默（Ellen Hammer）就指出，吴庭艳“永远不会同意送来50万美国人在他的国土上打仗”。塞思·雅各布斯（Seth Jacobs）虽然不赞成上述看法，他批评说，“即使是吴庭艳的朋友们在1955—1962年南越进展报告中也承认吴庭艳的国家是个‘永远的乞讨者’，吴庭艳从未能在组织上、意识形态上与共产党相竞争”，但是，他似乎并不否定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如果再持续试验几年，恐怕维持一个反共的南越仍然需要庞大的美国军队存在”。 ^[3] 显而易见，学术研究合着官方政策基调起舞，与之如出一辙。

一般情况下，美国学界与官方的立场是不一致的，尤其在越战研究领域，一贯是持批评态度，并以此为前提对越战的起源展开讨论，形成了对越南战争的主导或正统诠释（predominant or orthodox interpretation），即把美国卷入越南看作“悲剧性的巨大错误”，批评的立场似乎已经很清楚了。但依笔者见却不尽然——“悲剧”这个词的使用看起来很辩证，其实是打圆场的手法，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辩护。对这样的批评，官方在政治上还是可以容忍的。因此，学术思潮与官方立场相呼应也就不足怪了。

要搞清楚美国为什么推翻吴庭艳，就要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即美国为什么支持吴庭艳。对此，学者大致有三种解释。第一，最普遍的看法，视美吴同盟为冷战的产物。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依赖法国对付越盟，法国失败撤出印支后，美国需要一个新的代理人，吴庭艳坚定的反共立场对美国是不可抗拒的。

第二，经济动机。尽管东南亚并不是原材料主要供应地，也不是吸纳美国商品的巨大市场，但决策者仍然视该地区对建立、维护全球自由秩序非常重要，尤其对利用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纽带促进核心盟国英国的复兴更感兴趣。

第三，从一般意识形态和文化角度加以理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承认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但他们更看重种族和宗教的影响。借助文化、文学这样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美国关于吴庭艳的关键政策是由种族主义者和东方学者眼中亚洲人需要极权政府这样的设定塑造出来的。他们还认为吴庭艳天主教徒的身份对美国是充满吸引力的。

爱德华·米勒（Edward Miller）在其晚近的著作《错误的同盟：吴庭艳、美国和南越的命运》中提出，上述解释尽管论之有据，但无论是单拎出来还是综合起来看都说服力不强，它们都模糊了研究国际政治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意外或偶然性因素。正如弗雷德里克·洛格沃尔（Frederick Logevall）指出的，结构性解释经常使华盛顿的行动看上去都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其实许多决策，包括那个最具影响力的决策在官僚机构中分歧巨大。 ^[4] 赞同米勒主张的学者认为，不能否认冷战深深影响了五六十年代双方的思维，吴庭艳抱有的和美国共同的反共信念是双方建立同盟的基础，然而，他们因遏制共产主义达成的一致并没有阻止美国和吴庭艳政权经常就一系列其他问题和议程产生分歧和冲突，用冷战来解释同盟为什么建立和其后的波折是必须的，但也是不充分的。 ^[5] 戴维·埃克布拉德（David Ekbladh）、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和尼克·卡拉瑟（Nick Cullather）等人不无神圣地以为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兴趣不是出于冷战，冷战只是给了美国先前力促亚非拉社会转型的努力以新的助力。 ^[6]

美国对外关系史专家早就指出，美国人经常讲他们渴望把南越建成一个稳定、强大、繁荣的社会。近来的大多数越战研究者把美国建设南越的活动视为美国在东南亚追求其地缘战略目标的一个边缘演出（side-show）。而米勒与其他人都不同的观点是，建设现代国家的理念和议程在华盛顿与吴庭艳关系的形成、演变和崩解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7] 在米勒看来，美国一厢情愿地努力把南越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结果发现自身的设计经常遭到越南人的抵制，因为后者对此有自己的想法。因此，1954—1963年的“建国”时期，更多的是美国试图驾驭一个代理人政府。考察这些就需要关注越南人的行为、思想和抱负，当然首先要从吴庭艳开始。

在越战史学史中，吴庭艳是最需要重新加以审视的人物。早在1963年吴庭艳被推翻之际，就有评论指出：“几乎关于吴庭艳的著述不是彻头彻尾不负责任地唱赞歌，就是充满偏见的谴责。” ^[8] 传统的看法认为吴庭艳是美国的傀儡。尽管陆续披露的材料表明，吴庭艳更多时候置美国意见于不顾，但这种看法仍然持续不减。近来有观点认为，吴庭艳虽拒绝听从美国的建议，但对华盛顿感激涕零，因为华府把他摆放在权力中心；不妥协的同时，他也不能与之抗衡。学者们还一致认为，不管谁该为保证吴庭艳掌权负责，吴本人不过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总之，吴庭艳可能一直是个“自己拉动绳索”的傀儡，但依旧是个傀儡。 ^[9] 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说法视吴庭艳为“传统”的产物。学者们以为，吴庭艳的行为和政策不是由他对华盛顿的依赖决定的，而是由他内心对后进观念的无望追求决定的。吴庭艳是天主教徒，但他对儒家思想由衷地感兴趣。通过把吴庭艳东方化得以说明，他的命运是传统标准、价值观被现代化狂飙横扫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并不都对吴庭艳投以负面的评价，其中一些反倒认为他的传统品质是其最大的财富。米勒就史家对吴庭艳的各种评论一一做了点评，认为他们对吴庭艳的描述都基于错误的假设，从中得出的许多结论也都是错误的。针对“傀儡”说，米勒质疑道：“如果他是傀儡，美国人为什么希望他消失呢？” ^[10] 至于吴庭艳的宗教观念，儒家思想与试图恢复过去几百年的实践毫无关系，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运用宗教教义构建一个他相信适合越南发展的独特方式。吴庭艳1963年的惨败不是源于他决心奉行古老亚洲标准施政，相反，是由于他错误地相信他的建国计划前途光明，相信他正处在壮观的新胜利的门槛边缘。因此，米勒以为，“吴庭艳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现代化探索者和国家建设者”。 和米勒一样，雅各布斯也认为吴庭艳不但“不是傀儡，还是和胡志明（Ho Chi Minh）一样，狂热到愿意奉献出所有一切，终而为其国家福祉牺牲了生命的民族主义者”，吴庭艳“的绝大多数继任者身上都有跟他一样的缺点，却很少具备他的优点——勇气、爱国、勤勉，最重要的是无私……他可能不让人爱，但没法不让人尊敬”。 ^[11] 这些评价已经远不是溢美之词，颇有矫枉过正之嫌，正如米勒自己所言，无论吴庭艳的推崇者还是批评者都不能给予他应有的历史评价。 ^[12]

就本书而言，笔者出于两个原因认为吴庭艳的确是需要重新加以审视的人物。首先，既不能不顾事实地一味贬低丑化，也不能标新立异转而同情甚至美化，极端都是有失公允的。其次，对吴庭艳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关注是美国越战研究试图突破“美国中心”（US-centric）论的一种表现，是学术创新的需要和必然。这些被称为新生代的学者 ^[13] 打破“一边倒史学”（one-sided history） ^[14] 的学术垄断，努力挖掘越南的材料，展示“战争的越南方面”，包括“西贡背景的人” ^[15] ，当然值得肯定。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美国越战史研究总体上还是未能脱离“美国中心”的窠臼，终究还是反映美国人的立场，他们依然一律视越南南方人民革命为“叛乱”，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他们仍然是以美国的价值观为评判标准，反对殖民侵略的人民革命、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主题在美国的越战史学中是根本不见踪影的。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针对吴庭艳政权的任何探讨都唯叙事层面，而非指向伦理层面，即使有，也只是叹息美国关于亚洲的使命如何悲壮，而从未站在越南人民的立场上——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到所谓“越战悲剧”的答案。这也正是美国至今不愿承认是它一手促成了吴庭艳政权的垮台，反倒千方百计遮掩的原因所在，不知道“一个大国为什么会走错路”， ^[16] 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本书意图揭示美国颠覆吴庭艳政权的隐蔽行动，但不是一味讲述“美国人的战争”。在美国人笔下，吴庭艳政权被描述得肮脏透顶、黑暗腐败、素质低下，似乎美国要求的改良前景光明。这是言过其实的。即使晚近的研究对吴庭艳少了些偏见，也还是无法不表现美国的高大形象。实际上，美国对吴庭艳政权的种种不满和批评并不是它被推翻的主要原因，美国为达到继续赖在南越、干涉越南的目的就必须“换马”。推翻吴庭艳的政变虽然是美国一手操纵的，但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不多。其中，两个问题很关键：

第一，中央情报局在政变中所起的作用。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如此秘密的活动非中情局所不为，事实上，中情局自高层到西贡站自始至终都反对取代吴庭艳，以至于喜好用权的大使难以容忍，挤走了西贡站站长。这场政变也成为中情局历史上唯一一次它极不赞成但必须执行的秘密行动。

第二，佛教徒危机的真相。1963年11月，吴庭艳政权被军人政变推翻前夕，南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佛教徒抗议运动。对集中体现了南越社会矛盾的这场抗议运动，至今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除了吴庭艳在南越施以宗教迫害的内容，再无其他可言说。如果说吴庭艳是越战史中最需要重新审视的人物，那么，长期以来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就是释智广（Thich Tri Quang）。右派认为他很有可能就是为河内利益服务的代理人，左派学者主张他是致力于和平的宗教领袖。无论如何，释智广“在点燃这场最终导致吴庭艳在1963年11月被赶下台的危机并使其持续上发挥了主要作用，从这点上说，释智广在理解越南战争进程中的重要性几乎被低估了”。 ^[17] 正如著名越战史学者乔治·赫林（George Herring）很久以前就指出的，“美国和南越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汗牛充栋的越战著作中最不成熟的领域之一”。 ^[18] 通过释智广和美国官员的谈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一系列问题的观点和信仰，这对理解南越佛教徒运动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可以作为笔者就1963年佛教徒危机提出一些疑问的根据。

首先，释智广究竟是什么身份？那场震惊了世界的西贡街头僧人自焚事件无疑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之后，南越各地连续发生数起僧侣自焚，究竟谁是幕后主使？1963年8月21日，舍利寺遭到吴庭儒（Ngo Dinh Nhu）的武装特务部队袭击一事也存在疑点。舍利寺隔壁就是美国使团驻地，很难说美国事先不知情，即使的确一无所知，袭击开始时为什么坐视显然不利于吴庭艳且最终也使美国自己难堪的局面发生。其次，对袭击事件，吴庭艳知情吗？究竟是他还是吴庭儒下的命令？吴庭艳垮台后，南越佛教徒运动仍然持续了三年，这又做何解释？倘若上述问题不弄清楚，就不能说已有的讨论是严肃的。当然，主要囿于资料的不完整，笔者也未能一一加以清楚论证，但至少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1963年南越佛教徒危机是美国搞垮吴庭艳的一场阴谋。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每每感到，史学研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史学大师陈寅恪主张的“问题意识”。缺乏深入的、强烈的问题意识，最终只能是无病呻吟，更遑论史学意义和价值。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树立正确的伦理观，明辨事物的是非曲直。美国越战史研究终究还是反映美国人的立场，反对殖民侵略的人民革命、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主题在美国的越战史学中是根本不见踪影的。前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戴维·安德森（David Anderson）在小布什政府干涉伊拉克之际曾发出这样的告诫：“……对冲突的过程和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是当地因素，无论美国的力量有多强大，理想有多崇高，它会以超出美国力量和理想的方式塑造其结果。美国外交关系历史学家已令人信服地表达了这个忠告，对拥有一支良好的历史学家队伍的理智国家来说，一场越战当足矣。” ^[19] 这可谓代表了美国学界对越战的终极反思。而这里要讲述的历史恰恰与之相对，如故事般充斥着傲慢和阴谋，人们将看见的不是什么美国的“悲剧”，而是越南的斑斑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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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ederick Nolting， From Trust to Tragedy：The Political Memoirs of Frederick Nolting，Kennedy's Ambassador to Diem's Vietnam （弗雷德里克·瑙尔汀：《从信任到悲剧：肯尼迪派任的吴庭艳时期越南大使弗雷德里克·瑙尔汀回忆录》），New York：Praeger，1988，p．XV．

[2] Frederick Nolting， From Trust to Tragedy ，p．140．

[3] Seth Jacobs， Cold War Mandarin：Ngo Dinh Diem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s War in Vietnam，1950-1963 （塞思·雅各布斯：《冷战权贵：吴庭艳和美国越南战争的起源，1950—1963》），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6，pp．186-187．

[4] Edward Miller， Misalliance：Ngo Dinh Diem，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Fate of South Vietnam （爱德华·米勒：《错误的同盟：吴庭艳、美国和南越的命运》），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9．

[5] Matthew Connelly，“Taking Off the Cold War Lens：Visions of North-South Conflict during the Algerian War for Independence”（马修·康内利：《移开冷战的滤镜：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的南北冲突面面观》），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美国历史评论》），Vol．105，No．3，June 2000，pp．739-769．

[6] David Ekbladh， The Great American Miss ion（戴维·埃克布拉德：《伟大的美国使命》），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文安立：《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塑造》），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Nick Cullather， The Hungry World：America's Cold Battle Against Poverty in Asia （尼克·卡拉瑟：《饥饿的世界：美国在亚洲反饥饿的严酷战斗》），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7] Edward Miller， Misalliance ，p．12．

[8] Bernard Fall ，The Two Vietnams：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nalysis ，（伯纳德·福尔：《两种越南：政治和军事的分析》），2nd rev.ed.，New York：Praeger，1968，p．235．

[9] Seth Jacobs， America's Miracle Man in Vietnam ，（塞思·雅各布斯：《美国在越战中的奇迹人物》），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p．26．

[10] Edward Miller， Misalliance ，p．14．

[11] Seth Jacobs， Cold War Mandarin ，pp．188，186-187．

[12] Edward Miller， Misalliance ，p．14．

[13] Lien-Hang T．Nguyen，“Reviewed work（s）： A Bitter Peace：Washington，Hanoi，and the Making of the Paris Agreement by Pierre Asselin”（阮莲杭：《评皮埃尔·阿瑟林〈苦涩的和平：华盛顿，河内及巴黎协定的形成〉》），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亚洲研究》），Vol．63，No．1，2004 Feb.，p．127．

[14] Herring，G．C．，“Lyndon Johnson's War?”（乔治·赫林：《林登·约翰逊的战争？》）， Diplomatic History （《外交史》），Vol．21，No．4，1997 Autum，p．649．

[15] David Hunt，“Untitled Review”（戴维·亨特：《未冠题的评论》），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美国历史评论》），Vol．101，No．2，1996Apr.，pp．545-546．

[16] Divine，R．A．，“Vietnam Reconsidered”（罗伯特·迪万：《越战再思考》）， Diplomatic History （《外交史》），Vol．12，No．1，1988 Winter，p．92．

[17] James McAllister，“‘Only Religions Count in Vietnam’：Thich Tri Quang and the Vietnam War”（詹姆斯·麦卡利斯特：《“唯宗教在越南至高无上”：释智广和越南战争》）， Modern Asian Studies （《现代亚洲研究》），Vol．42，No．4，2008，p．751．

[18] George Herring，“‘Peoples Quite Apart’：Americans，South Vietnamese，and the War in Vietnam”（乔治·赫林：《“截然不同的种族”：美国人、南越人和越南战争》）， Diplomatic History （《外交史》），Vol．14，No．1，1990，p．1．

[19] David Arderson，“One Vietnam War Should Be Enough and Other Reflections o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戴维·安德森：《一场越战已足够及其他有关外交史和外交决策的反思》）， Diplomatic History （《外交史》），Vol．30，No．1，2006 Jan.，p．17． fSzWLxmnvBrdN55jO3ZhOrDtr0wavL3KIGeA1NCipRbkohekBEBl5oI+XX4RqA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