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反共“建国”

美国巩固吴庭艳政权的第一项重大行动，是使用秘密手段煽动大量北方人口南迁以便为西贡政权构筑政治基础。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吴庭艳旋即组织起一个负责“难民”南迁问题的部长联席委员会，然而低效和混乱使该机构几乎无所作为。于是，在吴庭艳就职前就已经到达西贡的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上校着手改变这一局面。他是从事秘密军事行动和心理战的专家。兰斯代尔初到南越曾主导实施了一项“伏虎计划”。他组织了一个武装心理战队伍，共250人，清一色的越南人，经训练后让他们换上便服，空投到北越去捣乱，但是这些人派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过。这让享有反游击战专家盛名的兰斯代尔很难堪，所以，他十分重视此次行动。他在同美国军援顾问团团长约翰·奥丹尼尔（John O'Daniel）商议后，向大使希思提出计划，并很快被吴庭艳接受。接下来，兰斯代尔小组就具体策划和实行煽动方面做出一系列安排。

该小组成员之一，美国军官亨利·莫尔（Henry Moll）多年后披露了当时他们策划和实施行动的一些细节。虽然该书叙事有明显的错漏，颠三倒四，但是当事人也未隐瞒自己和同伴在越南犯下的斑斑劣迹和罪恶，尤其是对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塞缪尔·威廉斯（Samuel Williams）的丑闻，作者也不讳言，因此较为可信。

莫尔赴西贡之前在中情局设在菲律宾马尼拉郊外的一所反游击中队和心理战学校任教员，他向兰斯代尔建议针对越南人相信占卜和星象这一点加以利用。在他们的指导下，南越特务编制历书，“历书对越盟领导人和活动做了可怕的预言，而对吴庭艳新政府则说明吉祥的预兆，并预测将在南方实现统一”。 这些历书被空运到海防，然后送到北方城镇出售，或者偷运到越盟地区。越南平民争相查阅历书的情形让美吴特务们兴奋不已，他们“十分高兴地看到”“难民的数字急剧上升”，人们迫不及待地想逃往南方，而“下一步就要尽最大的可能制造更大的动乱，以便削弱越盟的影响”。 在美国新闻处的密切合作下，兰斯代尔小组很快就拟定了进行心理战的新战役，他们在报告中称之为“造谣战役”。一个根据偶然事件精心编造出来的耸人听闻的谣言和一个黑色的心理战计划形成了。那个偶然事件发生在吴庭艳刚刚回到西贡之初。越南天主教民兵大量北上河内和海防，要求得到武器，并与越盟作战，他们对法军也充满了愤怒。可是，他们饥肠辘辘，有的女民兵三天没吃东西了。经过安排，由海防的商人为他们提供食物。然而，其中一个商人把安排在他家里的五名女兵用药物麻醉，给她们戴上沉重的镣铐囚禁在地下室，对她们百般凌辱。获得这个情报后，通晓法语，化装成法国商人已经混入河内的莫尔和他的“平”小组共八名成员前往海防解救了这些女兵。“平”小组按照预先制订的计划把她们带回河内，告诉她们那个商人是中国部队的特务，据此散布出他们精心编造的谣言，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团袭击了某村，并强奸了村里所有的姑娘，企图使居民联想起中国国民党部队1945年的行为，从而加深“越南人担心中国在越盟统治下实行占领的心理”。经过考虑，这个谣言要由在河内的“心战连”去散布。几周后，东京湾的人们谈起了中国师在越盟控制地区的不轨行为，这就是先前散布的谣言，越南人自己又加以渲染，各种离奇的谣言不断被制造出来。为了增加谣言的可信性，“平”小组成员分别将五名女兵带到“难民”中去，让他们看女兵已经伤残的手臂和脚。结果，越盟的地位在人民中间动摇了，就连越盟内部也有人相信只有吴庭艳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尤其是居住在农村和山区的人们听到这个谣言之后，纷纷离开了家园大批汇入“难民”的行列。造谣计划的第一阶段顺利进行后，“平”小组的活动进入第二个阶段：伪造越盟的传单和尽可能破坏更多的北越设施。传单上要求乘波兰和苏联轮船北上的南方越盟人员躲到甲板底下以免遭到空袭和潜艇的攻击，并准备御寒衣服，这项是为了配合口头的谣言，说越盟人员是被送到中国去当修筑铁路的劳工；其中还有针对女战士和平民妇女的恐吓，谎称越盟根据与中国达成的一项秘密援助协定，将挑选50万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漂亮女人分批送中国，而中国则派遣20万军队帮助越盟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占领。与此同时，另一个代号为“家”的小组捏造的传单引起了更大的恐慌，内中规定人民军接管河内前夕实行各种过激措施以及东京地区的人们在越盟接管河内地区时应该如何行事等。传单散发的第二天，登记南迁的人数增加了两倍，两天以后，越盟货币（盾）下跌了一半。 以造谣为特征的心理战计划的最后一步是专门编造“基督业已南下”“圣母玛利亚已经离开北方”等荒诞不经的口号，并加以物质利益引诱，致使不少教区整体逃往南方。这些北方天主教徒中有很多人后来并没有得到许诺的安置，融入当地居民中也有困难，甚至陷入悲惨的境地。

多年后的今天，查阅这些记录时，笔者不由感慨，来自大洋彼岸的“救世主”自诩来自“自由世界”，道德高尚，手段却无所不用其极，正是他们制造了越南的分裂、贫穷跟苦难。当他们后来面对西贡政权进退维谷，面临颇多失望指责之际，似乎完全忘了是谁一手促成了吴庭艳的黑暗统治。

美国巩固吴庭艳统治的第二项行动，便是帮助他驱赶阮文馨（Nguyen Van Hinh），其背后是美法的争斗。法国很清楚，吴庭艳在西贡站稳脚跟就意味着法国势力将被完全迅速逐出越南。此外，法国当时还有一个设想，即通过南北政权的和解规避普选，而吴庭艳的激烈反共立场可能刺激劳动党重新在南方发动革命斗争，从而导致上述设想落空。因此，他们尽管同意支持吴庭艳，但总想伺机推倒他，扶植保大及其代理人。保大平庸无能，却是一切反吴势力的旗帜，法国以为借助自己尚存的军政势力和保大的影响达成目的还是有可能的。美国的立场与之正相反，在它看来，法国殖民主义不但已经非常过时，而且是防止越南“赤化”的障碍，必须排除，否则，保大必然重掌政权，并趋向于和北边平行而非对抗。这是美国极不愿意看到的。法国取代吴庭艳的谋划在日内瓦会议后不久立即行动起来，它选择的替代者是保大的堂兄弟宝惠（Bao Hui）。此人曾跟越盟密切合作过，当时又主张在南北方之间建立经济、文化和邮政联系，这与法国的政策趋向一致。而他上台的最大希望在于他得到参谋长阮文馨的支持。阮反对吴庭艳，更是公开扬言要推翻吴庭艳，声称南越需要一个受人拥护的领导人。 ^[7]

美国向法国明确表示，绝不接受宝惠或任何持有类似政治观点的人。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4年8月17日下令，从即刻起，美国对印支的援助应直接交给联邦国家，而不必通过法国。 这一决定显然是表达对法国的不满和不信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阻止阮文馨政变。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兰斯代尔小组身上。1952年时，兰斯代尔就和阮文馨在菲律宾相交为友，对后者是较为熟悉的。兰斯代尔一到西贡，一边着手颠覆北方的破坏活动，一边警惕空气中那充满着阴谋的味道，他觉得当务之急不是前者，所以，他没有随行动小组到河内搞破坏。应阮文馨宠妾的要求，兰斯代尔开办了一个小型英语培训班，学员都是越南政府重要人员的情妇。当然，此举并不能迅速消除根深蒂固的矛盾。

1954年9月间兰斯代尔及其特别小组得知政变企图，他试图调解阮吴关系，并警告阮，发动政变将造成美国停止一切援助。然而，阮文馨似乎并不相信，他表现的有恃无恐，依然谋划政变，打算十月下旬动手。兰斯代尔在美国驻越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约翰·奥丹尼尔中将的配合下，把阮文馨的两名重要助手及其他部属骗到菲律宾观摩，在马尼拉夜总会享乐，这个釜底抽薪的办法阻止了政变的发生。兰斯代尔本人自视甚高，认为吴庭艳能在西贡站稳脚跟，自己功不可没。 ^[8] 以往的研究大多也以兰斯代尔的说法为依据。一个相当熟悉他的记者这样表达主流观点，“的确可以说，南越是兰斯代尔的杰作”。 ^[9] 近年来的评价没有那么夸张了，但还是把他看成具有非凡影响力的人物。实际上，兰斯代尔能起作用，根本上是美国的越南政策使然。大使希思则亲自飞到巴黎，告诫保大不要鼓励阮文馨动用武力驱赶吴庭艳。政变未遂后不久，艾森豪威尔的特别代表——新任大使劳顿·科林斯（Lawton Collins）11月8日抵达西贡，明确宣布美国支持吴庭艳。在华盛顿和科林斯的重重压力下，保大将阮文馨召至巴黎。阮尽管不甘心，但无奈大势已去，于11月29日离开西贡，他的职务遂由吴庭艳的追随者接替。

美国保住吴庭艳政权的第三项行动是帮助他成功瓦解了高台教与和好教两大教派武装以及剿灭了平川帮。高台、和好两教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大部分地区，拥兵自重，在南越政治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平川帮则盘踞西贡，呼风唤雨。吴庭艳要想统一南越军政，不制服他们是办不到的，美国图谋建立反共国家也是一样。科林斯拟定的南越事务七点纲领的第一条就是取消帮派武装。早在科林斯赴任之前，兰斯代尔就在吴庭艳的要求下卷入了行动，1954年9月便跟高台教、和好教的头目开始接触。中情局认为，吴庭艳让兰斯代尔做中间人无非就是想对这些教派表明，自己背后是美国人。 ^[10] 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事实。吴庭艳和郑明世（Trinh Minh The）的联盟并不是兰斯代尔一手促成的，在兰斯代尔之前，吴庭儒就已经和郑明世面对面进行谈判。但经费是中情局支持的。兰斯代尔秘密向吴庭艳转交钱款，后者秘密贿赂高台教郑明世，而对和好教，吴故作傲慢，只需要兰斯代尔“教导和好教的头脑，吴庭艳怎样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至于吴庭艳为什么选择郑明世作为突破口，可能主要是因为郑因不满与法国的合作于1951年另立门户，这样的人拉拢起来比较容易，再加上郑位于西宁某处山脉的基地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距离西贡仅一天的车程。如能对这支武装先行控制，将极有利于最终瓦解所有教派武装。这种分而治之、打一派拉一派的策略起了作用，郑于1955年1月底率部归顺。当时，吴庭艳乘直升机飞到西宁亲自会见郑明世。两周后，后者高调开进西贡，宣布拥护政府。此后，吴庭艳仍利用中情局的秘密资金，结合挑拨、封官等手段收服了两派的另外几股势力。他们的武装除部分并入政府军外，其余全部遣散，所需的安置资金也一律由美国提供，且全部是现金。美国收买这两派武装究竟花费多少，至今也没有准确数字。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笔钱数目巨大，不过也不是传闻中的数千万美元，毕竟法国每年给予的补贴也不过75万美元。当然，金钱可笼络的也会因钱再反目，但他们已不再是令吴庭艳害怕的武装了，他得以转回头来收拾最后一个敌人——平川帮。

高台教与和好教的瓦解不能不使平川帮感到如临大敌。1955年2月初，政府宣布平川帮的赌场营业执照即将到期，这意味着赌场要关闭。黎文远表面上不对抗，因为只要控制了警察局和公共安全署，自己就具备与吴庭艳较量一番的筹码；同时暗中部署同吴摊牌。作为总统特使的科林斯此刻是站在吴庭艳一边的，他提议，美国要求保大收回将西贡治安权交予平川帮的政令，但遭到拒绝。3月1日，平川帮联合被吴庭艳拒绝与之分享政府财政收入的高台、和好两教，宣布成立“国民力量联合阵线”，提出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限制吴庭艳在3月25日之前必须满足这些要求，否则吴必须下台。尽管科林斯一再以倒吴将导致美国切断对越援助相威胁，但反吴联盟置若罔闻，并于3月29日袭击政府军据点，炮击吴庭艳官邸。3月31日，科林斯完全改变了对吴庭艳的态度，正式向华盛顿提出替换吴庭艳的建议。导致科林斯态度逆转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认为吴庭艳已经完全孤立，由此造成的混乱局面与西贡政权应当招贤纳良之主张背道而驰。特别是看到包括郑明世在内已经归顺的将领竟然也参与其中，科林斯更加坚信这些人的反叛是有理由的，对吴庭艳领导力量不足的判断更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看法不失为明智，但有一点他是不清楚的，这就是有学者怀疑，郑明世等人的突然反水其实是一出苦肉计，他们假装跟平川帮合作，实则为了获取它的反叛计划。 ^[11] 真是如此，所谓吴庭艳孤立之说就不准确，更重要的是，特洛伊木马计策是如何设计的就很有趣了。根据莫尔所言，“1955年春，教派危机开始的时候，他（指兰斯代尔——笔者注）参与了中情局西贡站建立的一个专门对付平川帮的秘密小组的工作”， 但没有披露更多细节。已经解密的中情局档案《中情局和吴庭艳家族》也隐瞒了一些关键信息，史家猜测中情局是否故意策划了这场武装冲突的观点也没有能够从中得到证实。笔者据此推断，郑明世等人的所谓背信弃义很有可能是兰斯代尔谋划的一出苦肉计。至于其他各股力量为什么反吴，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联盟不过权宜之计，捞钱、要官，顺便给吴庭艳捣点乱，何乐而不为呢？

就在科林斯提出换马建议的当天，吴庭艳在独立宫设宴招待高台教重要头目，反吴联盟宣告瓦解，但这并不能使科林斯收回立场，尤其是在平川帮与吴庭艳之间必然要有一战的情况下。前一次的冲突在法国驻印支总专员兼印支法军司令厄利和科林斯的干预下暂时停止，但吴庭艳消灭平川帮的决心是坚定的。不幸的是，这位大使换掉吴庭艳的建议也是坚决的。他的一再坚持既使华盛顿方面颇感吃惊也更加为难。因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决定召回科林斯进行紧急磋商。后者4月20日返回华盛顿，在接下来的一周内，科林斯终于说服了国务院的反对意见。27日，杜勒斯向驻法大使馆发出指示：“在同科林斯将军充分商谈后，越南政治安排中的某些变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吴的下台似成定局。” ^[12] 应当说，白宫和国务院对倒吴是相当勉强的，因为无论吴庭艳政权在政治素质方面有多少严重弱点，美国都已在吴身上下了一大笔赌注。从这点看，要抛弃他是很难的。而历史之所以有趣，就在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差不多与杜勒斯做出准备改变亲吴政策的指示同时，4月26日，吴庭艳宣布撤换警察首脑，这是对平川帮的最后摊牌。随后，大规模冲突再起，“争夺西贡战”打响。兰斯代尔请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授权，以便自身向吴庭艳保证，华盛顿将继续承担义务。但杜勒斯同时敦促对吴庭艳加以约束，任何需要的保证都将通过代办伦道夫·基德（Randolph Kidder）发出，而且目前不会给出任何保证，直到最高层正在设计的意图有了结论为止，“你应当准备好这样一种可能性，它可能会涉及与艳关系的变化”。 兰斯代尔马上意识到他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而且远比自己想象得还要严重。

实际上，4月27日傍晚，华盛顿连发三封电报指示驻法使馆，一待保大就平川帮交出西贡治安权做出保证，美国即与法国一起组织保大要求的政府。同样的电文也发往西贡，西贡时间是4月28日上午刚过7点。四小时后，政府军与平川帮在堤岸区交火。对兰斯代尔来说，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他认为吴庭艳一定能消灭平川帮，他还要求基德同意大家向各自的上级部门报告他们的看法，被拒绝之后，兰斯代尔联合西贡站于4月28日上午9点共同致电总部，此时是华盛顿时间4月28日凌晨左右，电报到达华盛顿的时间距离国务院给巴黎和西贡的电报发出后仅6小时。电文称，平川帮和越南共和国军队之间发生交火，争夺西贡的战斗正在进行。这是西贡站“深思熟虑的意见”，即比起任何一个寄予厚望的替代者，吴庭艳都拥有更好的机会取得成功，不支持他则注定任何一个继任政府都将失败，越盟将坐收渔翁之利。 原本就不赞成倒吴的杜勒斯立即命令巴黎和西贡不要根据之前的指示采取任何行动，等待进一步指示。相隔不到几小时，华盛顿态度截然不同，一天之内事情就起了变化。4月2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表示，最好的政策是“顺其自然”，吴庭艳将以一个英雄的身份出现也不一定。 ^[13]

就在此时，保大要求吴庭艳速去巴黎。兰斯代尔怂恿吴庭艳不予理睬。 吴庭艳拒绝离开，并故意向保大透露这样一个信息：军队和已投诚的高台教意在废黜皇帝。为进一步摸清美国的底牌，他强硬地表示，自己不会听命于保大。基德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用词颇具意味——“这位总理将不得不为抗命承担所有责任”。 ^[14] 到4月30日中午，平川帮退守至堤岸几个孤立的据点。这一天是周末，但艾伦·杜勒斯立即把最新战报通报给国务院，并认为在此时履行总统对科林斯的承诺是错误的，建议推迟换掉吴庭艳的打算。5月1日中午，就在科林斯返回西贡途中，一封国务院致西贡大使馆的电报再次确认：美国承担对吴庭艳的义务。杜勒斯又致电科林斯：“过去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已经使越南的局势处在……和你在的时候不一样的角度了”，吴庭艳战胜平川帮在杜勒斯看来，“似乎已经压倒了之前促使美国支持赶跑吴庭艳的主要理由……此刻对我们来说，参与拉艳下马不仅在国内是行不通的，而且对我们在亚洲的声望损害极大”。 ^[15] 这是美吴关系经历的第一个但并非最后一个危机。

美国巩固吴庭艳政权的最后一项行动是，支持其确立吴氏独裁统治。在最终粉碎了得到法国支持的平川帮这个最危险的对手后，吴庭艳的独裁统治也得以建立。战胜平川帮前夕，吴庭艳就着手废黜保大。他操纵一帮人组成“全国民主与革命力量代表大会”，通过集会上书等活动鼓噪倒保拥吴，再以顺应民意为由要求美国支持。起初，美国国务院对这样的手段并不十分赞成，但国会和公众舆论的亲吴情绪促使国务院立即改变态度，或者它根本就是半推半就，总之，美国决定保大的地位和南越政体由吴庭艳自己定夺。结果可想而知。吴庭艳最初还装模作样地打算建立“国民议会”，然后由国民议会决定废黜保大，以体现合法性。现在，鉴于美国如此容忍，吴庭艳也就索性不要门面了，直接搞“公民投票”。在投票举行前，兰斯代尔小组通过不择手段的宣传活动丑化保大，尽管他也并无多么高大的形象。投票和计票过程更是充斥各种舞弊行为。无疑，所需绝大多数经费来自中情局。1955年10月26日的投票结果竟然是98.2%赞成废黜保大。当时，兰斯代尔告诉吴庭艳，根据选举原则，有一个61%的得票率就可以了。但是，吴庭艳一定要95%以上的选票，于是就有了98.2%的得票率， 可能是不想留给保大一点翻盘的余地。最后，以吴庭艳为总统的“越南共和国”在美国的支持下，正式拒绝日内瓦协议的全越普选安排，南越反共“国家”正式形成。

吴庭艳上台后，美国为吴庭艳政权提供了它所需要的一切橡皮图章。中央情报局在西贡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条件支持吴庭艳。为此，法国驻西贡副高级专员达利丹指责说，这种政策不是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的，而是由美国特工部门设计的。 从这层意义上说，美国政府内部对“艳试验”从一开始就出现两种意见是必然的，因为分歧、争吵，美国一直在扶吴和弃吴之间来回摇摆，直到把吴庭艳送上断头台。 DC9r7Dga74jHTv0qa+xcgZCAIT9gqzw23lfgd64U4MQJvN/FlVgHecODMgbb2Ex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