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彼岸“来客”

1951年11月，在吴庭艳于美国停留一年半的时候，一个名叫艾伦·格里芬（Allen Griffin）的美国援助官员在东南亚的旅程中停留印支。18个月前，他率领一个国务院特殊使团赴越南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格里芬小组搜集到的信息一直是美国对包括法属印支联邦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在内的当地政府进行经济援助的依据，现在他回来看看这些援助的效果怎么样了。他在越南看到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担忧。在给国务院的报告里，他抱怨陈文友（Tran Van Huu）政府缺少活力和大众领袖，而且对改善农民的普遍福祉的积极措施漠不关心，已经奄奄一息。它“根本没有群众基础，因为无法惠及民生而得不到广泛支持”，格里芬还预判说，“只要得到法国支持的‘独立领袖’不过就是从外国官僚变成了土生土长的官僚，胡志明在普通越南人中就依然保持其吸引力”。他宣称，越南的主要问题是“亚洲的通病”，即“政府不能有效应对人民大众的不安全感、饥饿和不幸”，要使美国的援助更有效，美国领导人有必要想办法不但劝说法国，也要让越南拿出对策。他警告说，“在亚洲，衙门式政府的时代已经过时了”。 ^[1]

格里芬提出了50年代及其后长期困扰美国官员和专家的关键的社会政治问题。但不是所有人都和他看法一致。唐纳德·希思（Donald Heath），美国驻西贡使团团长也写了份报告，尽管他对陈文友政府缺乏广泛支持的判断并无异议，但他以为建立一个依赖“群众基础”支持的南越政府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暂时如此。即使找到这样的领导人，将其拉进政府，他们也可能导致“亚洲中立主义或越盟的渗透”。在他看来，最好的政府不是要以群众根基为驱动力，而是要以他所谓的由法国和南越安全部队执行的“安抚行动”为驱动力，动用军事力量在农村确立行政当局权威，如此将会最终为产生一个民主的政府铺平道路。 ^[2]

格里芬和希思之间的分歧反映了美国官员对越南国内政治和外援看法的深刻分歧。从美国干涉印支开始，其国内一直就援越的手段、目的争论不休。美国官员都确信美国应当遏制东南亚共产主义，但常常就如何为实现这一目标使用美国援助的问题分歧尖锐。这些争论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而是源于思考亚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实现发展和社会转变的根本路径不同。到50年代初，竟然有一大批美国人对整个亚洲的发展项目拥有数年甚至几十年的经验。美国官员和技术专家也可以吸取他们近来在所服务的国家的经验作为观念和模式的来源。因此，尽管冷战是美国在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的一个新的战略动因，但由此引发的实际的援助项目和实践往往是有别于冷战前的。早期的经验教训是多种多样的，20世纪中期，美国有关发展的思想和实践不能只用一种理论学说或意识形态界定。

50年代早期，对到达东南亚实施援助项目的官员和技术专家来说，他们很多重要的发展经验都是从罗斯福新政那里得来的。罗斯福本人就坚决认为新政的自由主义改革的精神实质可以也应当从美国国内传输到国际社会。然而，新政的遗产溢出了美国致力于转变、塑造国家间关系的国际关系领域，它们同时体现在华盛顿试图在其他国家内部引发变革的努力中。1945年后，对许多渴望在海外建设现代国家的人来说，罗斯福新政恰恰是发展主义理念和模式的试金石。

除了罗斯福新政以外，还有一股被称为“高度现代主义”的思潮在战后蓬勃兴起。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将高度现代主义解释为，“把技术和科学上的进步成果应用（往往通过国家）到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的笼统观念”。从这个视角出发，罗斯福新政仅仅是诸多情形中的一种，政府和技术专家千方百计将科学服务于自上而下的重大发展项目。每一个案例无不是领袖和政府建议利用中央的规划作为改善公民生活的手段。根据斯科特等学者所说，这些“宏伟的项目”（big plan）的结果往往落后于设计者的期望值。与此相反，“低度现代主义”鄙视宏伟计划，赞成“小即美”（small is beautiful）的观点，即发展事业须考虑地域性和特殊性。低度现代主义者不是从物质和社会层面的转变开始，而是力主发展应当随着学习新的理性和思想的民主习惯在民众心理领域生发，思维的改变将会驱动体制和社会模式的转变。两者的分歧自然而然被带进了战后美国对外援助的研究中。

在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美国人对发展大项目的热衷早在二战前就很明显。20世纪20至30年代，在中国的一个实施主体是美国传教士团体的联合会，被称为中国国际饥饿救济委员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它发起了几个庞大的公共工程项目，包括修缮公路、挖掘灌溉的井渠、筑堤坝以及在四川省建造42英里的水渠。除了预防洪灾、促进贸易和旅游，该机构也试图促进技术知识传授到中国，但有些工程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例如，四川水渠完工后不久就充斥着盐碱。这类挫折并不能阻挡、破坏委员会的信心。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该委员会的项目停滞，在中国的项目在战后又由联合国复兴委员会进行重建，仍然聘用中国国际饥饿救济委员会的首席工程师奥利弗·托德（Oliver Todd）监管，所需款项也还是由美国资助，参与人员绝大多数还是美国人，许多都是战前发展计划的老员工。

美国在中国的项目从不单以高度现代主义为指导，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一些人主张推动以社群为基础的发展项目和工程。例如，为支持其大规模民用工程项目，在华北，中国国际饥饿救济委员会辅助地方集中努力建设农村信用合作。这主要是受到莱夫艾森社区（raiffeisen societies）的启发，它是19世纪时期德国的一种农民合作的形式，其经验后来在美国得以广泛推广，也获得巨大成功。除了向中国农民提供靠得住的信用贷款，中国国际饥饿救济委员会还配合新农业技术推广进行培训以及开展其他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著名农业经济学家J．洛辛·巴克（J．Lossing Buck，即卜凯）是这一模式的积极奉行者，他认为，中国农民应通过组织信用合作社来实现自助，并力图表明美国农业管理原则可以用于提升中国农村居民的生产效率。

中国国际饥饿救济委员会战前的许多社区改革措施在1945年后由经济合作委员会继续推进。这是一个承担华盛顿绝大多数对外经济援助项目的机构，以监管战后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闻名。与欧洲情况相反的是经济合作委员会在中国更多强调农业和低度现代主义，尤其是它下属的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更是如此，于1948年开始在中国大陆展开项目。除了在社区一级单位促进农业推广、农村医疗保健和小规模的乡镇工业，该委员会也涉足土地税问题，采取措施保护农民免遭地主剥削。为委员会工作的美国人称此为实现发展的“乡村模式”。这种对乡村和其居民“迫切需要”的强调成为美国低度现代主义的一大反复出现的主题，贯穿整个50年代及其后历史。1949年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把工作搬迁至台湾，继续支持乡村模式，深深卷进了台湾的土地改革设计和执行，尽管国民党当局对委员会计划中较激进的措施颇为不满，但项目大大降低了租金，提高了土地所有权水平。从此，改变台湾农村生活的诸多措施伴随美国援助台湾工业部门的高度现代主张逐一展开。另一个工业上奉行高度现代主义、农村建设上奉行低度现代主义路径的相似例子就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美国组织的这些项目被视为第四点计划的先声。

第四点计划是由总统杜鲁门发起的一项重大的发展举措，他在1949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倡议“一项欠发达地区的改善和成长得益于我们科技进步和工业增长的全新而勇敢的项目”。虽然，杜鲁门把该计划作为遏制苏联的一枚利器，但他同时相信美国科技的改变力量，也相信发展政策本身之目的。然而，他并没有具体阐明新项目采用的实际做法，他的话在政府内部就美国发展政策的手段和目的触发了一场辩论。伴随辩论进行，实施外援项目的高度和低度现代主义之间的概念性区别变得越来越尖锐。国务院的官员声称对外援的模式标准享有权威，而白宫的总统顾问们想大权独揽——如果仅仅是官僚部门间的倾轧就简单了，背后也反映了参与人员从以往美国外援项目中吸取的截然不同的教训以及对外援实施的不同理解。国务院官员和专家认为第四点计划应与马歇尔计划一样，聚焦于资本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杜鲁门的经济顾问们则力主以社群为核心的农业改革。他们分析的国民收入的比较数据显示，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人民挣扎在贫困线边缘，如果美国希望在这些前农业社会扑灭兴起的革命，华盛顿就有必要向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农村人口直接提供援助。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农业问题专家亨利·贝内特（Henry Bennett）被杜鲁门指定为第四点计划首位主任，1950年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他对杜鲁门和其他高级官员雄辩地宣称，以社区为焦点的援助项目旨在为半数贫困人口增加获得粮食、医疗和教育的机会，“至少必须给这些人一个机会，望一眼20世纪的大门”。杜鲁门热情地回应说，“这正是我正在考虑的计划”。 ^[3]

尽管第四点计划仅存在了四年，但从未弥合过哪怕一丁点关于外援预算、理念的分歧，在第四点计划被解除后围绕其存在的定义的争论也持续了很长时间。第四点计划即使在美国外援项目发展史上算不上全新的开始，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使美国政府首次明确了以推动全世界发展的理念为美国外援政策的明确目标。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必要搞清楚一系列问题，例如发展的性质和含义：究竟什么是发展？所有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下，发展都是同样的吗，可以对其进行跟踪、管理和控制吗？还有，发展如何同种族、文化和象征人类差异的其他符号联系起来？上述问题不是政府官员和技术专家独享发言权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也对发展作为客观描述和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越来越感兴趣。随着美国外援项目扩展至全世界，学理探究就不仅仅止于学术意义了。伴随冷战展开，这些争论仍在继续，并蔓延至美国驻海外使团。就越南的情况而言，从西贡到华盛顿，出现一种来回交叠、绵延不绝的争吵之势。

吴庭艳正式就任前，英国人告诉美国驻西贡代办罗伯特·麦克林托克（Robert McClintock），吴庭艳就是“美国人的囊中物”。后者很恼怒，回应说自身的口袋“太小”， ^[4] 他还明确告诉英国同行，吴庭艳似乎还没有一个适合新政府的整体的政治战略。在给华盛顿的秘密报告里，这位代办流露出关于吴庭艳及其作为领导人的能力的极度悲观态度，“艳是一个缺少资源的救世主，他唯一的方策就是要求美国给予各种援助”。 ^[5] 基于这种怀疑情绪，他和一些同事不无鄙夷地称西贡新政府是“艳试验”，强调局势的不稳定和脆弱。然而，使团的其他人对“艳试验”及其成功的前景则不那么悲观，他们希望美国的援助和建议的完美结合将使局面变得有利于吴庭艳。同时，尽管吴庭艳顽固的声名在外，他们对说服他也持乐观态度。华府希望倚仗西贡使团提供确定而不是矛盾的政策，但事实上，后者在某些方面的分歧比华府的同事们更严重。

从1950年开始，使团扩张迅速，外交官、军事顾问、技术专家、情报人员等大举进入越南，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理念和实践的碰撞，此一阶段的争论是前面所述分歧的继续，将会越来越激烈。唐纳德·希思作为大使，非常清楚美国在印支的头等大事就是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共产主义世界得到战略资源。为此，他们别无选择，唯有维持跟法国的合作。他任职期间，强烈支持法国的要求，即美国的援助应通过法国监管，而不是直接给保大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认为吴庭艳是越南必不可少的救星。希思的意见不代表普遍的看法，完全不赞同者有之，尤为特别的一个就是罗伯特·布卢姆（Robert Blum）。此人于1950至1951年负责经济援助部门，早年参加过经济合作委员会的中国援助项目，非常赞成乡村模式。布卢姆的建议遭到法国当局的反对，总督甚至讥讽他是印支最危险的人。希思的天平向法国一方倾斜，避免“对法国政策不正确的批评”。尽管在华盛顿不乏支持布卢姆的人，但是他很快被调离岗位。他的离开意味着乡村模式派式微，但其实，许多人已经深信美国跟法国的合作既无效也不明智。随着吴庭艳1954年就任总理，关于援助的争论就和美国应不应当支持和怎样支持这位新总理的问题关联起来了。我们将会看到，因此而产生的关于西贡政权的看法，特别是关于吴庭艳本人的评价大相径庭，故而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既然美国人内部唇枪舌剑，乱作一团，可想而知吴庭艳政权的前景。在和吴庭艳打交道的美国人中，那些对吴庭艳颇为认可的人似乎没有考虑太多，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却最终用他们美好的愿望铺就了一条通向地狱之路。

彼岸“来客”们大多虽是初来乍到，但拥有在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援助事务的丰富经验，决心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开垦他们的反共试验田。1954年秋，作为吴庭艳的好友，费希尔率密歇根州立大学考察组来到西贡。该大学拥有美国最出色的警察培训机构，考察组此次就是为几年前费希尔提出的“技术援助”计划付诸实施做准备的。费希尔自然了解他的这位朋友性格倔强、顽固，他最初就说吴庭艳“睁眼上台的同时又闭上了眼睛”，这位总理“清楚他面前的困难局势，但他总认为自己道德品行高尚，终将获得胜利”。 ^[6] 不但吴庭艳自视如此，就连费希尔也相信，吴庭艳的缺点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假以时日，再加上美国人的耐心。费希尔的乐观不是因为他个人与吴关系密切，而是源于他的国际政治观和他对历史上美国与亚洲关系的理解。

作为4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费希尔师从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后者是国际关系学界执牛耳的人物。和导师一样，费希尔积极拥护国际合作，尤其对新近独立的国家特别是与从前是亚洲或其他地方的前殖民地的新的合作方式感兴趣。其博士论文就是考察一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文章中，他高度评价了华盛顿决定放弃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和其他一些特权的做法，在他看来，这个决定表明，美国领导人选择与中国平等交往，基于互相尊重和利益共享建立关系。这就导致他把重心放在对亚洲政治精英的研究上。不过，这种兴趣不是出于纯学术目的，他还希望利用专业知识建议和鼓励政治精英们赞成他提倡的某种合作形式。他在这方面的抱负反映在他努力和他笃定能在未来获得权力的亚洲政治领导人发展友谊。除了吴庭艳以外，他与日本、泰国、朝鲜的政治领袖交往也颇多。当然，费希尔不是唯一试图影响进而改变吴庭艳的美国人。他们怀揣各种抱负、目的奔到这个遥远的国度，铆足了劲要完成他们的“使命”，支配这种使命感的并不是纯粹的反共信念，有时甚至与之完全无关。因此，当“使命”夭折之时，不免有些悲壮。和他一样，沃尔夫·拉德金斯基（Wolf Ladejinsky）也是试图影响吴庭艳的专家之一。

沃尔夫·拉德金斯基是驻越使团的土地问题顾问，1955年年初来到西贡。他在土改方面经验丰富，享有“土改先生”的赞誉。他不赞成美国传统的关于亚洲农业社会的分类，认为在亚洲富有的地主都是“反革命封建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是革命力量，美国非但不应当排斥土地改革，反过来要善于利用这一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工具，支持土改从而消弭农民革命的冲动，引导它向“正确”的方向上走。这个主张和拉德金斯基早年在俄国的生活经历有直接的联系，简单来说，他的观点就是通过土改扑灭革命的火种。农民占南越人口绝大多数，西贡政权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农村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策。拉德金斯基提出，为了让土改更有效率，必须在乡村单位贯彻实施，也必须得到农民的参与，农业援助项目的物质技术层面并不比那些可能促成“新精神面貌”的项目更重要，技术援助真正效果是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这与低度现实主义倡导的原则完全一致。他还认为，只有政治家能进行或好或坏的改革，或者根本不搞改革，因此关键的是要和具有积极进取思想的亚洲领导人建立关系，即为了开具的改革药方能被采纳，最好以一种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方式向政府提出来。拉德金斯基显然希望吴庭艳就是那种易于接受的亚洲领导人。然而，他们把自己当救世主的同时，偏偏遇到了同样自认为品德高尚的吴庭艳，从政府官员到专家顾问，几乎没有人不认为吴庭艳顽固。事实却是，有些问题源于美国政府内部各执己见，无论跟吴庭艳有无争执，有多大的争执，他们自己就无法达成一致，或是使团之间，或是使团和华盛顿之间常常分歧不断，以致爆发争吵。

正如已有研究指出的，美国军方根据自己的职业传统加上朝鲜战争的狭隘经验，把南越政府军的使命规定为对付来自北方的入侵，按照美式正规作战方式进行训练和演习，忽视了在南方进行反游击战的需要，甚至在种种证据表明南方游击战是西贡政权面临的主要危险之后，美国军援顾问团依旧墨守成规。在如何对付游击战方面，美国政府的关注度远不如吴庭艳，主要由于后者的推动，南越建立了两种专用于打击游击队的准军事部队。 第一种就是保安队，即南越民警部队。密大旋即派专家小组在1955年夏承担设计和训练任务，但不久遇到麻烦。这个麻烦在后来又表明，美国军援顾问团的建议更合适、更有效。密大专家认为，保安队是个轻装警察组织，而美国军援顾问团支持吴庭艳，要求把它建设为一支拥有装甲车和直升机等重武器的辅助军队。华盛顿采纳了密大专家的意见，拒绝提供资金迫使吴庭艳放弃其要求。不仅如此，1958年6月，美国还要求将保安队人数减少约40%。第二种准军事部队是自卫队，即村级民兵。1955年11月，吴庭艳向美方提出应立即建立这种组织，并为此索取资金和装备。美国大使和军援顾问团都认为，这对于铲除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和完成南越绥靖是必要的。然而，尽管华盛顿拨付了一些资金，但几乎没有做出别的努力，后来甚至通知西贡，由于缺少资金，只能支持三万人规模，比原计划少一半。1957年10月，美国国际合作总署建议对越军援削减超过20%，虽然该署驻越分署和大使埃尔布里奇·德布罗（Elbridge Durbrow）都认为这太过分，但国务院予以通过。显然，“救世主”也没有那么慷慨，斤斤计较扶持成本；而且，它也不做赔本的买卖。就以“商品进口计划”来说，它是西贡政权重要的经济基础，使西贡得以生存，甚至大发横财，但美国自己也受益不少，被美国人自己称为“自有轮子以来最伟大的发明” ：给予西贡的美元90%只能用于进口美国商品，只有10%被允许购买第三国商品。当然，无论如何，美国援越的出发点是反共，在这个根本前提下援助吴庭艳形成其统治，也因此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美国在扶吴和弃吴之间来回摇摆。 bieVto4MXheFVLyAOH2ctUjuEre7DmQfFdlOABvkfNt0XuITxr2dOL4y5yXFWU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