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国航空公司在行动

“动力计划”涉及诸多方面，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空中援助行动。美国航空公司是中情局在老挝秘密援助活动的重要依托。到1970年夏天，美国航空公司在老挝投入了24架双引擎运输机、24架能短距离起飞着陆的飞机（short-takeoff-and-landing，缩写为STOL aircraft）以及30架直升机，并动用了300名飞行员、飞行技师与空运专家。美国航空公司秘密运送了数十万老挝部队和难民，还负责空投与运送在解放区与前线进行侦查工作的苗族“望路队”（road-watch team），此外，其侦察飞行还为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空中照片。没有美国航空公司的存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行动将陷入困境。

195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亚洲活动时感到需要发展空中运输能力，8月，中情局秘密购买了美国民用航空运输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CAT）的资产，民用航空运输公司随即成为中央情报局在亚洲行动的空中支援工具。这家航空公司是美国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将军于二战后在中国创办的。

1950年，美国与老挝王国政府签署经济、军事援助协议。日内瓦会议后，美国政府决定扩大援助计划。1954年12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万象建立美国行动使团（United States Operations Mission）负责管理对老挝的经济援助。1955年年底，美国政府又派遣由退休军官组成的计划评估办公室赴老挝负责军事援助事宜，该组织职能上类似于军事援助顾问团，只是为了绕开《日内瓦协议》关于外国不得向老挝派出军事人员的规定，才选派退休军事人员组成。计划评估办公室隶属于美国行动使团，是美国国防部在老挝的派出机构，并向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负责。

美国民用航空运输公司很快卷入美国行动使团的援助项目。1955年7月，美国行动使团官员了解到老挝几个省由于缺乏稻米面临饥馑，而且一些缺米地区偏僻遥远、地处山区，只有空运才能实现救援。9月11日，3架美国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的C-46运输机抵达泰国与老挝交界的乌隆（Udorn）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执行了200多架次飞行任务，向25个缺米地区空投下1000吨食品。这次空中救援行动开启了美国民用航空运输公司在老挝的空中行动。 ^[25]

1959—1960年，老挝局势因老挝右翼与左翼力量的争执而陷入动荡，中央情报局通过其拥有的航空资产加强了对老挝右翼势力的支持。1959年2月11日，老挝右翼政府首相培·萨拉尼空（Phoui Sananikone）宣布老挝政府认为《日内瓦协议》有关规定已经全面落实，老挝将不再受该协议束缚。与此同时，老挝境内的共产主义力量的势力也在增强，1958年年底到1959年年初，北越部队进入老挝南部的车邦地区（Tchepone）。 ^[26] 1958年年底开始，民用航空运输公司开始在老挝境内运送中央情报局情报官员。 1959年2月，陆军准将约翰·海恩吉斯（John A．Heintges）担任美国驻老挝计划评估办公室主任，他认为老挝王国政府军的训练不应由法国军事使团垄断，美国政府应承担对老挝王国政府军的训练。6月底，培政府接受了海恩吉斯的计划，由法美两国联合训练老挝王国政府军，两国决定各向老挝军队派出12个小组负责部队训练。1959年3月26日，美国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更名为美国航空公司。美国军事训练小组在老挝境内的活动以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为运输工具。从1959年起美国航空公司不仅在老挝境内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任务，而且也对在解放区内残存的老挝王国政府军据点进行物资空投。1958年年底到1959年年初是美国航空公司在老挝活动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活动主要以人道主义救援为主，此后开始加强了与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合作，公司的许多活动都是按照计划评估办公室的命令行事。这样隶属于中央情报局的美国航空公司与美国军方的驻老机构密切配合，在老活动的军事情报色彩大为增加。

1960年8月贡勒政变后，老挝很快陷入内战。美国航空公司于9月承担起对富米右翼集团部队的空运补给任务。 ^[27] 到1960年年底，在老挝形成苏联政府对贡勒-巴特寮部队实施空中援助，而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的美国航空公司为富米部队提供空运补给的局面。

1961年年初，在“动力计划”正式启动后，中央情报局援助苗族的军用物资囤积在日本冲绳的军品仓库中。美国航空公司负责把这些物资运送给苗族武装力量。 ^[28]

由于苗族分散居住在查尔平原附近的山区，莱尔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优良的交通联系方式对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他把苗族人的交通联络工作交给了美国航空公司。老挝国内飞行设施极其缺乏且十分简易。为了便于飞机起降，莱尔要求在老挝尽可能多地建立简易飞机跑道（这些跑道被称为“Victor Sites”，后来被称作Lima Sites，“利马”），以便于该公司的短距离起降飞机（STOL aircraft）的使用。4—6月，在老挝北部基本建成范围广大的简易飞机跑道网络。 这个简易航空网络的建成对于中央情报局对苗族的支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运送人员还是物资都离不开这个航空网络的支持。

美国航空公司还为王宝吸引、聚拢分散的苗族居民发挥重大作用。1961年年初，王宝在美国航空公司的帮助下，把200个苗族村庄居民运送部署到查尔平原附近的7个定居点， ^[29] 并且，由于有了美国航空公司的空中支持，王宝得以在苗族分散的聚居点之间自由穿梭。一旦王宝在飞机上发现了苗族村落，即通知地面的苗族人修建简易飞机跑道。他的通知方式是：把信息书写到纸上并放入水壶中，然后飞机低空飞行，王宝把水壶从直升机上抛下，收到信息的苗族村民即在丛林中修建跑道，在跑道修建完成后即可准备接受空投援助。 ^[30] 由于王宝在苗族村落间飞行时会不时给一些村落带去食品与武器，王宝在苗族中的声望不断上升，“动力计划”对苗族的吸引力也随即提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苗族人参加这一计划。不难看出，“动力计划”之所以能在苗族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与美国航空公司卓有成效的后勤保障和人员运输是密不可分的。中央情报局在老挝实施“动力计划”高度依赖美国航空公司，在老挝缺乏公路等交通系统的情况下，美国航空公司拥有的短距离起降飞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交通不便的弊端。美国航空公司也随即成为“动力计划”的后勤支柱。

美国航空公司不仅参加了对老挝右翼武装及苗族武装的后勤保障，而且也参加了在老挝的军事行动。1961年1月，富米对在查尔平原的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实施空降作战。当两个连的空降部队被击溃后，富米对查尔平原的地面进攻也停止下来。 ^[31] 富米的失败引发肯尼迪政府关于如何打击查尔平原共产主义武装力量的讨论。1月下旬，肯尼迪政府组建老挝问题跨部门工作小组研究针对老挝内战的可行性方案，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三方组成的跨部门小组提交的报告认为：美国不应军事干预老挝局势。美国、泰国军事干预老挝问题将招致北越的报复，北越部队人数至少是泰国军队数量的4倍。向老挝投入美国地面部队也不可取。老挝是个内陆国，部队在老挝作战将面临补给困难，而且老挝山地丛林密布的地形地貌利于北越与巴特寮部队展开山地游击战。报告还认为，这样的地形地貌也不利于在老挝实施空中力量打击行动。 ^[32] 但是肯尼迪总统感到有必要对共产主义力量在老挝的扩张作出回应。3月9日，肯尼迪政府得出结论，在老挝实施空中打击是风险最小的行动手段，美国应使用泰国塔欣里（Takhli）空军基地对在查尔平原的巴特寮与北越部队实施打击，行动代号为“Mill Pond”，计划打击于4月17日发起。 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是哈里·C．艾德赫特（Harry C．‘Heinie’ Aderholt）。艾德赫特时任美国空军1095行动评估训练团团长，少校军衔。该组织是美国空军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的专门机构。此时艾德赫特已经在为中央情报局服务，负责使用C-46运输机对老挝反共军队进行空中补给，同时艾德赫特还为“动力计划”的实施提供支持，具体负责在老挝选址修建简易飞机跑道（Lima Sites）。 ^[33]

3月，肯尼迪总统除了作出对老挝共产主义力量实施空中打击的决定外，还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即13日总统指示将老挝苗族的武装力量从3000人扩大到4000人。在这次决定扩大苗族武装力量的会议上，每一个与会者都认为富米的军队不可能击败贡勒部队及其巴特寮盟军，除非美国或其他国家向老挝投入部队。肯尼迪总统同意尽快向苗族武装提供卡宾枪、手雷、迫击炮等武器装备。 ^[34] 显然，到了1961年3月，肯尼迪政府应对老挝局势的军事手段大致只剩下两个选择：尝试动用美国空中力量与倚重武装苗族的“动力计划”。

塔欣里空军基地位于曼谷西北250公里处，是由美国出资在泰国修建的第一个机场。 ^[35] 修建这一机场的原定目的是应付中国军队南下进入泰国的可能性。艾德赫特是1960年1月抵达泰国的，此时塔欣里基地刚刚建成。艾德赫特最初的任务是监督美国有关部门对中国西藏的秘密空运计划的实施、向西藏山区的反叛武装力量投放补给。塔欣里基地远离城市，便于采取秘密行动，而且该基地在地缘上适于充当对西藏进行秘密空运的中转站。美国政府向西藏叛乱武装提供的军事物资囤积在中央情报局在冲绳的仓库中，塔欣里大致位于冲绳到西藏飞行路线的中点。对西藏的空运计划是得到沙立政府同意的，但沙立指示泰国飞行人员不得参与这一计划，以免招致报复。后来，对西藏的行动扩大到运送西藏武装叛乱人员到美国接受训练。反叛人员从塔欣里转机抵达美国，然后被运往科罗拉多受训。但是不久美国政府就意识到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已经不可动摇，遂结束了这一行动。

在筹措“Mill Pond”行动时，艾德赫特除了使用美国空军飞行员外还从美国航空公司雇用了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全部着便装。3月，约12架来自美国的B-26轰炸机抵达塔欣里基地，飞行员随即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封闭训练。4月16日，飞行员整装待发，准备于翌日对查尔平原的巴特寮部队实施空袭。

但是17日凌晨飞行员们被叫醒，告知“行动取消”。行动取消的原因是在古巴猪湾的军事行动失败。 9月，肯尼迪总统告诉总统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特（Theodore Sorrent）：“感谢上帝，猪湾事件发生在前面，否则我们现在在老挝的处境将比猪湾糟糕100倍。”

空中打击行动无果而终，投入美国地面部队使总统忧心忡忡且国会不予支持，东南亚条约组织也坚决反对出兵老挝。面对老挝危机，肯尼迪政府只能采取“两手抓”策略：军事上继续依靠富米右翼集团的军队，并通过“动力计划”的实施增强苗族武装；政治上寻求构建老挝中立，以此化解西方在老挝面临的不利局面。在整个4月份，肯尼迪总统对老挝问题的表现是只能不断地展示美国的军事实力，却不敢真的使用美国军事力量，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举措是指示美国驻老挝的计划评估办公室正式改名为军事援助顾问团，工作人员正式着军事制服。这些军事上的装腔作势也只能起到聊以自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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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H．S．Simmonds，“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in Lao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No．1，1968，p．10．

[2] Bangon Piyaphan， The Lao in Early Bangkok ，Bangkok：Samnakngan Kongtoon sanap sanun kanwijai，1998，pp．52-60．

[3] National Archives （Kew，United Kindom），FO 371/160069，DS1011/1，Bangkok to Foreign Office，10.03.61．

[4]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 SWB） ，FE/410/B/12，Radio Phnom Penh，11.08.60．

[5]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ai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ugust 11，1960， FRUS， 1958-1960，East Asia-Pacific Region；Cambodia，Laos，Vol．16，pp．783-784．

[6]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ai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ugust 15，1960， FRUS ，1958-1960，East Asia-Pacific Region；Cambodia，Laos，Vol．16，p．792．

[7] Siam Rath （《暹罗日报》），12.08.60．

[8]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Lao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19， FRUS，1958-1960 ，East Asia-Pacific Region；Cambodia，Laos，Vol．16，p．857．

[9] National Archives （Kew），FO 371/152350，DF1015/510，Bangkok to Foreign Office，30.08.60．

[10] National Archives （Kew），FO 371/159811，DF1011/1，Vientiane to Foreign Office，21.06.61．

[11] New York Times ，10 October 1961．

[12] Charles A．Stevenson ，The End of Nowhere ，p．98．

[13]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 DDRS ），CIA Information Report on Laos，Declassified Date 21 February，1996，19 September，1960．

[14] National Archives （Kew），FO 371/152355，DF1015/618，Bangkok to Foreign Office，22.09.60．

[15] National Archives （Kew），FO 371/159811，DF1011/1，Vientiane to Foreign Office，21.06.61．

[16] Peking Review ，Vol．3，No．48，“Support Laotian Government Decision to Establish China-Laos Friendly Relations，” 29 November，1960，p．9．

[17] Arthur J．Dommen， Conflict in Laos：The Politics of Neutralization ，New York：Frederick A．Prager，1964，p．167．

[18]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23.01.61，pp．114-115．

[19] Roger Warner， Back Fire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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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Undated， The Pentagon Papers ，Boston：Beacon Press，1971，1972，Vol．2，pp．643-649．

[22] Timothy N．Castle， 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 ，p．38．

[23] Roger Warner， Back Fire ，p．55．

[24] The Pentagon Papers ，Vol．2，pp．643-649．

[25] “Rice Drop Over Laos，” CAT Bulletin 8（December 1955），pp．4-5．

[26] Arthur J．Dommen，“How Laos became involved in the Cold War，”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After the Cold War：Reassessing Vietnam ，Texas Tech University，pp．26-27．

[27] Arthur Dommen， Conflict in Laos ，pp．153-154．

[28] Roger Warner， Back Fire ，p．54．

[29] Timothy N．Castle， 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 ，p．40．

[30] Jane Hamilton-Merritt， The Tragic Mountains ，pp．98-99．

[31] Ben R．Baldwin，ed， Case Study of US Counterinsurgency Operations in Laos，1955-1962 ，McLean，Va．，1964，p．32．

[32]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Nitze）to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January 23，1961， FRUS，1961-1963 ，Laos Crisis，Vol．24，pp．30-31．

[33] Timothy N．Castle， 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 ，p．35．

[34] Victor B．Anthony and Richard R．Sexton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Southeast Asia ，p．45．

[35] Jeffrey D．Glasser， The Secret Vietnam War：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Thailand，1961-1975 ，Jefferson，NC：McFarland＆Company，INC．，1995，p．11． NPPvO7f/sfEwo5UYABnjOKzzxpq43UKc6L8UEw+JDRR6tVVk05QyDn80OA1jk3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