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于1929年在基辅出生,后来又迁居到第比利斯并在那里长大,后来毕业于一所极为普通的中学的孩子而言,在普里马科夫少年时期并没有什么未来能够飞黄腾达的迹象。也许,年轻的普里马科夫所具备的工作能力是在他接受高等教育时获得的——他考入了莫斯科东方学学院,这是一所培养优秀人才的学校,为的是在广阔的亚洲和非洲大地上捍卫苏联的国家利益,因为当时苏联与美国之间已经开始了非常严酷的竞争。在成为一名阿拉伯问题专家后,普里马科夫并没有停下自己继续学习的脚步,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将研究工作扩展到经济学的领域去——他为此进入莫斯科大学进行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习。
从莫斯科大学毕业之后,普里马科夫开始了他顺畅的官场生涯,在晋升的阶梯上没有遇到什么阻碍。1956年秋季,在结束了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之后,这位精通阿拉伯语和英语并且以当代阿拉伯国家经济问题为毕业论文题目的年轻专家,被分配到了意识形态部门工作——苏联国家广播电台对外广播管理总局阿拉伯站。1959年,普里马科夫第一次率领访问团赴阿尔巴尼亚进行采访,并且以广播总局记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在这次出访过程中,普里马科夫差一点就造成了重大的工作失误,这对他之后的人生是一个极佳的教训。出于对工作的热情,普里马科夫决定把赫鲁晓夫即将在大会上要发表的演讲提要提前发回莫斯科,而不想再继续干等着。这个讲话很重要,是赫鲁晓夫在地拉那访问期间最重要的部分。普里马科夫拿到的讲话提要其实还只是一份半成品,他却将此发回了莫斯科。只是出于偶然的原因,这份电报并没有被采用,但普里马科夫差一点因为这个错误而被撤职。
在过了很多年后,当普里马科夫开始出任重要职务之时,作为一位领导庞大机关且颇有政治野心的政治家,谨慎已经成为他的性格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一份谨慎不但没有阻碍普里马科夫的事业,相反还起到了帮助作用,成为他有原则性、做事情有准备、与人平等相处等诸多优点中的一个。
普里马科夫在广播站工作了6年的时间,从记者升任阿拉伯站的站长,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题目是《部分阿拉伯国家的资本引进——确保对高额利润进行垄断的手段》,顺利地得到了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在这段时间里,普里马科夫获得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已经成长为一名专业的国际问题记者,同时拥有了中东问题方面渊博的知识。
普里马科夫已经成为能够独当一面,且有能力将自己的学识应用于工作之中的专家。于是,他便从一名搜集“别人所说的话”的记者或将“别人所说的话”组织整理后“打印出来”的国际问题记者,转而成为一名学术研究者。的确,普里马科夫慢慢地实现了这种转变。
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任《真理报》副总编的伊诺泽采夫提出,希望能将普里马科夫调任该报亚非国家版面的评论员。这位年轻的电台记者对此表示同意,但他也告诉伊诺泽采夫,由于中央委员会中主管电台工作的书记对他评价较低,他不能再被外派到国外工作。当时伊诺泽采夫同时担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一职,“比较有权威”,他去过问了此事,询问为什么这名电台记者不能被外派。于是,在这场干预之后,普里马科夫摆脱了身上的桎梏,得以再次被外派出国,他本人也调到了《真理报》工作。
对普里马科夫的世界观影响较大的人,是日后被他称为“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或者经历了国家施行“解冻”政策的年代,或者在该政策路线的影响下,一直怀着此种思想进入了停滞的年代。对《真理报》亚非部产生重要影响的“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叫鲁缅采夫,是《真理报》的社长。普里马科夫一生都清楚地记得,鲁缅采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党和知识分子》的那段历史。鲁缅采夫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与主流精神之间出现了背离,因此被迫离开了报社。对于普里马科夫而言,这段历史成了一个教训:不能因为一时充满激情的观点和看法,而做出如此重大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