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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周秦时期，《书》与《诗》《礼》《乐》一直是“造士”的教典，“说《礼》《乐》，敦《诗》《书》”
一直是考验将相良否的标准，尤其是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以后，《尚书》便成为通过教育向人们提供治国理民的经验教训和文物典章的古老规范。即使是诸子争鸣的时代，引《书》、释《书》、用《书》、传《书》，成为当时风尚，渐成传统。传世文献如《左传》《国语》《论语》《孝经》《孟子》《荀子》《公羊传》《穀梁传》《墨子》《管子》《庄子》《礼记》《孔丛子》《孔子家语》《韩非子》《尸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以及出土文献如《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马王堆汉墓帛书》《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清华简等，都有称引《尚书》之文。当然，先秦时期有引《书》尊《书》者，亦有抑《书》毁《书》者，两种思想交锋迭进，直至演为秦始皇之禁《书》焚《书》，造成《尚书》学的一度衰落。
汉兴，《尚书》学重获生机，先是汉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律”
，原来被禁的许多古书重现于世。以精通《尚书》为秦代博士的伏胜（即“伏生”），取出所藏壁中旧《书》，重加研讨，可惜已散佚数十篇，仅得二十九篇，即《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伏生以此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汉文帝时，朝廷派太常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书》，晁错遂将伏传《尚书》带回朝，入藏于中秘。伏生亦因藏《书》传《书》被征入朝，开创汉《尚书》学之今文派。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设五经博士，《书》博士即伏生一脉，后来立于学官之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皆伏生后学，直到东汉而未改。
在伏生今文《尚书》之外，西汉鲁恭王又于曲阜孔子家壁中发现《古文尚书》，书写文字系用战国古文，有别于汉之隶书。《史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
，相较于伏生今文“得多十六篇”
。此本因未能及时立于官学，致使其版本状况、文字内容、流传序列，皆不可得而详，因而造成汉代《尚书》最纠纷难辨的现象。古文《尚书》学由东汉杜林发扬光大，及至汉末，郑玄注《尚书》，兼采今、古，融合诸家，遂集汉代《尚书》学之大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尚书》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多元发展模式。汉末魏初，《书》有贾逵、马融、郑玄、王肃四家，尤以郑学为盛，时人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
。魏晋之时，王肃继起，亦杂采今、古，专与郑学抗礼，形成南北朝时期的郑学、王学之争。此外，玄学家对《尚书》的训说，使这一时期的《尚书》学打上玄学之烙印，其中影响最大者乃采用佛家以义疏讲经这一形式写成的《尚书》义疏类著作频出，成为此时期《尚书》学文献的一大特色。
这一时期《尚书》学发展的转折点，是东晋梅赜奏献的所谓“孔安国《古文尚书传》”（史称“孔《传》”）的出现。梅献孔《传》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就其史料和思想内容而言，价值很大，故其一出便风靡一时，成为南朝《书》学主流，形成“北郑南孔”的《书》学格局。唐代孔颖达作《尚书正义》，以“孔传《古文尚书》”取代“郑注今文《尚书》”，《书》学领域遂形成“孔传《尚书》”一枝独秀的局面，其他今文诸家反而逐渐消失。然而，“孔传《尚书》”传授渊源不清，各种史料记载矛盾重重，且缺乏重要环节，加上其内容、篇章等与传世《尚书》经文出入较大，故自宋以来历代学者渐生怀疑，吴棫开古文《尚书》辨伪之先河，宜略表出。到清人而考辨尤精。于是，在《尚书》学领域又产生出繁多的真伪考辨类文献。
两宋时期，学术风气大变，学者摆脱章句、传注、训诂等传统的解经方式，而以义理解经和疑古辨伪为主。宋人有《尚书》学著作四百三十余部，十之七八为义理之作。其中，蔡沈承师旨所作《书集传》，以理释经，集宋代《尚书》学之大成。此外，宋人对《尚书》重新审视，辨析疑似，区别真伪，对孔《传》《孔序》、百篇《小序》、今文《尚书》与孔《传》本《古文尚书》等皆提出疑问，对后世彻底解决《尚书》今古文及其真伪问题，做出重要奠基。同时，由于国家疆域长期受到侵扰的缘故，宋代学者研究《尚书》特别注重空间地理，故宋人对“惟言地理”的《禹贡》研究尤多，考辨、著论、绘图，不一而足，见于著录的宋人《禹贡》学著作逾二十部。同时，宋代《尚书》“集解”“集说”“集义”“集疏”“集注”“集传”“类编”等文献繁多，客观上起到保存古今《书》学成果之作用。
元明两代，《尚书》学都奉行宋学，特别是将蔡沈《书集传》（史称“蔡《传》”）著为功令，定于一尊，成为学人研习的教科书，于是造成此时期《书》学著述大多在疏解蔡《传》“时义”（类今之应试参考书）上做文章。陈栎《尚书集传纂疏》、董鼎《书传辑录纂注》等是元代疏解蔡沈《书集传》最成功者；明代的“时义”之作更繁富，而以《书经大全》最具代表性。另外，自宋代开启对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孔传》的辨伪运动，到元明时期又有新发展，其中以吴澄《书纂言》、梅鷟《尚书谱》《尚书考异》成就最大。
清代《尚书》学家，明确提出“取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
的主张，一方面仍用“蔡《传》”以为“功令”之书，绍述蔡《传》者层出不穷；同时还继续进行宋代开始的疑辨《古文尚书孔传》运动，尤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为最卓绝，辨伪与存真，终于判定晚出《古文尚书孔传》及多出二十五篇经文为伪书。另一方面，清人又致力于《尚书》学之复古，以为唐必胜于宋，汉必胜于唐，几致“家家许、郑，人人贾、马”
，使东汉《古文尚书》学得以复兴。四库馆臣总结历代《尚书》研究之特色云：“《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禹贡》之山川；明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今古文之真伪。”
凡此诸端，在清代都得以总结性论定。清代共有约九百余部《书》学论著问世，在数量上、内容上、方法上都远超前代。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科学与民主高涨，中西学术交流会通，故《尚书》之研究，传统与创新交织，纷繁复杂。不仅有传统的经义音注今释、晚出《古文尚书》经传之疑辨与反疑辨，更有用新理论、新方法和出土新材料研究《尚书》之天文、地理、土壤、地貌、农业、物产等新问题。近现代《尚书》学文献形式多样，呈现出“科学”之新气象。
四库馆臣云：“《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
但由于《尚书》篇章繁多，内容丰富，文辞古奥，今古异趋，真伪杂呈，纠葛纷繁，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产生出数量庞大的《尚书》学文献。据不完全统计，自汉迄清，《尚书》学文献的总量仅专著就达二千二百五十余种，流传至今的约为七百二十种；而近百年来，专著逾百部，专论近千篇。历史上，不但有各种艺文志和目录书著录《尚书》学文献，而且有诸如北宋顾临《尚书集解》、南宋成申之《四百家尚书集解》、明代《书经大全》、清代《钦定书经传说汇纂》等《尚书》学成果的纂辑和整理。此外，明清学人编类书、丛书，也大量收录《尚书》学文献，如《永乐大典》保存宋代《尚书》学文献十二种；《通志堂经解》收录二十一种；《四库全书》正目收录《尚书》学文献五十七种，又于《存目》介绍七十九种；《皇清经解》及续编收录三十种。近年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的“尚书类”，又收录宋明稀见版本和清人重要著述九十种。
纷繁复杂而浩如烟海的《尚书》学文献，既是历代学者阐释古史的重要成果，也是其探讨修身待物之道、治国安邦之术的重要作品。研究《尚书》学文献史，既是中国经学史、儒学史研究的需要，也是今之复兴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