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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官文化发达，正所谓“君举必书”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因此自古留下许多历史文献，《尚书》即是其中之一。其最早称《书》，后称《尚书》，成为儒家经典以后，又叫作《书经》。《庄子·天下篇》曰：“《书》以道事。”
《荀子·劝学篇》云：“《书》者，政事之纪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谓《书》“记先王之事”
。盖《书》者，其亦古史所记帝王言行者欤？至其作用，《汉书·艺文志》谓为“慎言行，昭法式也”
。孔颖达《尚书正义序》亦谓：“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总万机，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
二子之说，洵为的论。
《书》首尧舜之《典》（史称“虞书”），迄于秦穆之《誓》，中有“夏书”“商书”“周书”，自四千年前二帝时代，至春秋初期之西秦历史，皆于其中得到关键性记录和概略性反映。是《尚书》者，其中国上古史之资料渊薮乎！至其体裁，则有典、谟、训、诰、誓、命，以及范、贡、歌、征之文，或典或雅，亦文亦史，而以周初诸诰为最繁富典要。盖《尚书》者，其亦中华文章之鼻祖而艺事之发轫者欤？
《书》之“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其以垂诫为宗旨，故很早即得以结集成编，以为教典。《王制》述周代教育制度，谓“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冬夏教经《诗》《书》，春秋教经《礼》《乐》”
。《左传》僖公廿七年赵衰亦述时之良帅：“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
可知《书》乃西周、春秋造士之典。
及乎春秋时期，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
，《尚书》由史料进而成为经典文化，由历史记事达于教化之升华。先秦诸子，固亦屡称引《尚书》之文，然于《尚书》文本未有论定。孔子既“博于《诗》《书》”
，复“论次《诗》《书》”
，既熟玩其文而精通其意，复传播其书而考论其典，史称“古者《书》三千余篇”，孔子“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
，是对《尚书》有史以来最系统之编选。孔子之于《尚书》文献，或“序”或“修”，或“编次”，或“传解”
，遂使“二帝三王之《书》”
，事文俱备、义理足观，于是《尚书》之经典规模乃定。汉人一则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
，再则曰“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盖有以矣！
儒家六经，《易》为义理之原，《书》则政事之纪，故被视为“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至谓“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及群籍”
。《书》乃“治道之本”
，历代君臣以《书》安邦，士民以《书》持身，学者更以《书》著书立说，故通过“口耳相传”以及竹、木、帛、石、纸等载体演绎《尚书》者，实繁其徒。由于《尚书》文献形成久远，世经三代，人更数圣，文字古奥，语义难晓，自昔韩愈有“佶屈聱牙”
之叹，迄于近世，王国维亦有“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
之慨。加之《尚书》经本有今文古文之分，家法师法之别，流传过程中又隐显不一，真伪杂呈，故历代解经释疑者不知凡几。《尚书》文献素称内容复杂、形式多样，在群经文献中无论文本之繁，还是问题之多，都堪称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