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北宋嘉祐间出土熹平石经残石不少，然据《隶释》所载，竟无《周易》，故熹平《周易》面貌一直隐在谜中。洛阳大块《周易》《家人》至《归妹》卦与《文言》《说卦》残石出土，引起学者探究其所据文本之兴趣。
一九二八年，洛阳朱疙瘩村出土大凷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正面为下经《家人》之《小过》等二十六卦五百三十余字，背面为《系辞》《文言》《说卦》，存四百二十余字。
石甫出土，当地人以石巨不易搬运，效法三体石经《尚书》《春秋》之法，横断为二。一九二九年，文素松因公往来洛郑间，得其上段。
下段归三原于右任。于、文二家视若拱璧，拓本稀见，仅在政界要员、学者名流中流传。
初出土时既剖后两石合拓本
熹平石经《易经》残石拓本
一九二九年，孙庄将此残石拓本赠予马衡，衡著一跋，探讨其文本归属。马跋先校每行文字多寡，得整行七十三字，然碑阳第五、第八、第十行各盈一字，第十二行盈二字。碑阴第一行绌二字，第二、第九行各绌一字，第三行绌四字，第五行盈一字，第十二行盈二字，第十五行盈五字。由此显示今本与熹平经本文字多寡，不在少数。继列两本十一条异文，征引文献，别其形音义之异同。进而谓后汉《易》有施、孟、梁丘、京四家，从二条异文考证石经所据为京氏本。一是“坎”字。《说卦》“坎者，水也”，石经作“欿”。《释文》于《坎》卦“习坎”下云：“京、刘作欿”，马衡谓石经《鲁诗》“坎坎伐轮”亦作“欿”，推论石经《周易》之“坎字皆作欿矣”。二是“
刽”。《困》卦“于臲卼”，石经作“于
刽”。《释文》出“劓刖”，云：“荀、王肃本‘劓刖’作‘臲卼’，云‘不安貌’，陆同。郑云‘劓刖当为倪
’。京作‘劓刽’。”京《易》“刽”与石经同，而“劓”则不同。但马衡辗转牵合，而谓：“此一家果谁氏乎？以此石证之，盖用京氏本也。陆氏谓坎，‘京、刘作欿’；又劓刖，京作‘劓刽’。此本悉与京氏合，是用京氏本无疑矣。其碑末校记中，当著施孟梁丘之异同，如《诗》《公羊》《论语》之例，又可断言也。”
言之凿凿，似为定论。
其实此结论本有反证。马衡所列《家人》卦“终吝”之“吝”，石经作“
”，《释文》于《说卦》“为吝”下云：“京作遴。”许慎《说文》自称用孟氏《易》，而在“遴”下引“以往遴”，“吝”下却引作“以往吝”，前后不同。段玉裁谓许氏或引别本，或孟《易》有异文，但至少京氏作“遴”，与石经不同。马衡却一笔带过不作深论。由于此文是第一篇讨论熹平石经文本文章，又刊发在北大刊物，当时正值古史辨思潮兴起的数年中，故响应者不少。
钱玄同从马衡处见《周易》残石拓本，并读到马跋“坎，京、刘作欿”，疑熹平刻石系用京氏《易》一说，即刻表示：“我认为马先生的意见是很对的。”
从而在《论观象制器的故事出京氏〈易〉书》一文中云：“惟熹平石经为京氏《易》，除‘劓刽’二字外，尚有一字更为重要者，即‘坎’字作‘欿’是也。京氏作‘欿’，陆氏《释文》已明言之，石经适与京符，其为京《易》更无疑义矣。”
顾颉刚虽未直接说是从马衡之说，然亦云“至于《周易》经传的本子因京房之学日盛，遂使他的本子成为定本，新出汉石经可见”
，所引证据即马跋所揭示之二例，故而马说在二十年代末有一定影响。
一九三三年，国内学界著名学者为蔡元培六十五岁撰文祝寿，马衡撰《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以献。其论《周易》经本为京氏本，更增前说云：
近出《周易》残石，表刻《家人》迄《小过》二十六卦，凡二十八行；里刻《系辞下》《文言》《说卦》，凡二十一行。《蹇卦》“大蹇朋来”之“朋”作“崩”；《困卦》“于臲卼”作“于劓刽”；《说卦》“坎者水也”之“坎”作“欿”，与《释文》所举京本合（崩见《复卦》，欿见《坎卦》）。余前跋此石，定其本为京氏。又《系辞下》“洗心”条曰：“京、荀、虞、董、张、蜀才作‘先’，石经同。”既于四家之中独举京氏，而又言石经与之同，是于上举诸证之外，又得一铁证矣。
此文补证“洗心”一条，以坚前说。刘节为熹平石经《周易》巨石作跋，胡小石为作校字记，亦皆赞同马衡之说，并在马衡基础上，又益石经与京本同字数例，以证其说。
张国淦撰《汉石经碑图》，虽见后记有“梁□施氏”云云，仍从《释文》异文循马衡思路云“似系用京本也”。
罗振玉在1929年十一月初见《文言》《说卦》残石时，也已注意到“欿者，水也”文，其作校云：“‘欿者，水也’，今本‘欿’作‘坎’，《习卦》《释文》‘习坎’注：‘本亦作坎，京、刘作欿。’石经与京本合。”
并未说熹平石经所据为京本。及至1932年十一月获得“革去故/济男之/易经梁”残石，遂云“乃后题‘易经’下有‘梁’字，知《易》用梁丘氏本矣”
。嗣后作《记梁邱氏易》一文，更言：“嗣观往岁所出序记残石，亦有‘易梁’字，又有‘施氏’‘郎中孙进’及‘考合异同，各随家法，是正五经□□（当是“文字”二字）’语，益知《易》用梁丘氏本，而参以施氏诸家本也。”
因梁丘《易》亡于晋永嘉之乱，故陆德明《释文》不载其佚文。罗氏校核残石与今传王弼本文字异同三十二则，遂谓“凡此异同，皆晋以后治《易》家所未及知，幸于残石中得之，可谓一字千金矣”。罗氏著此文时，时间上可见马跋，然文中未予提及。与罗氏同时，有署名“次公”者，在《河南大学周刊》上为关百益题《周易》残石诗云：“倘遇中郎残叙在，应知旧本出梁丘。韦编《说卦》接《文言》，经翼分行见本原。”
盖据残叙而以为是梁丘本，时间皆在该年年末。
“革去故/济男之/易经梁”残石字样
1944年，屈万里从国民党元老张溥泉处获汉熹平石经《周易》一残石拓本，正反两面，正面为经文，存二十八字，反面为校勘记，存二十四字（其中“四童”两字残泐，漫漶不清）。碑式文字如下：
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拓本碑式文字
上列反面文字亦关涉熹平石经《周易》所据文本问题。屈万里先列叙山东省立图书馆所藏，亦为罗振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续补》所著录之“易经梁”残石，指出罗氏曾推测为梁丘氏本，唯无其他佐证，学者未之信。而马衡著跋之后，“钱玄同、顾颉刚、胡适之皆和之”
，马衡复在《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更举例证以加强其说。
屈氏得新残石之证，遂就马氏所列四证逐条驳之：
一、坎，陆氏《释文》谓京本作“欿”，而《说文》引《易》作“欿”，许慎用孟喜《易》，是先于京房之孟喜《易》已作“欿”，非京氏特点。且《诗·伐檀》“坎坎”字，汉石经亦作“欿”。
二、朋，石经《蹇卦》九五爻辞“大蹇朋来”之“朋”作“崩”，京氏《易·复卦》卦辞“朋来无咎”之“朋”作“崩”，两者非同一文句之异文。
三、汉石经《困卦》上六爻辞“劓刽”，虞翻、王弼诸本皆作“臲卼”，而《释文》所谓京作“劓刽”者，乃九五爻辞“劓刖”之异文，二者非同一事。
四、“洗”字作“先”，《释文》既著“京氏”，又著“石经”与之同，适足以证明石经非京氏本，否则毋庸复举。
屈氏以为以上四证，皆非石经为京氏本究极之证，相反，他提出二证，《艮卦》初六爻辞“不拯其随”，京氏作“承”，而石经作“抍”；《释文》于《说卦传》“为吝”下云“京作遴”，今出土石经却作“
”，是皆汉石经《周易》非京氏本之证。于是他据新见残石文字云：
今此石反面之校记，寥寥二十四字中，“孟施京氏”语凡三见（其首行“施京”两字上虽残缺，然可断其必“孟”字无疑），乃有京氏而无梁丘。后汉《周易》之立于学官者，既仅施孟梁丘京四家，校记中既已出施孟梁丘三家，则其主本必梁丘氏本，断然无疑。复证以山东图书馆藏石，其校记开首为“易经梁”三字，知其语当为“《易经》梁丘氏本”之意，又必无疑也。
屈氏此文写于1945年三月五日，而刊出已在1947年三月。然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有《汉石经〈易〉用梁丘本证》一文，未署作年。自谓“余曩著《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一文……其关于经本者……至《易》之为京氏，则以《易》之残石异文多与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之京氏合（见余所著《汉石经〈周易〉残字跋》），亦为假定之说，较《论语》之为《张侯论》，证据尤为薄弱。前为蔡孑民作纪念论文时，论及本经，以《易》之残字发见不多，舍此又别无他说，姑取此以备吾一说，不敢谓之定本也。今直接证据发见，而前说果被推翻，于此益见考证之难也”
。马衡所谓直接证据，即屈万里所考《周易校记》残石，谓“校记虽仅二十余字，而两见孟、施、京氏字，是可证《易》用梁丘，正可纠正前此之误”
。读此似觉马衡见新获残石而纠正前说。此文未著撰作年月，文中云“一九四二年李涵初（培基）以拓本见寄，久而未至。今年春，复寄一本来，而誊以他经小凷二纸……其一为《易》上经《蒙》至《比》卦及《易·校记》，存五十四字”。李培基（字涵初）曾任国民党铨叙部部长、“考试院”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一月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马衡谓一九四二年李以拓本见寄，应是李在省政府主席任上所得之拓本。一九四二年适值河南发生大饥荒，李在任瞒报，国民政府于十月派张继（溥泉）和张厉生赴河南视察调查，张溥泉很可能在与李培基交谈时获得《周易》校记残石，而于一九四四年转赠屈万里。以此年月推之，似马衡撰文在屈万里之前。然从马衡此文后重申其原举四例异文与京本同，不得谓毫无根据，则又似针对屈万里文章之批评而发。若然，则马文似在见到屈文之后而作。屈氏一九六一年著《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又增四事以坚其说，云：
今所见残字较多，更有四事，可证汉石经《周易》非京氏本。《小畜》上九“尚德载”，吕氏《古易音训》引晁氏云：“德，子夏作得；京、虞翻同。”而汉石经残字《象传》云：“德积载也。”明汉石经“德”不作“得”。一也。《豫》六三“盱豫悔”，盱，《释文》云：“京作污。”而汉石经残字《象传》云：“
豫有悔。”是汉石经作“
”不作“污”。二也。《系辞上》“可与酬酢”，《释文》云：“酢，京作醋。”而汉石经残字作“酢”不作“醋”。三也。《杂卦传》“谦轻而豫怠也”，怠，《释文》云：“京作冶。”而汉石经残字作“怠”不作“冶”。四也。
徐芹庭继屈万里之后，撰《梁丘〈易〉与汉熹平〈周易〉石经》，承屈说而又补证四事：
《革》九五“大人虎变”，熹平石经“变”作“辩”，而京作“辨”，《古易音训》引晁氏云：“变，京作辨，不同。”而汉石经“变”皆作“辩”，其不同又一也。《蹇》卦，汉石经“蹇”皆“寋”，《释文》云：“兑宫四世卦。”此引京氏《易》也，而不载京之异文，则京亦作“蹇”也。此其不同者又二也。《家人》九三“妇子嘻嘻，终吝”，吝，汉石经作“
”。朱震《汉上易传》引京房《易》，不载“吝”，京作“遴”，以此推之或当作“遴”，不然则作“吝”。此其不同者又三也。丰，汉石经作“豊”，《释文》云：“坎宫五世卦。”此京氏之说也，而不云京氏作“丰”，是京氏亦作“丰”。此其不同者又四也。
徐氏所举四例，虽犹如默证，然结合屈氏所举，亦有参考价值。无论如何，熹平石经《周易》所据文本，经马衡、罗振玉、屈万里、徐芹庭反复论证，其为梁丘氏本已断然无可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