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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先生言：“董仲舒之天的哲学，是为支持他的政治思想而建立的。”
他认为天不但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且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一个最高权力的君王，君王有代天施行赏罚的至上权威；而君王的权威来自天，天是道德化的最高权威者。韦政通先生以为“以政治为终极关怀，在这一点上，仲舒与先秦儒家是一致的，其间的差别是在：先秦儒家的外王是以内圣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王者的措施和王者行为的合理化，是寄望于王者本身的道德修养，于是王者的德性（道德主体的自觉）德行（道德外显于行为）成为政治教化的泉源，治国平天下的关键……仲舒的德治思想，所以不再把重点放在内圣上，而把价值的根源从内在的心性移向超越的天上去……仅凭君王个人的道德修养，根本不能为政治合理化的基础，君王的体制与君王的权威皆源本于天……”
因此，因着“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的立论，董仲舒一方面主张君权天授，君权来自上天，同时另一方面也用天之威，对君王的残暴加以制止；其以为《春秋》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在于“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然而如果君王违背天道，天就会降灾异，其必为民所弃；君王承受天意而得天下，必须制礼乐、兴教化“以成民之性”，必须“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
，以天的意志为意志，以天的好恶为好恶。是以，董仲舒认为王权的起源是“天命”，天命有两种意义：一是团结各种部族，形成统一的国家，二是统一国家的基本力量是绝对的“天”，而不是君王；因此，他欲以“天命”来抑制“王权”的绝对化。
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基础虽在法天，也因法天而有君权天授之说，然其政治主张仍属儒家的道德政治形态；所不同的只是道德的根源，在孔、孟是建立于作为人主体的心性，在董仲舒则托始于天；而此道德政治形态之内涵则是“法天以治人”、以“仁德
为政，阳德阴刑”的思想。董子认为天是万物之祖，百神之大君，
天之施为是一切行为的准则，君王受命于天，以法治人，其地位甚高，其责任亦大；因此，他主张君王“知天”“法天”，将君王的行为纳入其所主张所谓与天道相配合的君道之中，董仲舒云：
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
观察天道中阴阳五行之运用，就是“知天”的方法；“知天”就是法天，知天是概括地说，详言之“若四时”“若五行”“若阴阳”都是法天。其次，天“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
。董子将天地阴阳变化注入“德、刑”的观念，天是好德不好刑，近阳而远阴的，君王亦应任德而不任刑；天为仁，君王受命于天，所以当取仁于天而行仁，“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其目的即在实现君王德治的理想，是故《阳尊阴卑篇》云：
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成。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阴也。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故曰：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也。故阴，夏入居下，不得任岁事，冬出居上，置之空处也。养长之时伏于下，远去之，弗使得为阳也。无事之时起之空处，使之备次陈，守闭塞也。此皆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远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
董仲舒以阴阳变化会渐及于人，治乱之气亦与之流通，他认为人事亦受阴阳变化之影响，正所谓“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为好恶喜怒，在天者为暖清寒暑”
。“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殽也”
。阳是德的象征，属于善类，德、善，都是阳的性质，所以阳为天道之常经；阴是刑的象征，属于恶类，刑、恶，都是阴的性质，所以阴只能是天道的权变辅助。“阳为德，阴为刑”，“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的观念，乃董仲舒欲以阴阳与五行之架构而说明人事政教之价值基础，《阴阳义篇》云：
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迹阴阳终岁之行，以观天之所亲而任。成天之功，犹谓之空，空者之实也。故清溧之于岁也，若酸咸之于味也，仅有而已矣。圣人之治，亦从而然。天之少阴用于功，太阴用于空。人之少阴用于严，而太阴用于丧。丧亦空，空亦丧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死之者，谓百物枯落也；丧之者，谓阴气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使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
阳为天之德，阴为天之刑；天亦有喜怒哀乐之情绪，春就是天之喜，秋为天之怒，夏为天之乐，而冬则为天之哀；如此，天与人便有其共通之处，而作为人君者，更应效法天道，使自己之喜怒哀乐之情符合天道，天道“阳多于阴”，故人君亦当“德厚于刑”。董仲舒以其阴阳之德刑观念去影响政治之施为，主张天道任德不任刑，君主应取天之“厚其德”而“简其刑”，此为董子对政治之主观要求，将之投射成阴阳二气的性格，并以任德不任刑，作为天志的表现，劝诫君王应当法天、行德政。然而，王权的产生乃由天命，则王权在天之限制下，君王是不能忽视天意的，“法天承天以治人，其权力实以天意为根据而即受其限制”
。然君王当然有违反天意而失政的可能，失政则阴阳不和，天即发威，以灾异示警，若君王暴政仍不改时，则使百姓革命夺其国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