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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用邹衍“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的立论，为其统治找根据；汉初“五德终始”说仍然流行，但用以解释实际历史时，如：汉所代表的是水德，或土德，或火德，意见甚为纷歧，在当时成为争论的问题。董仲舒根据他的天人哲学思想，用当时盛行的阴阳思想，“三统”“三正”的循环论，以及他所提出的“四法”来解释王权的兴替与历史的变化；虽然他以自然律作为历史变化的理论基础，但最终还是归结于有意志的“天命”；天命以生养万物为目的，王者受命于天，自当亦须以生养百姓为行政的目的；但在历史上，亦可看到暴虐的君王，因此董氏也提出“革命”的可能性；这是从阴阳消长与五行相生相克两个原理所发展出来的政治理论。但是基本上，他还是以儒家的“仁政”为历史变迁的最高目标，以阴阳二者相协调为历史变化的基础。
在董仲舒的历史观中，“三统”“三正”“四法”“质文”，是王权变化的内容，而“三统”“三正”“四法”“质文”又以阴阳为基础；董子提出了此一种新的说法，以说明历史上的变化。
1．三正、三统
“三正”是夏、商、周三代以不同的月份为正月；即夏以建寅（现在农历的正月）为岁首，商以建丑（现在农历的十二月）为岁首，周以建子（现在农历的十一月）为岁首；每一个朝代都要重新规定以此三个月中的某月为岁首，这就是所谓的“改正朔”。《尚书·甘誓》云：“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因此，以建寅、建丑、建子，三个月为岁首可能自古以来即如此，是天地自然的运转。
《汉书·律历志》云：“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
以天、地、人为正，又有以天、地、人为三统及以黑、白、赤为三统者。因此，以此三者相配合，则夏代以建寅、正月为岁首，为黑统，色尚黑；商代以建丑、十二月为岁首，为白统，色尚白；周代以建子、十一月为岁首，为赤统，色尚赤。这就是所谓的“三正”或“三统”。依照董仲舒的说法，三统是循环不息，周而复始的；董仲舒云：
“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舆质黑，马黑，大节绶帻尚黑，旗黑，大宝玉黑，郊牲黑，牺牲角卵。冠于阼，昏礼逆于庭，丧礼殡于东阶之上。祭牲黑牡，荐尚肝。乐器黑质。法不刑有怀任新产，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赤统，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统奈何？曰：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初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舆质白，马白，大节绶帻尚白，旗白，大宝玉白，郊牲白，牺牲角茧。冠于堂，昏礼逆于堂，丧事殡于楹柱之间。祭牲白牡，荐尚肺。乐器白质。法不刑有身怀任，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黑统，故日分鸣晨，鸣晨朝正。正赤统奈何？曰：正赤统者，历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舆质赤，马赤，大节绶帻尚赤，旗赤，大宝玉赤，郊牲骍，牺牲角栗。冠于房，昏礼逆于户，丧礼殡于西阶之上。祭牲骍牡，荐尚心。乐器赤质。法不刑有身，重怀藏以养微，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白统，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
夏代“建寅”，代表“正黑统”；商代“建丑”，代表“正白统”；周代“建子”代表“正赤统”。其继周之朝代必须“建寅”，又为“黑统”，王朝如此循环，周而复始。再者，董仲舒认为，每一个“新王受命”，建立新朝代以后，必须封其以前二代的后人为王，在其封地之范围内，保留其文化传统，继承二代的“正朔”“服色”等。此称客而朝，以明天下非独一家之有。存三统的礼制，在政统的绵延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汉书·刘向传》云：“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
《白虎通义·三正》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
由此可知：王者受命于天，不受于人；天命所受者，非独一姓；王者受命必改制，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每一统之所以立皆受命于天，无有不同；天命是至公至正的，天下非一家所能据有，三统实际上是一统，那便是王统，王统是以天意为意的，熊十力先生云：“三统原是一统，一者仁也。《春秋》始于元，元即仁；虽世改制，而皆本仁以为治。《春秋》当新王，即以仁道统天下也。由春秋而上溯周之文武，亦以仁道统天下也。又上推宋之先王为汤，亦以仁道统天下也。故《春秋》以仁垂统，而又推其统之所承，于是而亲周，而故宋。明春秋之统，绍于周先王，周之统又绍于宋先王；依次相承，假说三统。其实，一以仁为统而已。仁道，真常也，不可易也。所以通三世之万变，而皆不失其正者，仁为之本故也。故曰：三统实是一统，一者仁也。”
有三统之概念，表示了“天下为公”与“以仁垂统”的本质，一个新王的受命是以德为准的；而一个“新王”建立新朝代乃遵奉“天命”以统治百姓，“改正”所以承“天统”也；董仲舒云：
改正之义，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远追祖祢，然后布天下。诸侯庙受，以告社稷宗庙山川，然后感应一其司。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是以朝正之义，天子纯统色衣，诸侯统衣缠缘纽，大夫士以冠，参近夷以绥遐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统之义也。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
因为，董仲舒认为王者受命于天，改正朔，服制，是应天之施，王者大一统，统正则其余皆得其正。董氏所谓“三统”说，乃代表三种形态的礼文之统。而且，自此三统之礼文中，朝服舆马施宝牲之物，依黑、白、赤三色而不同，以其中冠婚丧祭之礼乐，以及爵禄，郊宫，明堂之方圆的形状制度也不同。依三统而改制，在以白统继黑统，以赤统继白统，以黑统继赤统，而三王之道若循环，以随新朝，而文物制度一新。“改正”所以承“天统”，一种“正”承一种“天统”之气，能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此乃“天人感应”的又一种表现。
2．四法、质文
《三代改制质文篇》云：“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四法”乃董仲舒特别提出的理论，其内容为商、夏、质、文的礼文传统之转变，再配合阴阳加以解释；董子将“四法”与“天地”配合；言舜（赤）主天，法商而王；禹（黑）主地，法夏而王；汤（白）主天，法质而王；文王（赤）主地，法文而王；其言曰：
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昏冠之礼，字子以父。别眇夫妇，对坐而食，丧礼别葬，祭礼先臊，夫妻昭穆别位。
主地法夏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义节。故立嗣与孙，笃世子，妾不以子称贵号。昏冠之礼，字子以母。别眇夫妇，同坐而食，丧礼合葬，祭礼先亨，妇从夫为昭穆。
主天法质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质爱，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昏冠之礼，字子以父。别眇夫妇，对坐而食，丧礼别葬，祭礼先嘉疏，夫妇昭穆别位。
主地法文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礼文，故立嗣予孙，笃世子，妾不以子称贵号。昏冠之礼，字子以母。别眇夫妻，同坐而食，丧礼合葬，祭礼先秬鬯，妇从夫为昭穆。
“四法”如“四时”，终而复始，穷则反本，董仲舒的“四法”，是取象于四时的，其基本原理就是阴阳之变。董氏的三统说重政治，而四时所定的各种措施较重修身、居家之行事规范，若将“三统”与“四法”相配合，便是人君修、齐、治、平的基础。董仲舒的历史观并非只有一个固定的循环理论，他认为“有再而复者，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
；“有再而复者”指“文、质”；“有三而复者”指“正朔”，建寅、建丑、建子；“有四而复者”是“四法”指“商、夏、质、文”，四者之间又有质、文之循环，此商、夏、质、文不仅指称具体之王朝，且指抽象的范畴，即其四者各含有的一定的特性；“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只是表示随三统之变而变的意义。
董仲舒认为“三统”“四法”的循环，皆有一定的次序；根据历史循环的三统、四法，新王受命而王，当存前二代之后为王，使奉其正朔、服其服、行其礼、称客而朝，明天下非一家所独有，并保存其文化传统，作为新王施政的参考，此种重视历史文化，天下为公的精神，当是中国文化之优美部分；董仲舒发扬了《春秋》公羊学之王道思想，其历史循环论自具进步之意义。
董仲舒认为具体的历史变化之中心力量是王权；君王受天命而王，改变了朝代，进而促进政治制度与百姓生活的改变；王权的“易姓”变化就是新王权的设立，它的方式有二：一为禅让，一为革命。董仲舒云：
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犹子安敢擅以所重受于天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尧舜，渐夺之，故明为子道，则尧舜之不私传天下而擅移位也，无所疑也。
然而，禅让只是儒家传授王位的理想制度而已，自尧舜以后，王位的继承演变成君主世袭的制度，当王位世袭制度化了以后，王朝的更迭只有借革命之以完成了。故又云：
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云：“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故封泰山之上，禅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尧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夺也。今唯以汤武之伐桀纣为不义，则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说，将以七十二王为皆不义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宁能至汤武而然耶？
革命成功，在历史上便产生王朝的变化，形成新的王朝；革命的初期是新旧王朝交替的时期，有如一年之春。春是冬的太阴与新的少阳争夺以后的情况，即太阴开始退化，而少阳代替太阴开始成长。换句话说，旧王朝（太阴）与革命势力（少阳）之间争夺以后，旧王朝退让，而这时新王朝君王与百姓之间产生坚强的共识，百姓对受命于天的新君抱着很大的希望；而受百姓拥戴革命成功的新君，亦认为民心就是天命的表现，所以君王也努力获取民心；因此，百姓与君王之间紧相联系的中心力量就是天命意识，“天命”是强化王权的绝对准则。新王朝成立，政权尚未稳定，“先质而后文”就成了新王为政的目标。
新王朝形成时期，君王与百姓，集中力量共谋王权的巩固与国家的安定，这目标达成以后，君王开始革新政治与各种礼文制度，同时促进文化方面的发展；因此，国家统一，权力巩固，百姓生活安定，王朝亦进入政治文化的兴盛时期，此时有如一年之夏，是属成长中的太阳。而董仲舒身处汉武帝时代，即属于这种时期，所以他特别注重文物制度的革新，他在《春秋繁露·楚庄王篇》言：“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
董仲舒提出“三统”依次循环，改朝换代，此时，在历法制度礼节上应有相称的改变，“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志”。王权经过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可完备政治与礼文的制度，当其目标达成时，就停止了再次成长，于是就逐渐地衰退了，这就如同一年之秋，是属少阴；君王逐渐耽溺于奢侈的生活，百姓生活困苦，民心远离君王，王朝开始逐步走向崩溃的途径；《五行相胜篇》云：
导主以邪，陷主不义。大为宫室，多为台榭，雕文刻镂，五色成光。赋敛无度，以夺民财；多发繇役，以夺民时，作事无极，以夺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国，楚灵王是也。作乾溪之台，三年不成，百姓罢弊而叛，及其身弒。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
《五行顺逆篇》云：
人君好淫佚，妻妾过度，犯亲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为台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镂，则民病心腹宛黄，舌烂痛。咎及于土，则五谷不成；暴虐妄诛，咎及倮虫，倮虫不为，百姓叛去，贤圣放亡。
当王权腐败而走向崩溃之际，天就降“灾异”以示警，君王见灾异而不知畏恐，则王朝进入灭亡的地步。《汉书·董仲舒传》云：“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如此，“新王受命”完全是“天意”的决定，而表现“天意”的“道”是永恒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