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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的各家派中，儒家承袭于传统的最多，历史意识也最强；因此，自孔、孟、荀以降，就一直对历史作反省，因之而产生了若干历史哲学的概念。孔子宗周，希望周制为万世之制，所以说继周即足以知百世，于是提出三代损益的历史观，其言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篇》）“益”是由于每一个时代因环境不同，需要亦异，所以必须创造一些新的文化以代替旧的文化；“损”是指原有的文化，因为不能适应新的处境和满足新的需要，就自然会遭到淘汰；所以说“损益可知也”。孟子对复杂的历史现象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那就是“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篇下》）、“民贵君轻”（《孟子·尽心篇下》）的历史观。荀子则提出了“明分使群”“法后王”（《荀子·王制篇》）的历史观。而先秦的法家，管子主张“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篇》）的历史观；商鞅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三世说”（《商君书·开塞篇》）的历史观；韩非子主张“变古易常”（《韩非子·五蠹篇》）的历史观。阴阳家邹衍提倡“五德终始”的历史观，而此种历史观，因着秦、汉大一统，符合改制的迫切需要，影响自是深远。董仲舒的历史哲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他认为“四法如四时然，终而复始，穷则反本”。
“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
于是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观。
至于论及政治，汉代政治始终兼用儒、法；观《盐铁论》所述汉代儒法之争，不仅思想冲突，且分立门派互有论辩，故预议者互相诋毁对方；然终汉之世不免以儒、法并用立论政治，其著者如“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
。此任法而饰以儒学之例。董仲舒以经义断狱，作《春秋决事比》，
此以儒术应用于刑法之例。董仲舒主张，以仁德为政，阳德阴刑的政治思想，接受儒家之传统观念，以政治生活为道德生活的延长，以理想人格作为理想政治的条件，以仁政爱民、遵行礼乐教化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