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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荀卿（汉人为避宣帝讳“询”，易为“孙卿”），记载其人行状者，大致有《史记》本传，还有就是刘向所撰之《孙卿书录》。察此二者之间，文字颇有重叠者，由于司马迁《史记》在前，因此，一般都认为刘向结撰《孙卿书录》时，显然参照了已经存世的《史记·荀卿列传》，然而，此种看法，实质上颇启人疑窦。
《史记·荀卿列传》曰：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
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刘向《孙卿书录》云：
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孙卿，赵人，名况，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诸子之事，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向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孙卿，乃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人或谓春申君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后客或谓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故贤者所在，君尊国安，今孙卿天下贤人，所去之国，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春申君恨，复固谢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孙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及韩非号韩子，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孙卿之应聘于诸侯，见秦昭王，昭王方喜战伐，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至赵，与孙膑议兵赵孝成王前，孙膑为变诈之兵，孙卿以王兵难之，不能对也。卒不能用。孙卿道守礼义，行应绳墨，安贫贱。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孙卿后孟子百余年，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苏秦、张仪以邪道说诸侯，以大贵显。孙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进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孙卿卒不用于世，老于兰陵，疾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乎巫祝，信
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葬兰陵。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异同之辨，处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庐子、芋子，皆著书，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术，唯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孟子、孙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为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然世终莫能用，而六国之君残灭，秦国大乱，卒以亡。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呜呼！使斯人卒终于闾巷，而功业不得见于世，哀哉！可为
涕！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谨第录，臣向昧死上言。
比较《史记》和刘向《孙卿书录》，显然后者叙述更为翔实，若以为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再作加密、补充的交代，则属皮相之见。
《史记》在前汉之传播，王利器《盐铁论校注》根据时人辩论所引材料，得知宣帝时《太史公书》已颇有流传，
但今本《史记》各篇能否从源头上确保不失真，诚然出自司马迁之手笔，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太史公书》内，曾有褚先生之补阙，
《史记·龟策列传》云：“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窃好《太史公传》。太史公之《传》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故作《龟策列传》。’”此说明藏于朝中的《太史公书》，颇存遭遇增补、篡改的可能性，褚先生仅仅是其中一例。至于向、歆父子奉旨校勘文献，则更有机会对《太史公书》奏刀乎其间。当然萌生此种怀疑，应慎之又慎，不可无限制地放大。
若比较司马迁和刘向二者的学术背景，对儒家之了解，刘向显然更胜于司马迁，至于对《荀子》或孙卿其人，刘向研究之深透，情感之特殊，前汉盖无出其右者。而太史公虽然也是饱学之士，然而，对于儒家，司马谈和司马迁实际上抱持怀疑的态度，《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述司马谈讥讽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颇显轻蔑，在情感上是排斥的，司马迁亦不可避免地受乃父之影响。
上述两则关于荀卿的材料里，均有“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其间“儒、墨、道德”，应理解为“儒墨”和“道德”两个语词，按《庄子·齐物论》云：“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荀子·礼论》篇曰：“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可见虽言儒、墨之不同，但是明显以儒、墨相并举；《史记·邹阳列传》，邹阳狱中上书云：“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孔、墨就是“儒墨”；《史记·庄子列传》指庄子：“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
稍稍晚于司马迁的《盐铁论》卷第二《晁错》第八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
显然，“儒、墨”，亦可句读为“儒墨”，由于儒和墨当世并称，亦如《韩非子·显学》谓：“世之显学，儒、墨也。”而上述与“儒墨”双峰对峙者，就是“道德”，而所谓“道德”，《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言及：“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此，此“道德”乃特指稷下之黄老道德之术。《管子》堪称齐学之黄老道德之术集大成之作，《史记·管晏列传》云：“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管》《晏》之书当时流行，亦证明“道德”之类论著足供孙卿借鉴，并做出挑战。《汉书·艺文志》记载小说家有：“《宋子》十八篇。”并且加注曰：“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七指出：“《荀子》云：‘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注：‘宋钘，宋人也，与孟子同时。’又云：‘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
《汉志》名家类有“《尹文子》一篇”，自注：“说齐宣王。先公孙龙。”颜师古注曰：“刘向云与宋钘俱游稷下。”
宋钘也是稷下学者，《荀子》多次提及宋钘，宋钘和宋牼是同一人，《荀子》涉猎齐稷下学派的重要学者，反映孙卿熟悉稷下人物及其黄老道德之术。
上述关涉孙卿的材料，均揭示了孙卿著述之动力源泉，乃激于当时以儒家为主之儒墨和以黄老道德之术占据关注焦点的稷下学派，从而表达其独到的见解，因此儒墨和道德也就成为其论敌。当时学派纷争，他不能不受其波及，可是对于儒家思孟学派，以及齐宣、威王以至襄王时期的稷下先生们，他不叠床架屋，随声附和，而是不同流俗，力排众议，横扫谬见，以发愤著述。
如何看待孙卿其人的学术派别？《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对于贾生、晁错学术之判定，晁错乃“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
，即使他曾遵命从济南伏生受《尚书》，可是司马迁将他归类于“申、商”，亦无不当；然而，贾谊虽然是李斯再传弟子，而李斯则出自孙卿之门下，体察其言论，颇具儒家色彩，若将此人径划归于申商之流裔，显然大有不妥，这会连带影响对孙卿的评价。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尤其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
，他以稷下黄老道德之术视角来看贾谊，此与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认为“申子”和“韩子”亦“皆原于道德之意”，可相印证，此反映司马迁根据家学黄子之“道论”，因而判断贾谊亦属“申、商”一派，甚至可以推论，在司马迁眼里，孙卿亦更多倾侧于“道德”之一面，而非凸显“儒、墨”之一端，
其倚轻倚重，盖与司马迁的学术观相关联。
而刘向则与司马迁不同，班固《汉书·艺文志》之编辑成篇，凭借向、歆父子之《七略》《别录》，体现刘氏父子奉儒家“于道最为高”的倾向，
此与当时儒家经学已确立至尊地位相吻合，然与司马迁父子（尤其司马谈）之尊奉道家则迥然不同。观《孙卿书录》，作者刘向对孙卿推崇备至，以至感慨：“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
察其字里行间，刘向之意向斩截鲜明，此亦攸关乎其家学渊源。《汉书·楚元王传》记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
而刘向出自楚元王之子刘富一系，刘富子辟彊，辟彊子德，德子向，所以刘向的曾祖父是刘富，而刘富之父刘交则是孙卿的再传弟子，由此可见，作为楚元王之子孙，孙卿之学术，当为其家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向、刘歆父子也深受其影响，甚或可以说：在文献学领域，向、歆几乎就是西汉之孙卿，其包孕吞吐的学术气象，超越了同宗的淮南王刘安和河间献王刘德。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之儒家类有“《贾谊》五十八篇”，与“《孟子》十一篇、《孙卿子》三十三篇”同列，与上述《孙卿书录》所言“唯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
，可相互佐证，实际上已经隐含孟、荀并列同传之意思，此未必承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以拾太史公之牙慧。若认为此是刘向之思考和独创，亦大有可能。按《史记·太史公自序》云：“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其间言不及荀卿，此令人存疑。在司马迁的写作规划中，或许并无与孟子并列的《荀卿列传》。《史记·儒林列传》叙述：“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此段话前边讲七十子之徒的归宿，大致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相符，然而，“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再穿插进“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则在时间顺序上有误，似乎是增补进篇内，由于不够谨慎，在叙述上出现时间先后颠倒的错讹。故而，这里述及孟、荀，似乎要呼应《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此反而透露出孟、荀此篇，乃篡改或者撰写《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者之有意为之，意在以互见法来弥缝全书。
而“《晁错》三十一篇”，亦确与《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之法家类的“《申子》六篇、《商君》二十九篇”并置，此纯然属于向、歆之学术观念。相较于司马迁谓贾谊亦“明申、商”，向、歆看法显然不同，此乃基于贾谊上继孙卿学术所得出的论断。《梁书·刘之遴列传》记述梁武帝：“诏答之曰：‘张苍之传《左氏》，贾谊之袭荀卿，源本分镳，指归殊致，详略纷然，其来旧矣。’”
从贾谊并上溯孙卿，向、歆深刻地发现其人以儒家整合“道德”的思想脉络，此种意见较为公允。
清人汪中《荀卿子通论》胪列儒家经典承传过程中，论述荀卿子承先启后的巨大功绩，其大儒的地位不容抹杀。刘向《孙卿书录》将孙卿与孟子并举，可见在向、歆心目中，孙卿首先具有儒家身份，其次随时代变迁，孙卿自然也有其学术特质。故此，孙卿的学术大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其人承传先儒之学，另一部分则为其独到之见识。至于他如何“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也就是在儒、墨发展史上来看孙卿，向、歆了然于胸；同时，如何理解孙卿与稷下黄老道德之术的渊源关系，《汉书·楚元王传》还述及：“（刘）德字路叔，修黄老术，有智略。”
因而，刘向对黄老术的把握亦既深且广，这正是刘向刻意在稷下背景下来叙述孙卿的原因之所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对应此节文字，《集解》《索隐》和《正义》皆引用了出自刘向的相关资料，二者几乎构成了互文性关系，此至少说明刘向精于稷下学术。
作为文献大家，对于儒墨和道德两端的认识，刘向实事求是，显示出均衡、客观的高度，相形之下，司马迁则限于以道家本位来看各家，便会令贾谊、孙卿亦偏染“道德”之色彩。
而向、歆之所以在一些看法上与司马迁产生歧异，这是前汉时代变迁使然。孙卿持性恶之说，兼法后王，王道与霸道并施，这些基本主张，在刘向时代，几乎成为朝野共识，譬如《汉书·元帝纪》曰：“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宣帝不高自位置，以崇王道、小五伯，而是霸、王迭用。洪迈《容斋三笔》卷第二《汉宣帝不用儒》，
此比较契合王权政治之现实。面对宣帝此说，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身为宗室的刘向心有戚戚焉，而其理论之资源，大致就出自孙卿。按《孙卿书录》，刘向肯定“孙卿道守礼义，行应绳墨”
，精妙地揭示了孙卿所谓“礼”其实通向“法”。在《荀子》中，“礼义”一词出现频率颇高，此与孔、孟标榜仁义，形成鲜明的对照。而礼与仁义之关系，《论语·八佾》云：“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的核心或根本是人怀有仁心，若人无仁心，礼乐也就失去意义；《论语·八佾》又云：“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是以比喻的方式来解释礼的作用，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云：“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纪昀评《文心雕龙》此节文字云：“此一篇之大旨。”
此阐释了仁属内在本质，而礼则是外在修饰，内外若无违和，两者就相得益彰，但是，犹如美人所焕发“盼倩”之魅力，主要来自“淑姿”，而“铅黛”近似礼的意义，只不过起到用来“饰容”的作用，以令她更美，若离开“淑姿”之底子，“铅黛”也就无所附丽，所以，仁和礼，恰似淑姿之于铅黛，两者是主次关系，仁才是根本。
至于《孟子》四端，均属于自我坚守扩充和养气以培养出君主人格的概念，《孟子·公孙丑上》有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德均发端于心，且以仁义礼智次序排列，其中“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谓：“礼之设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过，或勉其不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已矣。”
然而，由于私心作祟，在取舍进退之间，人难免不被贪婪所支配，要自觉合乎中庸之道，并非易事。故而，体现为辞让之心的礼，在《孟子》中偏于道德自省，但有时对某些人是失效的，甚至，还经常被狡黠者所操弄。因此，《论语·子罕》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力戒偏离客观，防遏天理为私欲所淆乱，但是，此种告诫还是自我反省式的，若外力作用告缺，其成效如何？则依然存疑。
《老子》三十八章云：“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此说自另一个侧面，反映依照道、德、仁、义、礼的逻辑顺序，乃从内在自省的道德仁义，向外在约束、惩戒性质的礼，渐进演变的过程，礼的地位确立，正是退而求其次的过程，它从个体修养凸显为群体共同行为规则，关注社会、人伦秩序之建设，颇有由内向外转变的分水岭意义，《荀子·大略》篇曰：“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可见孔、孟与《荀子》的“礼”之间存在着分歧。
《春秋左氏传·隐公十一年》记述：“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可见此处对于礼的理解，已经显示出于国家管治之所需，换言之，礼成为政治工具。《史记·管子列传》记载管仲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集解》引《管子》曰：“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其所谓“礼”就隐含“法”的意思；《庄子·人间世》曰：“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仁义与绳墨并置，就透露儒家之法家化趋向，虽然学界认为庄周比荀卿早出，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佐证，《荀子》新儒家之形成，实有必然性。按《荀子·致士》篇曰：“程者，物之准也；礼者，节之准也。程以立数，礼以定伦，德以叙位，能以授官。”按此所谓“礼”，不更体现法度之性质吗？
在现实实践中，《汉书·武帝纪》曰：“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所谓申、商、韩是法家，在汉初以来，法家颇受鞭挞，若不加掩饰地使用，会招致士人唾弃；而苏、张则属纵横家，其权诈机变，巧言令色，言过其实，邪说惑众，危及社会稳定，所以要罢黜之。这与武帝以来，刘汉大一统政治建设的社会趋势相关，上述《孙卿书录》，刘向亦指苏秦、张仪为邪道，说明他亦以纵横家为动摇统治秩序之异端。至于上述两则材料称孙卿反对“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
祥”，其实折射出作为三晋之地人物，孙卿天人观乃植根于三晋传统。前人考证楚春申君之死上距齐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若孙卿游齐在其五十岁时候，然则至春申君死之年，孙卿已经一百三十七岁，这不合常理。
而为何上述两则材料都出现如此纰漏，可能作者要凸显孙卿游齐之年已五十，孔子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说，而五十之前，孙卿浸淫于三晋学术，可视作一位成熟的三晋学者，乃三晋学术的代表，因此作者无暇顾及孙卿存活时间过长的问题。孙卿蕴含着三晋学术与齐学之冲突，游齐之前，其人某些三晋学术特质可谓根深蒂固，《荀子·大略》篇谓：“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天论》篇直言“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齐国悠久的天人感应论遭颠覆，亦充分表达于此篇内。向、歆借助天象以抗衡政敌，却并不为阴阳禁忌说所缠绕，其心态亦可与《荀子》相参证。
庞朴著《帛书五行篇研究》，将《孟子》四端与“四行”勾连，以及在“仁义礼智”之外加上一个“圣”字，构成五德与五行之间的对应关系。
此说错会了《史记·荀卿列传》作者之本意，孟、荀之卓荦不凡，正在于他们能够拔出于当时“怪、力、乱、神”之风尚，具备人本主义之思维能力。因此，在顺应和维护集权政治角度，刘向充分肯定孙卿其人其学，而处在政治和学术之间，对于孙卿之学说，刘向几乎全盘接受。
故而，在刘向整理《孙卿书》时，为作《书录》，就显得尤为用心，后人透过《孙卿书录》，深感此篇文字为学术史研究之经典，亦堪称知人论世之范文，其扎实的叙述建立在对文本透彻研究基础之上，且置之于当时语境来看《孙卿书》，则《孙卿书录》具备原创特点。而假如司马迁观孙卿，一则会忽略、藐视其儒、墨的学养，另则若置于儒家系统之内，信奉“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司马迁似不会流露孙卿高于孟子的评价，如后世儒家代表人物扬雄、韩愈等对于荀子就多有微词，那是就孙卿在儒家之醇与疵标准下展开评论。
上述《史记·荀卿列传》对《荀子》著述字数统计有“数万言”之说，而刘向《孙卿书录》则云：“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
可知当时《孙卿书》规模之宏大，司马迁“数万言”的估计不知如何得出？然而，真正对于《孙卿书》作文献整理的刘向，他在三百二十二篇的基础上，所删定的三十二篇，此与“数万言”字数大致吻合。此令人质疑所谓《孙卿书》“数万言”，一则可能属于臆测，另则也有可能此非出自司马迁之判断。而最大的可能是，先有刘向《孙卿书录》，其严谨连贯，几乎一字难以移易，具有首创性。然后，在某人窜易甚至增补《太史公书》中《荀卿列传》时，与《孙卿书录》相同的一节文字，其实就是《孙卿书录》的节写本，而至于“数万言”字数估测，正是由刘向对《荀子》文本做过文献整理之后，方可得出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刘向《孙卿书录》应该早出于《史记·荀卿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