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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对张载理学思想的特殊影响，主要表现为其影响是持续的、多方面的和深远的。
首先，《中庸》对张载理学思想的影响是持续的。据吕大临撰写的《横渠先生行状》（以下简称《行状》）记载，时任陕西招讨副使兼知延州的范仲淹对原本“喜谈兵”的青年张载“劝读《中庸》”之后，使之扭转了人生方向，走上了学术道路。《行状》还说，张载读《中庸》，“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
。这种表述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庸》对张载思想的影响仅限于其早年。事实上，的确有学者就是这样认为的。
本文主张，就《中庸》对张载思想发展的影响看，并不限于早年，而是持续其一生各个时期的。当然，这需要对《中庸》影响张载思想发展的时间范围进行考察。
《中庸》影响张载思想发展的时间范围，与张载思想的阶段性演变有关。对于张载的学术演变，研究者历来仅依据吕大临《行状》和《宋史》张载本传的寥寥数语，将其划分为从“受《中庸》而读之”到“访诸释老之书”，再到“反求之六经”等两次转折。其实，这两次转折都属于张载早期学术活动的范围，无法全面展现张载学术的阶段性演变脉络。有必要把张载从21岁到58岁将近四十年的思想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中期和晚期，并力求大体确定每一时期的边界和特征。
张载之学的早期，时间跨度大约二十年。这是他奠定学术基础的时期。这一时期以范仲淹“劝读《中庸》”为起点，张载时年21岁。
《行状》称，张载从读《中庸》后，“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
。这里“累年尽究其说”的“累年”是多少年？朱熹在述及张载这段治学经历时说：“夫子（指张载——引者注）早从范文正公受《中庸》之书，中岁出入于老、佛诸家之说，左右采获，十有余年。”
张载从21岁出入老、佛诸家之说“十有余年”之后，应当30岁出头。张载总结自己读书经历说：“唯六经则须着循环，能使昼夜不息，理会得六七年，则自无可得看。”
张载30多岁从佛老之学“反而求之六经”，用“六七年”之功对六经做过一番系统研究，初步奠定了学术基础，年龄应当在三十七八岁。我们不妨取张载年龄的整数，视其思想的早期阶段结束于他40岁时。
张载之学的中期，亦即其思想形成期，大约在张载40岁至50岁的十年间。40岁以前的大约二十年，是张载学术成长的早期阶段，其思想在探索中趋于形成；40岁以后是张载学术成长的中期阶段，其思想在形成中趋于成熟。
张载之学的晚期，大约从张载50岁至去世前的八年间。在思想初入成熟期时，张载曾回顾自己的成学经历说：“某学来三十年，自来作文字说义理无限，其有是者皆只是亿则屡中。”“比岁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复出，天下之议论莫能易此。”
以范仲淹劝读《中庸》为张载向学的开始，“某学来三十年”，刚好步入知天命之年。“入至其中”，可以理解为张载的学术已登堂入室，其思想步入了成熟期。
在张载的学术生涯中，曾经对自己研读《中庸》的经验做过两次总结。
第一次总结。张载说：“某读《中庸》二十年，每读每有义，自长得一格。”
张载从21岁读《中庸》，经过二十年，已届41岁。此时，张载的思想刚脱离其早期，转而进入中期。此外，张载读《中庸》的历史，还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与张载对道学的自信有关。史载，仁宗嘉祐初（1056），张载与“二程”京师论学，他们“共语道学之要”。这促使张载“焕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
。这就促使张载从儒学与佛、老之学的游移中摆脱出来，明确了学术方向，“尽弃异学”，“专以圣人之言为学”
。几年后，张载的思想便摆脱了早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如果说张载最初读《中庸》是范仲淹劝导的结果，是被动的和不自觉的，那么，从嘉祐初开始，张载对包括《中庸》在内的儒家经典的研读便越来越自觉了。
第二次总结。张载说：“《中庸》直须句句理会过，使其言互相发明。”
朱熹曾赞叹张载研读《中庸》的这次总结，“真读书之要法”
。如果没有长期研读《中庸》的经验，张载是无法提炼出这一研读“要法”的。据此推断，第二次总结要晚于第一次总结，大约发生于其思想演变的中期，甚至更晚。由于第二次总结发生的确切时间今天已难断定，因而这里就有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庸》是否对张载的晚年思想也产生过影响？对此，回答是肯定的，这有张载的晚年代表作《正蒙》为证。（详下）
其次，《中庸》对张载理学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张载的多种著作中，不难看出其理学思想从很多方面都受到《中庸》的影响。这些著作，既包括形成于较早时期的《经学理窟》《张子语录》《横渠易说》及佚著《礼记说》
等，也包括完成于晚年的《正蒙》。限于篇幅，以下主要依据《礼记说》辑本和《正蒙》这两种著作及其关系，以揭示《中庸》对张载理学思想的多方面影响。
《中庸》，是《礼记》的第31篇。《礼记说》，是张载解说《礼记》的著作。据推断，《礼记说》大约形成于张载思想演变的中期前后。《礼记说》的《中庸第三十一》，解说了《中庸》33章中的16章，合计56条。这56条解说的多数，后来被张载选入其晚年著作《正蒙》的十篇之中，包括《太和》《诚明》《中正》《至当》《乾称》诸篇。其中《诚明篇》，其篇名“诚明”是《中庸》用语，该篇与《中正篇》对《中庸》的解说比较集中。《正蒙》的内容，既包含张载的思想创新，同时也是他对自己历年思想的总结，其中有不少是对《礼记说》等旧著当中相关言论的选用。这无疑证明，《中庸》不仅影响了张载的早中期思想，而且也影响了张载的晚年思想。
《正蒙》受《中庸》影响的各篇，所涉及的理学思想内容包括：论天道，论天德，论鬼神，论心性，论性命，论性气，论德气，论“虚者仁之原”，论“圣人之心”，论“大心体物”，论“诚明所知”，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论“小德”与“大德”，论“博学”与“义精”；论“君子之道”，论“以心求道”，论“致曲不二”，论“仁智合一”，论“诚明”互动；论“天人合一”，论“事天诚身”，等等。从这些内容看，《正蒙》受《中庸》的影响几乎涵括了张载理学思想的多个层次和多个方面。
最后，《中庸》对张载理学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张载理学思想的形成，基于他的两项工作：一是张载理学纲领的确立，这是以《中庸》为经典资源的；二是张载理学体系的建构，这是以《中庸》为主要依据的。这两项工作，同时也构成了张载理学的两个重大议题，是《中庸》深远影响张载理学思想的集中表现。关于这两个议题的展开论述，详见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