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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训《记异》所载《古文孝经》的发现，应当是经学史十分重要的事件，可惜未获得历代学人应有的重视。我们通过审察此一事件的真实与否，即可考见《记异》记事是否准确，亦可证其“初传与李太白”的记载是否可信。
《记异》说：“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一千八百七十二言。”与汉儒刘向、桓谭、班固等人所言《古文孝经》情形吻合。只不过，班氏、桓氏等人所言乃“孔壁古文”，其书已随孔传的失传而亡于梁末；隋世新出本又疑为刘炫伪造，“疑非古本”。二十二章的《古文孝经》之以古文字形行于世者，实有赖于大历初年的这次重要发现。
除李士训《记异》有载外，北宋古文字学家夏竦《古文四声韵序》也记载了这次发现。合两事观之，李士训所获石函绢素《古文孝经》乃出于灞上项羽妾墓之中，为秦汉之间旧物，非常可贵，所以当时就引起了李白、李阳冰等人的高度重视，转相传授和研习。
李阳冰从李白处接受了《古文孝经》，经过研习，“尽通其法”，一方面将其书“上皇太子”（当时的皇太子即后来的唐德宗）；另一方面，又传与其子服之。贞元中，服之又传给韩愈等人。
王应麟《玉海》对此事也有所记：“李阳冰子服之，贞元中授韩愈以其家《科斗孝经》、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后以归归登。其后以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再乞观之。张籍令贺拔恕写之（韩愈《科斗书后记》）。又渭上耕者亦得《古文孝经》。”
可见在大历、贞元之间，《古文孝经》被李士训发现后，经历了初传李白，李白传李阳冰，阳冰上皇太子，阳冰又传其子服之，服之传韩愈，韩愈传归公（即归登），又传张籍、贺拔恕等人这一过程。这些都载在信史，记入方策，不应有丝毫造伪。只因其详情无人发覆，故对其所传《科斗孝经》与大历出土石函绢素《古文孝经》之间的因袭关系，每每讲不清楚，最为可惜。
如前所述，此本科斗《古文孝经》在五代、北宋都有传授，郭忠恕首次将其字形编入《汗简》，凡七例；句中正又据“旧传《古文孝经》”造《三体孝经》；李建中亦“尝得《古文孝经》，研玩临学，遂尽其势”
。夏竦称赞说：“太学博士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编《汗简》，究古文之根本；文馆学士句中正刻《孝经》，字体精博；西台李建中总贯此学，颇为该洽。”
并据郭氏《汗简》和句氏《三字孝经》，将《古孝经》字形一一著录于《古文四声韵》达404例。此正与桓谭所谓古、今文“异者四百余字”的说法前后印证，若非出自真品不能如此巧合。
宋仁宗时，司马光从秘府发现科斗文《古文孝经》，并据之作《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复作《古文孝经说》
，还手书《古文孝经》，后人将之刻于大足北山石刻之中。
其书旧时尚以为是汉代出于孔子壁中的《古文孝经》，但如前所述，其分章起讫、文字今古、经文内容以及与今文《孝经》异同之处，都与刘向、班固、陆德明、司马贞所言“孔壁古文”并不一致，应该在孔壁以外另寻渊源。经考证，该本疑即禁中秘府所藏的大历出土《古文孝经》，或许就是当年李阳冰“上皇太子”之本的异代流传。看来中唐以下直至北宋时期所传科斗《古文孝经》，有可能都渊源于大历初年的这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