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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孝经》在历史上约有五次发现。其一是汉武帝时的孔壁本，其二是隋朝刘炫发现的“孔传本”（下称“刘炫本”），其三是司马光据以作《古文孝经指解》的发现于秘阁的本子（下称“《指解》本”），其四是清乾隆时从日本传来的“伪孔传本”（下称“日传本”），其五便是本文要讨论的大历出土本（下称“大历本”）。
《汉书·艺文志》著录“《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又于“尚书类序”说：“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
许慎《说文解字叙》：“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
王肃《孔子家语后序》亦载，并说孔安国为之《传》。此即“孔壁本”，又称“孔传本”。
其二，《隋书·经籍志序》“孝经类小序”说：“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玄并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
《隋志》还著录：“《古文孝经》一卷，孔安国传。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
将王肃所说的孔传古文与隋时刘炫发现的孔传古文区分甚严。
据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自序称：“今秘阁所藏止有郑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经无传。”范祖禹也运用此本撰有《古文孝经说》一卷。
清乾隆时，鲍廷博友人汪翼沧从日本访得《古文孝经孔传》。“鲍廷博《新刊跋》称，其友汪翼沧附市舶至日本，得于彼国之长崎澳。核其纪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
此本或说系孔壁孔传本嫡传，或说是刘炫本再现。
郭忠恕《汗简》卷七《目录略叙》引李士训《记异》：“大历初，予带经锄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一千八百七十二言。初传与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夏竦《古文四声韵序》：“唐贞元中，李阳冰子、开封令服之有家传《古孝经》及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授之韩愈。愈识归公，归公好古，能解之，因遗归公。又有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亦云渭上（灞上）耕者所获。”
李士训、夏竦所言盖同一件事，亦即唐大历年间从灞上项羽妾墓出土的“石函绢素《古文孝经》”。说明在“孔壁古文”和“刘炫古文”之外，又有一种出土于项羽妾墓的《古文孝经》。这个本子韩愈也曾见过，其《科斗书后记》：“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服之者，阳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书《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余宝蓄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士，识归公。归公好古书，能通之。愈曰：‘古书得其据依，盖可讲。’因进所有书属归氏。”
所言情形与出土石函绢素本相同，大历出土在前，贞元传授在后，系同一出土文献，唯其保留了先秦旧籍古文字形，故宋初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才大量收录了标明取自《古文孝经》的古文字形，特别是夏书引字多达404例，于此可见一斑。这与桓谭所称“（古文）与今异者四百余字”的情况，当不是偶然的巧合。司马光于秘府所见《古文孝经》应该就是这个从项羽妾墓中出土的本子。
郭沂说：“推论的项羽妾去世的下限公元前127年，为汉武帝元朔二年，时值武帝初期，也就是说，当时《古文孝经》刚发现不久。所以唐代从项羽妾墓中发现的这部《古文孝经》相当原始，它不但尚未为卫宏所校，而且也未为刘向审理。”
项羽妾墓随葬的《古文孝经》不论是不是“孔壁古文”，其未经刘向审理、卫宏校定则是千真万确的，这也许正是造成刘向、陆德明、司马贞所述古文与宋世古文区别的原因。而《崇文总目》说《古文孝经》：“今孔注不存，而隶古文与章数存焉。”
《宋史·艺文志》说：“《古文孝经》一卷，凡二十二章。”
既称其为“隶古文”，就不可能再是科斗文，可见此本已是改编过的，也许就是司马光“以隶写古文”作《古文孝经指解》后留下的白文，应当也是大历出土石函绢素本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