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及至明末，朱子后学不但将经义搞得日趋晦暗，而且多脱离现实，诚如黄宗羲所说：“朱子之功名，岂不及王、刘二先生乎？其三言浙东学派，最多流弊。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
伴随朱注的地位日趋式微，要求不读朱注，甚至质疑和批评朱注之风几成燎原之势。张岱亦“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
，但他对朱注却采取了扬弃的态度，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并非一味地排斥。
第一，赞引朱注。张岱在《论语遇》中有时直接引用朱熹之语做注，如《里仁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下，张岱注引朱子曰：“喻义、喻利，只是这一事上君子见得是‘义’，小人见得是‘利’。如伯夷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之曰：‘可沃户枢。’”
这里直接引用了《朱子语类》卷二十七的文字。有时在引用后还予以高度评价，如《雍也篇》“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章下，张岱引朱子曰：“譬如东洋大海固是水，但不必以此方为水。只瓶中倾出来的便是水。博施固是仁，但那见孺子怵惕恻隐之心亦是仁。”认为朱子此喻“甚好”
。又，《宪问篇》“君子思不出其位”下，朱注引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职也。”
在张岱看来，注中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句最好”，因为“位在而废思，与位不在而越思，都是出位。思不出位，不惟尽其分，且亦能定其心，正是君子得止之学”
。
第二，辩驳朱注。张岱对朱注的辩驳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断句与朱注立异。如《八佾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句，朱熹断句将两“之”字属上，“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
；而张岱则重新予以断句，他说：“《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读此知《论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根据《礼记·礼运篇》经文内容直解将“之”属下。又，《颜渊篇》“棘成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章，朱子对其中的“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的断句为“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并解释说：“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于舌，则驷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张岱则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惜乎’二句，一直说下，如云‘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一言既出，四马难追矣。与上文‘君子’二字呼吸相应”
。
二是质疑朱子错简、阙文之说。《述而篇》：“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下，朱注曰：“互乡，乡名。其人习于不善，难与言善。惑者，疑夫子不当见之也。疑此章有错简。‘人洁’至‘往也’十四字当在‘与其进也’之前。洁，修治也。与，许也。往，前日也。言人洁己而来，但许其能自洁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为之善恶也。但许其进而来见耳，非许其既退而为不善也。盖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将来，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阙文，大抵亦不为己甚之意。”
此章朱子以“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断句，并认为此章有错简、阙文。张岱却引周海门之言曰：“此章原无错简，亦无阙文。朱注改之，未是。‘互乡’八字为句，言此乡有一难与言之童子，非一乡皆难于言也，此汉疏，宜从。‘唯何甚’言怪见此童子，恶恶抑何甚乎？旧说宜从。”
不仅对断句进行了重新划定，而且认为此章并无阙文与错简。
三是朱注字词解释有误。《公冶长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章下，朱注曰：“忠信如圣人，生质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质易得，至道难闻，学之至则可以为圣人，不学则不免为乡人而已。可不勉哉？”
在张岱看来，朱注中对“忠信”的解释欠妥，指出：“皋、夔、稷、卨，有何书可读？君子威重之学，亦以忠信为本，而朱子以美质绎忠信，抹杀古今学脉矣。”
错在缩小了“忠信”的外延。《宪问篇》“深则厉”句，朱注曰：“以衣涉水曰厉。”
张岱认为此注有误，指出：“翁子先曰：厉者，危殆也。《易》所谓‘过涉灭顶’也。《诗》意若曰，深则有厉，当见险而止，非如浅可摄衣而涉也。《注》‘以衣涉水曰厉’，殊不可解。”
又，《为政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章下，朱熹引用范氏和程子之注解释“异端”，范氏曰：“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
张岱认为上述对“异端”的解释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与尧舜不同者皆为异端，而非专指杨、墨和佛教。他指出：“陆象山云：孔子时佛教未入中国，虽有老子，其说未著，却指那个为‘异端’？盖‘异’与‘同’对，虽同学尧舜，而所学之端绪，与尧舜稍不同，便是‘异端’。何止佛老哉！或问：如何是‘异’，曰：子先理会得‘同’的一端，则凡异此者，皆为‘异端’。孔林预知有颠倒衣裳之秦始皇，岂不知数世之后，有杨墨佛老来与吾夫子斗法乎？‘异端’不必曲解。”
四是朱注经文解释有误。《为政篇》“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下，朱注曰：“养，谓饮食供奉也。犬马待人而食，亦若养然。言人畜犬马，皆能有以养之，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则与养犬马者何异。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在张岱看来，朱注将父母与犬马相提并论是不对的：“孔子论孝，岂有以父母与犬马相比之理！按《内则》曾子曰：‘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则犬马者，是父母之犬马。言孝者自谓能养，至于父母之犬马，皆能有以养之，但不敬，则何以自别其养父母之心乎？释者不考，遂成千古之误。”
朱子解释与《内则篇》曾子所言相违背。又，《述而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下，朱熹引尹氏语解曰：“德必修而后成，学必讲而后明，见善能徙，改过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圣人犹忧，况学者乎？”
张岱借主考官对卷子的批示对此解释提出了质疑：“庚子，山东出此题。主司批解元卷云：‘吾忧’句久被紫阳注脚障碍，不知‘忧’字即曾子‘三省’‘省’字，非是不能而始忧。总之四者，是吾切己工夫，吾所当时时兢惕者耳。”
认为“忧”当做“省”字，文意当从“切己”工夫的解读来解读。
与辩驳朱注相并行的便是对时文的批判。在明代，时文主要是指八股文，而八股文又主要是围绕《四书》展开，因此，张岱在批驳朱注的同时，也对时文予以贬斥。如《八佾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下，张岱注曰：“文盛，是周制大备处。降自幽厉，纪纲扫地，文尽而国亦随之，岂忧文胜耶！且夫子明说‘从周’，时文却曰‘即所以从二代’，何也？”
时文不顾经文，随意解读，是不对的。《公冶长篇》“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下，张岱注曰：“‘知’是有道无道的总关，‘愚’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事。时文竞作，以愚运知，发引出后人多少权谋、诡秘、说话，非圣人所谓不可及者也，还以就愚论愚为是。”
时文任意阐发，误读了经义。又，《乡党篇》“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下，张岱注曰：“此章只是乡人饮酒，近日时文，俱讲做乡饮酒礼矣，将圣人一段居乡恭谨之意，尽行抹煞。”
误读了圣人。
作为王学传人，一方面，张岱对朱注在断句、错简、阙文、训诂、经义等有所质疑或批评，充分表明了其自身“宗王反朱”的学术宗旨；另一方面，他不但引证朱注，而且还高调赞扬朱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其欲调和朱王的治学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