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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政权不断更迭，文化日趋多元，玄、道、佛大盛。当时，儒学独尊的格局虽被打破，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并未丧失。相反，在儒释道互相辩难、互相融合、互相吸收的过程中，通过援佛入儒、援道入儒，儒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论语》学较两汉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注释专著数量大增，据唐明贵先生统计，计有84部，是两汉时期的18部在数量上的4倍多。
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这两部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丰碑式的《论语》学著作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在曹魏时期正式立于学官，设博士，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正式列于“经”的行列。与此相应，包括《论语》在内的“七经”说正式形成。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载：“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
王肃，字子雍，生当魏晋之际，善治贾逵、马融之古文之学，而不喜欢混合今、古的郑玄之学。王肃采集诸家之同异，遍注群经，撰定其父王朗所作《易传》，并注解《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当时都立于学官，设博士。曹魏时王肃《论语注》“列于学官”标志着《论语》已被官方列于经典，取得了与“五经”分庭抗礼的地位。
《晋书》卷七五《荀崧传》记载：“（东晋）元帝践阼，征拜尚书仆射……转太常。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皆省不置。”
这是说东晋元帝恢复博士制度时，决定将西晋时期的十九博士简省为九博士，但《论语》博士仍然位列九博士之中，不在简省之列。《晋书·荀崧传》记载，荀崧当时不同意简省《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博士，并上书说：“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
据荀崧上书可知，西晋时设置的各经博士共有十九人，至东晋元帝时简省为九博士。在如此大的简省幅度中，《论语》博士仍然保留下来了，可见《论语》在当时的地位是相当高的，甚至超过了《仪礼》《公羊》《穀梁》及《易》的地位。
南北朝时也多见《论语》立于学官的记载。《宋书·百官志》载：“国子祭酒一人，国子博士二人，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穀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
这说明《论语》在刘宋时位列“十经”之列。只是由于《论语》与《孝经》篇幅简短，因而二者合为一经，但这丝毫不影响其“经”的地位。
《隋书·经籍志》不仅将《论语》列于经部，而且在论述《论语》类文献时说：“《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
这里所谓郑玄、何晏，就是指郑玄《论语注》与何晏《论语集解》。由此可知，不仅南朝梁、陈之时，郑玄《论语注》与何晏《论语集解》“立于国学”，而且北朝周、齐时代，郑玄《论语注》也“独立”于国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书·高昌传》有这样一段记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
这说明连当时少数民族建立的高昌国也将《论语》与《毛诗》《孝经》等儒家经典一起立于学官。
前已述及，东汉时期似乎就有了包括《论语》在内的“七经说”，但那时“七经说”还不普及，只偶尔见于文献记述。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七经”说则被普遍接受和认可，并广为流传。兹举例如下：
1．西晋傅咸作《七经诗》。
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曰：“《春秋正义》云：‘傅咸为《七经诗》，王羲之写。’今按《艺文类聚》《初学记》载，傅咸《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诗，皆四言，而阙其一。”
按，傅咸（239—294），字长虞，西晋文学家。曹魏司隶校尉傅玄之子。曾任太子洗马、尚书右丞、御史中丞等职。西晋元康四年（294）去世，时年56岁。傅咸所作的《七经诗》是集《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左传》《诗经》等七部经典的文句为诗，是现存所知最早的集句诗。唐代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对傅咸所作《七经诗》诗文有记载，成书于明代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古诗纪》录有《孝经诗》二章、《论语诗》二章、《毛诗诗》二章、《周易诗》一章、《周官诗》二章、《左传诗》一章。生当魏晋之际的傅玄既然在其所作《七经诗》中把《论语》作为“七经”之一来看待，说明当时包括《论语》在内的“七经说”应该已经成为普遍流行的说法。
2．北周樊文深著有《七经异同说》《七经义纲略论》等关于“七经”的专门性论著。
《周书·樊深传》载：“樊深，字文深……既专经，又读诸史及《苍》《雅》、篆籀、阴阳、卜筮之书。虽博赡，讷于辞辩，故不为当时所称。撰《孝经》《丧服问疑》各一卷，撰《七经异同说》三卷，《义经（纲）略论》并月（目）录三十一卷，并行于世。”
中华书局本《周书》据《册府元龟》《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将《义经略论》改为《义纲略论》，《月录》改为《目录》。
另，《隋书·经籍志》于经部《论语》类下著录“《七经义纲》二十九卷，樊文深撰；《七经论》三卷，樊文深撰”
。其中的《七经义纲》当即是《周书》本传中所谓《义纲论略》，二者或当时同书异名。樊深有关“七经”的这两部著作已经亡佚，而且《周书》与《隋书》也均未说明“七经”之目，因此“七经”之中是否包括《论语》难以断言。不过或许可以根据《隋书·经籍志》略探其大概。《隋书·经籍志》将《七经义纲》和《七经论》这两部著作均著录于经部《论语》类下，或许说明这两部书与《论语》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樊氏《七经论》中所谓的“七经”应包含《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