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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至东汉时尽管还未正式立学官设博士，但已取得了与“六经”并举的经典地位，这可以从东汉后期产生了包括《论语》在内的“七经”之说和镌刻了包括《论语》在内的熹平石经、立碑太学门的史实中得到佐证。
《后汉书·赵典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曰：“（赵）典学孔子七经、河图、洛书，内外艺术，靡不贯综。受业者百有余人。”
这里所谓的“七经”显然是在“六艺”（“六经”）基础上的扩展，其中是否包括《论语》呢？《后汉书·张纯传》有言：“纯以圣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礼义，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经谶、《明堂图》、河间《古辟雍记》、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时议，欲具奏之。”唐李贤注曰：“七经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也。”
按：张纯为两汉之际人，西汉成帝时为侍中，东汉光武帝时官至太仆、大司空。张纯在奏章中提到“七经谶”，而当时的“谶”就是指“谶纬”或“纬书”，是指附经而行的以怪力乱神之说阐释儒家经典的图书。据此可知至迟在东汉早期即已出现了包括《论语》在内的“七经”说。换言之，当时学界已出现了把《论语》看作“经”的观点。因此，秦晖先生断言“北宋刘敞首倡‘七经’之说”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李贤在前引《后汉书》注中明确说“七经”就是“六经”加上《论语》，但李贤《后汉书》注还明确说“七纬”是依附于“六经”的六类纬书再加上依附于《孝经》的一类纬书。如《后汉书·方术列传·樊英传》载：“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李贤注曰：“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璇玑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
由于两汉时期的“纬书”或“谶纬”都是附经而行的，是两汉时期一些方士化的儒生和儒学化的方士假托孔子或黄帝、尧、舜等神圣人物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符命等神学迷信观点对《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进行解释和阐发的著作。上引这段李贤注将“《孝经》纬”列于“七纬”之中，据此可以推知《孝经》当时也被列于儒家经典之列。既然当时有人将《孝经》纬列于“七纬”之中，那么似乎可以推断当时可能也有人将“六经”加《孝经》合称为“七经”。这可能是当时另一种“七经”说，然而不能据此将《论语》排挤出“七经”之外。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为由，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
蔡邕奉诏刻立的这批石经就是经学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因其所刻经文字体为隶书一种字体，故又称为一字石经（或一体石经），以区别于曹魏正始年间以篆文、古文、隶书3种字体刻写的三字（体）石经。熹平石经中除了《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之外，还有哪部经典呢？答案是《论语》。
《隋书·经籍志》记载：“一字石经《周易》一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一字石经《鲁诗》六卷，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
这里所载的“一字石经《论语》”，无疑就是据熹平石经的摹写本（或拓本）。
《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引《洛阳记》曰：“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名。”
这里明确说明熹平石经中刻有《论语》。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洛阳记》中所谓的《礼记》并非小戴《礼记》，而是指作为“五经”之一的《仪礼》。考熹平石经中仅刻有《仪礼》十七篇，并无今传世本小戴《礼记》。据此可知熹平石经所谓《礼记》当是指《仪礼》而言。《后汉书·卢植传》载：“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精研，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
卢植上书中所谓的《礼记》，也是指《仪礼》十七篇，而不是指小戴《礼记》四十九篇。
北宋赵明诚《金石录》在记述“熹平石经”时云：“今余所藏遗字有《尚书》《公羊传》《论语》，又有《诗》《仪礼》。”
由此可见赵明诚所看到的“熹平石经”残石经文，除《尚书》《公羊传》《诗》和《仪礼》之外，还有《论语》。
南宋洪适《隶释》卷十四，胪列石经残碑五种，分别是：石经《尚书》残碑、石经《鲁诗》残碑、石经《仪礼》残碑、石经《公羊》残碑、石经《论语》残碑。
并对《论语》残碑描述如下：“右石经《论语》残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后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计其章，终篇又总其字，又载盍、毛、包、周有无不同之说，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异。”
综合上述《隋书·经籍志》、《后汉书》李贤注、赵明诚《金石录》和洪适《隶释》的有关记载，可以断言“熹平石经”中除《周易》《尚书》《鲁诗》《仪礼》和《春秋公羊传》等‘五经’之外，还有（而且是唯有）《论语》。据此可以说明当时“五经”之外的儒家经典唯有《论语》取得了与“五经”并列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