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经学历史》、钱基博《经学通志》在谈到宋元明经学时，都言元不及宋、明不及元，此说用来概括20世纪对宋元明《春秋》学的研究也非常恰当。同对宋代《春秋》学的研究相比，对元明二代的研究要少得多，而其中对明代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

1936年出版马宗霍《中国经学史》、钱基博《经学通志》对元明二代《春秋》学有所叙述。马书所述非常简略，只是提到赵汸、程端学、张以宁、陆粲等一些著名的学者及其著作，且与其他经混在一起，并未做具体的研究。钱书以为元明二代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主，尤其是明代定胡传为一尊的做法，使元明二代《春秋》学“所为卑之无甚高论” ，不过也有值得称道的学者，元代为程端学、赵汸，明代为陆粲、傅逊。钱氏还对四人的著作做了提纲挈领的介绍。这是20世纪关于元明二代《春秋》学较早的研究，之后到90年代以前，除吴哲夫70年代发表了几篇介绍现存几种元代《春秋》学著作善本的论文，宋鼎宗《春秋宋学发微》讨论宋代《春秋》学的影响对元明二代有所涉及外 ，没有其他人措意于元明二代《春秋》学的研究。

进入90年代，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有10余种论著以元明《春秋》学为研究对象。这10余种论著中有整体的梳理，亦有个案的探讨。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以一节的内容简略地介绍了元、明二代一些重要的《春秋》学者及其著作，限于体例与篇幅，其介绍以各种文献著录的材料为主，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刘明宗则据文渊阁《四库全书》，《通志堂经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倪文灿、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清官修《钦定续文献通考》，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及朱彝尊《经义考》等统计得元代《春秋》学者132家，著作205种，并将之分为以《左传》为主者，以《公羊》《穀梁》为主者，以《胡安国传》为主者，为《春秋》辨解、释义、会通者，诘难《三传》者，论说《春秋》经旨、大义者，《春秋》条例之属，谱表、图说之类，类编之属，其他共十种类型。其中，为《春秋》作辨解、释义、会通者最多，计58家、70种；其次为论说《春秋》经旨及大义者，计52家、60种；再次为研治《左传》为主者17家、18种。其他类型的数量则为：《春秋》类编之属9家、9种，条例之属7家、7种，谱表、图说之类4家、5种，以《公羊》《穀梁》为主者最少，只有1家、2种。 刘氏此文从文献的角度展现了元代《春秋》学的概貌。简福兴《元代春秋学研究》对元代《春秋》学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除第一章绪论、第九章结论外，第二至八章从多个方面讨论了元代的《春秋》学。第二章“元代《春秋》学溯源”分析了从汉至宋《春秋》学发展的大致状况，奠定了讨论元代《春秋》学的一个学术大背景。第三章“元儒春秋学述略”讨论了元代一些主要《春秋》学者的师承关系，并概述了吴澄、黄泽、陆深、俞皋、齐履谦、程端学、郑玉、王元杰、李廉、汪克宽、赵汸等《春秋》名家的生平事迹与“《春秋》论见”。第四章“元儒《春秋》经世思想”分析了元代的时代背景，并以之为基础探讨了元儒的“敦励臣纲”“著复仇微旨”“谕自立图存”“存注固国守疆”“措意主势式微”等《春秋》经世思想。第五章“元儒尊王要义”分“崇君抑臣”“戒诸侯之无天”“斥臣以下犯上”“责王政有失君体”等几个方面讨论了元儒对《春秋》尊王大义的阐发。第六章“元儒攘夷微旨”分析了元儒对《春秋》攘夷大义的发挥。第七章“元儒对三传解经之意见”剖析了元儒对三传的认同与歧异，及方法上与三传的殊别。第八章“春秋元学之价值与影响”揭示了元代《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继宋启明的“枢机”作用，以及其阐发的经世之旨、提倡的正统与伦理对政治的影响。

元明二代治《春秋》的学者很多，但20世纪对这一时期《春秋》学者的研究，除上述《元代春秋学研究》的概述性介绍外，专门的个案研究很少，笔者所及仅有黄泽、赵汸、俞皋、李廉、刘基、高攀龙、高拱等人。其中对俞皋、李廉的研究是对其著作现存特定版本的介绍， 关于高拱的则是对其《春秋正旨》做了点校， 都限于文献介绍与简单的整理，并没有深入研究。剩下的几人中，以对元代黄泽、赵汸的研究较多。

张高评《黄泽论〈春秋〉书法——〈春秋师说〉初探》、简福兴《黄泽〈春秋〉学方法论》都以赵汸所撰《春秋师说》为基础讨论了黄泽的《春秋》学。黄泽为赵汸之师，但其没有著作传世，其关于《春秋》的观点赖赵汸所撰《春秋师说》而传，因此张文首先论证了《春秋师说》与黄泽《春秋》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讨论了黄泽《春秋》学及其构建的《春秋》学研究方法。在张氏看来，黄泽治《春秋》以通书法、求书法为主，其研究《春秋》学的方法论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说《春秋》必须兼得并顾，相济为用，方能知夫子“窃取之义”，见圣经之笔削；第二，解说《春秋》，短中取长，据《左氏》事实，兼采《公》《穀》大义；第三，黄泽研究《春秋》书法，借重格物致知工夫，上溯下探。 简文认为黄泽在论列先儒得失的同时，也顺便交待治《春秋》的原则与方法，故其文也以讨论黄泽的《春秋》学方法论为主。简氏将黄泽治《春秋》的方法论归纳为“志在复古”“以考事实为原则”“以致思为门径”三者，并做了具体分析。

比较凑巧的是，1998年涂茂奇、吴晓萍、周晓光，冯晓庭等学者同时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赵汸的《春秋》学。涂茂奇《赵汸对春秋三传所持的态度》在介绍赵汸生平、著述与学术渊源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了赵汸对《春秋》及三《传》的看法，指出赵汸以为《春秋》当信《左氏》事实，孔子所授予弟子者，则为《公羊》《穀梁》，因此说经只可据《左氏》事实，而参以《公》《穀》大义。赵汸对《左传》，以为只可信其可信处；对《公》《穀》二《传》或引以辨《左氏》之非，或互相补充，或引而明其非。 吴晓萍、周晓光《论新安理学家赵汸的〈春秋〉学说》探讨了赵汸深研《春秋》学的原因、关于《春秋》的发明及其研究的特色三个方面。吴、周二人把赵汸研究《春秋》学的原因归结为三，一是新安理学重视《春秋》研究传统的影响，二是基于自身对《春秋》重要性及其研究价值的认识，三是因资中学者黄泽的引导。关于赵汸对《春秋》学的发明，吴、周二人重点讨论了其对历史上《春秋》诸家的评价分析，提出的“属辞比事法”及研究《春秋》的具体途径应是先考鲁史之法，再求圣人之法，以及突破成说的一些具体观点。至于赵汸《春秋》学的特色，吴、周二人则总结为“坚持‘三传’并重的原则”“据传求经，由考证而索经义”“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研究与著述并举”四个方面。此文将赵汸《春秋》学的研究置于新安理学的大背景中来考察，应该说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其所述亦有一些地方略显牵强，如因赵汸之师黄泽无《春秋》学著作传世，就言很多学者不轻易与人言《春秋》，更少著述，并将“研究与著述并举”列为赵汸《春秋》学的特色之一就比较牵强。冯晓庭《赵汸〈春秋金锁匙〉初探》则从《春秋》大义、书法史事两个方面阐释了《春秋金锁匙》的内容。冯氏认为《春秋金锁匙》对《春秋》大义的标举可以分为“说明《春秋》述作的意义与原因”“《春秋》尊崇周王室、抑制诸侯霸主”“《春秋》严夷夏之防”“《春秋》痛恶大夫专政”几个方面；对书法史事的解析则可从“对《春秋》书法的解析”“对《春秋》史事变化的釐清”来说明。

周群《刘基“春秋学”论析》主要讨论了明代开国功臣刘基所著《春秋明经》的相关问题。文章首先考辨了《春秋明经》的创作年代，以为此书是刘基思想成熟以后的著作，而不是早年之作；其次分析了《春秋明经》与刘基另一著作《郁离子》关于“天”的不同观点，认为刘基在《春秋明经》中没有批驳“神学天道观”，赋予“天”限制君权的权威，应该从“‘天’仅是刘基达到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而绝非由衷的信仰”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再次对比《春秋明经》与刘基其他著作，指出《春秋明经》与刘基其他成熟的作品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表现为从哲学方面看，《春秋明经》中的“感应论”注入了“气”的因素，政治思想方面的民本思想、德治思想等都与其他著作密切相关。从上述可见，周群偏重从刘基的整体思想来论证《春秋明经》的相关问题，这无可非议，但论证中重点放在与其他著作的对比联系上，对《春秋明经》本身的内容则论述不够。周群的研究有引领之功，进入本世纪有多篇文章讨论《春秋明经》，如朱鸿林《刘基〈春秋明经〉的著作年代问题》（《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王宇《〈春秋明经〉与元代科举的〈春秋〉经义》（《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李永明《刘基〈春秋明经〉教育学探微》（《大家》2012年第5期）、郑任钊《刘基〈春秋明经〉若干问题探究》（《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等。

张高评《高攀龙〈春秋孔义〉初探——以“取义”为例》将《春秋孔义》所取《春秋》之义分为两大类，一曰谨本源、著几微、察世变，皆就“经世之大法”言，可以推求古今治乱兴亡之原；一曰正名实、崇礼义、尊王攘夷、劝善惩恶，可以求圣贤存心养性之道，君子小人立心行事之别。将经世史鉴与穷理尽道相结合。但高氏处于王学末流任心任空横行之时，以其《春秋孔义》以强调闻见，折衷诸家为主，成就亦有限。

由上可见，因为元明被经学史家贴上了经学积衰时代的标签，20世纪学者对元明《春秋》学不够重视，导致其研究很不充分。首先，在成果的时间分布上，大部分成果集中于上世纪最后10年，表明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元明《春秋》学很少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其次，因为研究的时间、成果有限，所以元明二代很多《春秋》学名家及其著作没有专门的个案研究，如元代的程端学、汪克宽在《春秋》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却没有对他们《春秋》学的专门研究，明代的情况就更是差强人意，学者们专门予以个案研究的刘基、高攀龙并不是明代《春秋》学的代表人物，如刘基并非《春秋》学名家，《春秋明经》也只是他为举业而作，他会引起20世纪学者的重视与研究，完全是因为其明代开国功臣的政治地位。再次，相比而言，明代《春秋》学的研究实在太少，除沈书及周群、张高评之文外，几乎无人言及，这种情形与明代《春秋》学的实际成就是非常不相称的。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春秋》学文献达500余种，存者亦有200余种，仅少于宋、清二代，由此可见明代《春秋》学研究的盛况。再者，明人学术虽无汉、唐、宋、清精专，但正如刘师培所言，明代经学对清代朴学有先导作用，如陆粲《左传附注》、冯时可《左传释》就是清儒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惠栋《左传补注》的先导。这些都说明明代《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加强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两千多年来《春秋》学形成、发展、演变的认识，也有助于纠正人们对明代经学乃至整个明代学术的一些不恰当的看法。好在进入本世纪后情况有所好转，十几年来，仅明代《春秋》学研究的论著就已有十几种，其中两篇博士论文从整体上讨论了明代《春秋》学。 efgqFwvS3H8C5qcFbOCkddFuvOcirCHo7Rh4RFqtTH5ir9ZiKmu73LnWJF+85I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