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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指出20世纪上半期俄中文学里自杀现象的共同点与区别，提到双方最突出的跟自杀有关的问题，研究影响文学里的自杀现象的社会文化背景。
关键词： 现代文学；俄罗斯文学；中国文学；自杀；比较研究
文学作品里的死亡现象是死亡学的一部分，叫“文学死亡学”问题。最缺少认真研究的母题之一是自杀母题。20世纪上半期俄中文学是充满各种派别的巨大的文学作品层，所以本文章只能涉及包含自杀母题的最伟大的、影响最明显的作家与诗人的作品。
俄罗斯当代作家鲍里斯·阿库宁
在其科普作品《作家与自杀》中写道：“XX世纪人心里出现了这样的特点：世界各地巨大的而不断上涨的人数不再想活下去。”
为了做全面的俄中文学里的自杀现象比较分析，首先需要了解历史、文化、社会、政治背景怎么影响当时作家的创作。
20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文学最凸出的趋势是以小说或诗歌形式探讨深层的哲学问题：人性、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生与死等等。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1892—1917或1922年）可被认为是过渡性的兼具革命性的，因为新时代的挑战与人意识上的思想危机引起了对于世界的理解方式与个人的地位的新观点的出现。当时在价值引领层面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可以观察到对死亡的美化。此变化影响到各个文学派别：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派等等。因为很强的死亡意味，一位俄罗斯文学研究者莫吉俐尼尔在《俄罗斯激进知识分子面对死亡》一文里把当代的作品叫作“墓碑”
。当时出现了一本重要的文集叫《死》（1910年）
，此书包含夫·吉皮乌斯、巴·科热夫尼科夫、夫·连斯基、格·丘尔科夫的诗、小说与散文。并且当时年轻人中的自杀率高峰正是1907—1912年。
当时作家、其作品中的人物与死亡一直在亲密地接触。同时出现了一群激进知识分子把死亡用为一种斗争的工具
。自杀也变成此类的工具之一。高尔基小说《大蚊科》描述的自杀就是把死亡作为斗争工具的例子。
当时恐怖袭击被当作自杀性任务。后来在社会与政治变化下激进运动的道德标准被动摇以后，出现了自杀浪潮，从知识分子角度来讲自杀是一种对异常生活的抗议。大部分人想自始至终做自己的生命之主宰，害怕死亡的突然性，不愿意承认生命之宿命性。上面所描述的观点在诗歌、小说与散文中都得到了反映，作品里的自杀行为被正式化、浪漫化。比方，维·科兹洛夫的小说《死亡之脸》的主角即太平间的工作人员悲叹道：“没了天啦。被带来，被带来……一个自愿的也没有……”
玛·茨维塔耶娃的著名的诗《致学校黄昏之牺牲者》即是对多数的报纸自杀报道和遗书的直接反映：“报纸页面里隐藏了多么无名的人！”
俄罗斯诗人经常特别强烈地感受到周围世界和社会情况而用笔描述胸中的不安。安·阿赫玛托娃把1917年革命情况叫作“自杀之忧愁”。在此“忧愁”下好多人易受伤害。在当代的作家传记里可以找到不稳定的情绪状态与精神失常的证明。对当时文学作品内容影响最多的而引起最大的社会共鸣的自杀事件如下：夫·霍夫曼（1911年）、夫·克尼亚泽夫（1913年）、尼·利沃夫（1913年）、阿·罗晋那-罗晋斯基（1916年）、萨·纪新（1916年）、安·玛尔（1917年）、阿·切博塔列瓦斯卡亚（1921年）、谢·叶赛宁（1925年）、鲍·萨温科夫（1925年）、夫·马雅可夫斯基（1930年）、夫·阿赫拉莫维奇（1930年）、夫·德米特里叶夫（1930年）、伊·博尔德列夫（1933年）、尼·杰缅季叶夫（1935年）、谢·特列季亚科夫（1936年）、玛·茨维塔耶娃（1941年），等等。一次诗歌晚会上，亚·勃洛克说：“诗人死去，因为没有气可吸下去。”
大多数提到自杀现象或具有自杀母题的作品情节基础是真正生活中发生的自杀事件或自杀者：奥·曼德尔施塔姆在诗歌《电话》（1918）里描述他心里的恐怖，因为他反对非常委员会工作人员布柳姆金的行为就像自杀行为；维·赫列布尼科夫的《寒星道上……》致伊·卡赞斯基的自杀；格·伊瓦诺夫的诗歌《一月的一天，在涅瓦河边……》与米·库兹明的《鳟鱼破冰》致夫·克尼亚泽夫的自杀；瓦·勃留索夫的《今天——雷声……》致安·玛尔的自杀。
30年代是俄罗斯文学转变的重要关头：苏联共产党积极地干预文化发展。当时进行的死亡学研究被中断，文学作品里的自杀与死亡题材都在乐观主义的宣传之外，自杀事件不再被统计，社会最大的问题之一被禁忌
。
上面所描述的反映了俄罗斯文学创作中的自杀现象的特点。以下几个最重要特点需要详细描述，其他以提纲形式加以论述。
第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大部分跟自杀有关的作品都是诗歌。其中有祭文（瓦·勃留索夫《今天——雷声……》），自杀者遗诗（萨·纪新《举枪自尽歌》，夫·马雅可夫斯基《致大家》），长诗（安·阿赫玛托娃《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等等。诗歌比散文更多的原因是诗歌文体更适合表达心里的情绪和感受，诗人的心像共振器一样反映周围世界的情况。相反在当时的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新式的人，所以白话散文算是一种合适的工具。
第二大特点是跟自杀有关的象征。象征派诗里自杀经常有象征性的描写。比如，安·阿赫玛托娃的《在水上》、《埋葬》与玛·茨维塔耶娃的《自杀》诗里水变成阴间的象征，落了水就可以到达阴间。另一个象征性的母题是《死亡之狂欢》，可以跟欧洲文化里的《死亡之舞》相比。此“狂欢”的高峰经常是死亡与自杀。此母题使诗文里描写的情况夸张得多，甚至达到恐怖、癔症与疯狂。好像愉快的笑声慢慢地变成癔症的叫嚣。列·安德烈耶夫在他的“日记”里关于这个改变写道：“那是娱乐和痛苦的maximum。”阿·罗斯拉夫列夫的诗《丑角》招徕顾客者请人们免费地参观丑角玻姆的表演。在诗中间招徕顾客者还愉快地描述玻姆自杀：“幕后玻姆自挂在钩子上”；“戴着假发，化着妆，伸着黑舌”，他还是“活宝”、“可笑的”。同时丑角的样子大体上个个都是对国家未来持漠不关心的态度的形象。不断的娱乐涉及以死亡与自杀算账。安·阿赫玛托娃在《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描述骑兵少尉知道他的爱人变节，他就自杀。此题材基础是真实发生的自杀事件：1913年夫·克尼亚泽夫的自杀震撼了文学界而被神话化。阿赫玛托娃又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同时采用了此故事。通过克尼亚泽夫的自杀她也给我们讲述了另一人的悲剧：1911年林杰别尔格因为对阿赫玛托娃的单恋而自尽。同时作家把自杀和狂欢联合在一起。在此长诗中整个白银时代文学跟狂欢进行对比：骑兵少尉的爱人叫作“colombina”——意大利传统人民喜剧的角色；长诗中接连用着形象对比，如“恐怖节”与“寒叶”、“跳舞”与“消失”、“红酒”与“毒药”等等。“狂欢”的形象是情感秋千的一个高峰，另一个就是“自杀忧愁”。俄语俗话说：要是笑得多，就快要哭得苦。
其他独特的俄罗斯文学里自杀现象的特点如下：
自杀经常作为一种避免精神疾患的方式（格·丘尔科夫《陷阱》、卡缅斯基《通爷爷之死》）；
通过作品里的自杀作家经常经历此经验而后来自己试图自杀（米·布尔加科夫《亡者的笔记》、玛·茨维塔耶娃《自杀》）；
东正教对自杀的态度也有所影响：根据东正教思想自杀是最严重的罪孽（安·阿赫玛托娃《向我脚下没用投射……》）。
总结说来，20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文学里自杀现象的反映为比较个人性的：作品大多是作为一种诉说心里烦恼的方式、急救方法或经历别人的或未来的自己的自杀经验。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史事件影响了人对自杀的态度，此变化在当时中国文学中反映得非常明显。俄罗斯与中国大同小异的是自杀率增长得快，自杀事件引起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层面上的共振。最著名的作家、思想家在其散文里差不多都涉及自杀题材。文学界不断地讨论自杀当作个人主义的表现以及道德的试纸。1915—1919年间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时正是自杀高峰，所以文学里也出现一些特殊的趋势。但自杀者不仅是作品里的人物，而且是作家：王以仁（1926年）、王国维（1927年）、朱湘（1933年）、潘漠华（1934年），等等。
当时中国社会跟俄罗斯一样发生了很多骇人听闻的自杀事件：1905年陈天华以投水表示他对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的禁令的抗议；1918年清朝官员梁济投水前在遗书里强调他为清朝而死；1919年赵五贞因不满没有爱情的婚姻而自刎；同一年北京大学的学生林德扬投三贝子公园湖而死；1922年席上珍在她老板办公室里吊死了，因为股票市场上的损失还有她已婚的老板向她求婚；1927年王国维因为清朝的垮台而在昆明湖投水；1928年马振华自杀的原因是她的未婚夫不信她是处女而强奸她；1934年演员艾霞吞了生鸦片，她的遗书里写着“人生是痛苦的，现在我满足了”。这些不一样的自杀事件吸引了不同文学派别的人参加自杀问题的讨论，发布的散文中有陈独秀《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陶孟和《论自杀》、徐志摩《论自杀》、毛泽东《“社会万恶”与赵女士》和《关于赵五贞女士之死》等等。
最有共振力的自杀事件都跟社会问题有关。当时的自杀者最突出的身份有几种：年轻的大学生；不愿意结婚或失去脸面的女人；忠于清朝或自己的理想的官员。关于自杀现象可以指出几个观点：第一，传统性的、儒家性的；第二，自由主义性的、维新主义性的；第三，个人主义性的。每一个观点影响了中国文学里自杀现象的反映。五四运动的目的之一是创造新式的人，传统的“人是家族的一比分”模式改成“人是个人”，对当时的年轻中国人来说旧文化认同消失了，但新的认同还没形成。此条件下很多人无法活下去。
国共内战时出现了两个专讲自杀的作品：茅盾《自杀》（1928）与丁玲《自杀日记》（1925）。两个作品都包含详细的自杀者内心与思想的描述。自杀者都是年轻的女人，茅盾的女主人公环小姐自杀的动机是单恋，她觉得她爱人偷了她的贞洁，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所以无法隐瞒这个秘密。茅盾因多数女人的自杀事件而非常激动，最可能他想用写作给当时的女人一种希望。茅盾通过环小姐的表哥说：“像这样的事，其实不值得编做影戏。社会里天天演着马振华式的悲剧。没有人知道便当作没有这么一回事，受骗的女子便也不肯自杀了。”正在吊死时环小姐脑海里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死就是宣布”与“应该还有出路，如果大胆地尽跟着潮流走，如果能够应合这急速转变的社会的步伐”，从茅盾的角度来看社会犯了罪而文学可以帮助困于生活的人找到既定的行动方针。
丁玲的小说集《自杀日记》里的女主人公伊萨也经常犹豫是否要自杀，她生活中也有痛苦而失恋。她说：“实在只是因为我要休息，我不能刻苦下去。”丁玲的小说跟茅盾的一样有心理描写，让读者了解到自杀者的思维。
除了上面提到的作品还有不少提到自杀现象的写作。自杀母题有下列的特点：
自杀被作为当时社会里的性别不平等（包天笑、胡愈之、毛泽东等作家和思想家的散文，曹禺《雷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个人的思想里自杀者有女人的脸，并且女人的自杀被美化：大家对多数的女人自杀好奇以至近似窥视（云石《妇女之白面观》）
。
自杀被当作个人不稳定的经济状态。经常可遇到文学人物因为贫困或金融业上的问题而自杀或试图自杀（江红蕉《交易所现形记》、茅盾《子夜》、郁达夫《唯命论者》）。
自杀被当作社会腐化的症状。社会作为凶猛的机体吞下个人，把他做成抛弃的人（鲁迅《狂人日记》）；
自杀跟迷信有关。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相比没有那么多例子，但一些作品还可以找到自杀后变鬼的描述（郁达夫《唯命论者》）。
俄罗斯与中国文学也有不少共同点：
自杀经常被当作自私的行为，原因有多种：私人的苦恼（米·布尔加科夫《吗啡》、阿·罗晋那-罗晋斯基《犹豫》、夫·马雅可夫斯基《人。马雅可夫斯基升天》、老舍《我的一辈子》、沈从文《边城》）、疯狂的恐惧（格·丘尔科夫《陷阱》）、虚弱（夫·马雅可夫斯基《我与拿破仑》）、疲劳（卡缅斯基《通爷爷之死》、谢·安德烈耶夫斯基《死亡之书》第28卷《巴黎的俄罗斯自杀者》、丁玲《自杀日记》）、爱情痛苦（安·阿赫玛托娃《在水上》、尼·阿尔希波夫《苦恼》、徐志摩《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被别人杀死的恐惧（奥·曼德尔施塔姆《电话》）、混合原因（鲍·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自杀可以被当作舍己为人的举动（沙汀《凶手》），包括恐怖行动（玛·茨维塔耶娃《致学校黄昏之牺牲者》）并象征忠于自己的理想（巴金《奴隶底心》）；
双方文学里的自杀现象大多数是静止状态的母题而不是动态的。
总结来说，20世纪上半期俄罗斯与中国文学更公开地表现自杀与跟自杀有关的问题。因为两国对文学的态度不同导致自杀现象在文学中的描写也有所不同：俄罗斯文学里的自杀是从个人角度来描写的，自杀更是私人的问题、选择或权力。中国作家把自杀看作社会的问题，作品不仅描写自杀悲剧，而且给读者提供一种教训与帮助，批评社会的弊病，要求社会层面上的改革。
(1) 作者简介： 塔基亚纳·谢尔盖耶夫娜·米罗诺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中国语文系助教，中国文学翻译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学、通俗小说、冯梦龙作品、古代汉语、近代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