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无疑对乡土文学这种多方面现象和个别乡土作家产生了兴趣,但这一方面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1.概念不确定性。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学评论家的不确定性。给某一个现象赋予名字意味着确定其身份。在俄罗斯,并非每个学者都敢于使用“乡土小说”这一概念,因为不愿意混淆古典和现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概念。中国有同样的情况,因此论现代俄罗斯乡土小说的时候,中国评论家最常使用“俄罗斯乡村文学派”(俄罗斯乡村散文派),并非偶然。而中国的乡土小说通常俄语翻译成中性的“проза родной земли”(“乡土散文”)。
2.地位的不确定性。到目前为止,乡土文学还处于边缘化状态。在苏联的文学研究中,革命性的虚无主义倾向占主导地位,而大部分作品符合无神论和国际主义理想。与此同时,俄罗斯侨民文学一直思考的是失去的祖国。什梅列夫、蒲宁、宰采夫等流放作家在国外居住却保留了俄罗斯文化气质和民族记忆。然而,这一代作家逝世,六七十年代,苏联文学成为俄罗斯遗产的真正守护者,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乡土派(也称“万比洛夫的戏剧”或“乡村散文”或“安静的歌词”)。
中国30年代的乡土小说已经具有成熟的个性。40年代乡土小说被意识形态强大的“农村题材小说”代替。80年代文学反映“文化大革命”后的认同危机,产生了“寻根文学”现象,至今仍受到学者的不同评价。同样,从艺术手段来讲,乡土小说不同的作品并不一致。评论家通常会把一些实验性的作品与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代表作品相比较,这似乎并不总是合理的。
3.固有的不均匀性。分析一代作家的作品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特点,而不同年代的乡土作家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有时候时代不同,作品特征却互相接近(像鲁迅作品和寻根文学);有时候历史社会背景相同,作品特征却不一样(像鲁迅和沈从文的作品)。
4.在评价某一个现象的时候,评论学家和学者看重的是写作技术,而不是作品的精神。通常,研究人员和评论家会集中在作品的艺术技巧和无关紧要的细节、结果,忽视了作品宗旨。
5.分裂性。它表现在研究者和评论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单独分析乡土派作家,不把他们看作同一个现象,忽视乡土小说的地位。例如,在苏联解冻期间,出现了与主流文学不同的自由民主的“六十年代派”(新亲西方派)和乡土派(新斯拉夫派)。拉斯萨金把新亲西方派叫作“六十年代派”,而新斯拉夫派没有通用名称,所以出现了前面提到的“万比洛夫的戏剧”、“乡村散文”、“安静的歌词”等名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四个现代化”精神的学习西方文学和当时的世界现代派一样称为“现代派”。乡土文学却一直没有统一名称:京派小说、乡土文学、农民文学、农村小说、乡土小说等。此外,乡土文学还存在不同派别:寻根文学、市井文学等。
乡土作家利用所谓“本土风俗手段”:作家描写所熟悉的事物和现象,包括民族风俗、节日、传统、方言等;这都是乡土文学的特征。但是,乡土文学本质上不是“寻根文学”,因为这类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描写传统生活方式,而是在于对作家心中的“家园”形象的重新思考
。乡土文学基于回忆录的形式,而这个形式是非常多元化的。可能这一点将来成为乡土文学系统性、综合性研究的重点和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