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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清代金之俊《读唐叔达先生〈三易集〉序》推挹唐时升备至 ,序后陈百史评云:“古文辞藉叔达诸君为火之传。”与金之俊的赞誉一致。他们都认为吴中古学之所以能在细若游丝之时,存续于俗波靡荡之世,皆因唐时升等人的努力,使钦慕归有光的后生可以承其法。金之俊云唐时升终身布衣,不名于当时与后世,实际上,在明后期的吴中,唐时升还是颇有名望的,柳如是慕他和程嘉燧之名,两次游历嘉定,即是明证。钱谦益受他教化颇多,书信往来不绝,亦多次邀请他去虞山,《唐先生遗稿》中有相关记录。想必在唐时升生前,钱谦益定是尽力为这位传授古文辞心诀的长者延誉的,他屡次言及嘉定宿儒带给他的巨大影响,已是学界共识。

王士骐曾搜集唐时升的诗,为之刊刻流传。像唐时升、娄坚这样“身不出菰芦之中,名不通金闺之藉”的布衣,能得到“龙门”后人的倾心,定有其特立之处。或许是他们“相与素心,晨夕讲德考业,守先正之道;东阡西陌,优游田里,以终天年”的生活方式,以及“读书谈道,后先接迹,补衣蔬食,有衡门泌水之风”,“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的道德文章操守 ,在浮世之中吸引了世家子弟。简单、素朴,永远都是有力量和魅力的,装饰太多,反倒带来选择困难,并提高道德成本的风险。嘉定布衣并非像王士禛猜想的那样,“譬楚之神龟,然将留骨而贵乎?抑生而掉尾涂中乎?”他们是“不遇”,而非放弃“遇”的机会与可能,他们把“遇”的期待转化为对“传世之作”价值的宣扬,以一种民间的形式,或者说隐性的方式发挥“遇矣”的功用。正如钱谦益所云,“熙甫之流风遗书,久而弥著,则四君之力不可诬也”。嘉定布衣以学为“仕”,以传道为“遇”,他们能被太仓“二王”及其子弟认可,正因他们“卓然名家,能自拔于流俗者” ,且“贵有以自信也”。职是之故,熟闻师友绪论,相与服习而论讨,“如唐与娄,盖尝及司寇(王世贞)之门,而亲炙其声华矣,其学问之指归,则确乎不可拔,有如宋人之瓣香于南丰者”。

他们“自拔于流俗”的卓然之处,正是古学传统。钱谦益《嘉定四君集序》感慨“古学之湮废久矣”,宋荦《嘉定四君集序》谓:“嘉定为吴下邑,滨海而襟江。地多老师宿儒,崇尚古学,不仅如它邑鞶帨纂组、沾沾为举子家言者。然自四君之盛,距今垂百年,其风流文采未有能继之者,四君洵可传已。”以“古学”与“举子家言”对举,表明它与“鞶帨纂组”“冥趋倒行”的“时学”是截然不同的文章学术传统,其中包含自汉以来的以许慎、郑玄为代表的儒家传统考据训诂之学——“朴学”,亦有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秉笔直书的史学及“一家之学”,又有唐以来以韩愈等八家为代表的“自得”的文章学,有以李白、杜甫、苏轼为代表的“至性情”的诗学,而且以上每一种“学”中都包含着对于性命之学的追寻。钱谦益赞曰:“箴砭俗学,原本雅故,溯熙甫而上之,以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四先生抱经济之器,高风峻节,幽愤不得志,白首不见用,终成“任真”之人。陶诗云“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连雨独饮》),“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癸卯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既已不遇兹,且遂灌西园”((《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皆可用来描述嘉定士子的品性、人生选择,以及他们其乐融融的自适的生活状态。


(1) 作者简介: 刘霞,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人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近代文学。 rM7QePU9gX9X0sQ+8N3GFTjzLv9Go57UW3ACd7vbqeYlOm72hthtzqRRd9f7F5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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