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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学谟对嘉定四先生影响深远，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徐学谟亲炙于唐钦尧，又与唐钦训交好，有《与唐道述书》（《徐氏海隅集》文编卷二十六）、《唐道述山人书来贺我六十寄答此诗效长庆体》
、《亡友道述唐君暨配韩孺人合葬墓志铭》
。徐学谟与唐时升存两代世谊，兼师弟之情、朋友之义，乡居期间日夕过从，无论从学识还是情分上，唐时升均奉徐学谟为古学总教主。且徐之古学是综合了唐钦尧与归有光的学说，本是唐时升的家学，换言之，唐时升从徐学谟处辗转习得的正是其父的学问。《三易集》中有多首奉和徐学谟的诗，乃徐学谟退居林下后，唐时升追陪杖履之作。实际上，唐时升少年时期已从游于徐学谟，《唐先生遗稿》中《世忠堂记》云：
昔宗伯公有中立不倚之性，于宠辱得丧之际，未尝有所依违，故为荆人请命，濒死不悔。比部（徐学谟之孙徐元嘏）则和平通达，于人鲜所铻，虽非分相干，终不改其雍容之度，而居官守职，乃不爱其七尺，以当天怒，实恶隳其家声也。余少从宗伯游，见客有问楚事者，曰：“百金之家分授其子，惟意所厚薄，今以万乘之富与一人，而以蕞尔沙市加厚一人，何不可？且旦夕君我者知谁是，而为此纷纷乎？”公曰：“荆州，江汉间一都会也，无沙市，则无荆州矣。且荆人不胜恶，一方揭竿操戈，驱逐王国使者，太守不为，谁何变起，亦当坐死，而涂炭一方。吾直以身受谴，犹为择祸莫若轻也。”
以“余少从宗伯游，见客有问楚事者”推断，唐时升从游于徐学谟，至迟不会晚于徐学谟从荆州被贬而乡居之时，即嘉靖四十三年（1564）“罢归海上”至隆庆元年（1566）起为河南南阳知府期间。那三年恰好是唐时升十四岁至十六岁时，符合“少”之时段。替这位少年打开人生广阔视野的导师，除了教导他处世正直、“中立不倚”、“于宠辱得丧之际，未尝有所依违”之外，于艺文方面，又是如何说的呢？《唐先生遗稿》中《答谢明府》给出了部分答案，曰：“幼承长者提携之，谓可兴于翰墨之役，亦谓于制义中，略知自好，不为世俗陈言耳。”这封信所涉及的“幼”时，既可指初学之蒙童期，又可泛指弱冠之前，我们不妨扩而言之，“不为世俗陈言”的信条或源于徐学谟的教诲。《世忠堂记》比较了徐学谟、徐元嘏祖孙两人处世为官的微别，指出其内在之“忠”始终一贯。唐时升与徐学谟家的交谊，正如与太仓王锡爵家族的交情，均属三代同欢。徐家是徐学谟、徐兆稷、徐元嘏祖孙三代，王家是王锡爵、王衡、王时敏祖孙三代。
嘉定四先生交游最为密切的文人圈在太仓和虞山。太仓文坛以王世贞、王锡爵“二王”为核心领袖，唐时升等后学皆得到过他们的提携、延誉与帮助，如清代金之俊所言：“（唐时升）肆力古学，一时二三博雅君子，如琅琊王元美暨王文肃父子，皆盛相推服。”
游走于“二王”间，唐时升与娄坚、程嘉燧尤与王锡爵父子相处融洽，情好莫逆，究其原因，地缘是关键的因素。王锡爵祖上由太原迁徙至吴地，世居嘉定南乡寺沟，是嘉定人
，后来其地割隶太仓，遂为太仓人
。但是地缘的链接往往是斩断骨头连着筋，其家族的精神根脉依然在嘉定。王锡爵虽与王世贞有通家谊好，政治上亦是坚固盟友，然文化根底和情感归属却偏倚嘉定派为多。
王锡爵的精神之源在嘉定，他与徐学谟在古学传统、文学观念上是志同道合者，同时，也是嘉定诸时务的支持者、参与者，嘉定折漕大事多由他从中帮忙、协调、奏请。徐学谟的墓志亦是王锡爵撰写，他说：“余与大宗伯徐公，土壤相望，而平生未尝接殷勤晤语之欢，及有事四方，辄数年不相闻问。当公之世，必不以余为能知公也，然其进退始终大节，皆余雅所睹见。”
可见他对徐学谟的理解与支持本有地缘亲近感在内，即便接触不多，然因对嘉定涵养出来的刚直精神颇为熟知，故而特别理解其地之人。职此之故，唐时升一生的游历与交游，亦得益于王锡爵父子的成人之美。
唐时升诸人得与王锡爵父子亲密链接的另一重原因是，王锡爵与嘉定金大有是同学、好友兼儿女亲家，金大有是嘉定士人与太仓“二王”交往的通关人物。金大有十余岁时与王锡爵试于太守，得太守褒奖，二人因此声名鹊起。太守评价两生“皆异材”也，断言：“异日菀枯之际，中立不变，其在王生；盘错纠纷，迎刅而断，其在金生。”
其后王锡爵竟如其言，而金大有虽弱冠举于南都，但屡上公车不售，无以自见。王锡爵与金大有的友谊一直保持着，且结朱陈之好。金大有《落第日寄王太史》云：“长安游侠自青春，好梦能欺薄命人。寄语穷交王太史，肯嫌季子旧时贫。”
金在诗中称王为“穷交”，可见两人的交情始终如一。《寄王荆石太史》云：“十年京国暗销魂，弹铗归来学杜门。多病顾无书好著，倦游惟有舌犹存。已知华发悲临镜，还忆春晖照覆盆。命达故人如问询，年来犹喜日加餐。”王锡爵为“命达故人”，其“命达”虽与自己“华发悲临镜”“暗销魂”的凄怆之境形成穷通两极的映照，但故人并未嫌弃，常来问询，可知情谊不减当年。《睡醒怀王太史》亦有类似的感慨，云：“憔悴知吾拙，飞腾愧而贤。不缘明主弃，焉得故人怜。”正因王锡爵对金大有怀着“故人怜”的情感，所以爱屋及乌式地普及为他对嘉定后学的普遍提携，加之地域亲情和文化认同感，王锡爵对嘉定古学传统是认同和提倡的。
王锡爵未嫌总角交落魄，与金大有结为儿女亲家，其子王衡娶金氏女。金氏女虽早亡，然王衡却因与妻兄金兆登契若金兰而常常往来于嘉定，得以结识嘉定诸子。娄坚《缑山子传》记录王衡至嘉定访友的因缘曰：“娶于嘉定金氏，文肃公乡荐之同年友也，妇兄兆登，字子鱼，自是数求友于邑。始与张君定安同砚席，仲慧其字也。又因张而交唐时升，字叔达，及予娄坚子柔。既而读书支硎山房，则与华亭陈仲醇俱，皆其弱龄也。”
张定安乃张茂仁之子，与唐时升“同学相善，亲兄弟不能加也”
，后来成为王锡爵女焘贞（昙阳子）的弟子
。王世贞《张仲慧传》云万历八年八月昙阳子羽化之前，张定安托王世贞为介，拜昙阳子为师，可见张定安认识王锡爵父子是在万历八年。王锡爵奇张定安之为人而馆之，令其与王衡结伴读书，后由张定安介绍，王衡与唐时升、娄坚缔交。据陈继儒《王辰玉全集序》云“（王衡）二十，渺然人外，偕予读书支硎山”，及娄坚《缑山子传》所述交往时序，可知王衡在二十岁时已结识唐娄，他们的相遇很可能就是万历八年。
王衡在四十九年的生命里，曾朝夕相处的朋友除陈继儒外，便是唐时升了。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至二十二年六月，王衡随父在京，唐时升应邀陪读左右，“相与为讨论古今之学”，同时唐为王士骐编撰《皇明驭倭录》。因朝夕相处、促膝切磋，唐时升影响着王衡，王衡“独好论累朝大政、沿革损益得失之故”，“又谓安危在边，六诏以南、三韩以北，百年间叛服之故，如指诸掌”。其学与唐如出一辙。王衡病重时，书纸示客曰：“吾志在忠孝甚大，今已矣，他人不知也，唐兄常知之。”唐不负老友所望，“以朝夕耳目所得”，在《行状》中强调了王衡的实学和数十年“慈孝”之“志行”
。
需特别指出的是，王衡虽以通家子情好于王世贞父子，然因深受嘉定友人的影响，遵循嘉定派的学术文学主张，当“弇州公主盟四方，客辐辏门下，点额曝腮，辰玉独崛强以通家子见，不以北面见”，且曰：
“大丈夫岂肯寄人篱落，傍人门户”。然弇州公数数从他所购其诗若文读之，辄曰：“才子！才子！”或与之顺流而谈古今成否得失之故，横口之所出，横笔之所书，小则解人颐，大则中国家膏肓肯窽，于是且叹且惊，又知辰玉果天下士矣。
王衡为文不肯寄人篱下，依傍他人门户，与唐时升的教导有关。万历二十一年，徐学谟去世，彼时唐时升已追随徐学谟多年，称徐学谟“身为国老，学为儒师”
，嘉定自成一体的古学传统已深入唐氏骨髓。唐、王切磋文艺，年长王衡十岁的唐时升定然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王衡显然愉快地接受了这种教导，成为唐、娄“同人”，唐时升赞美他“洁身修志，方尚友千古，而薄浊世之滔滔”
。万历三十七年冬，王衡病殁时，以所为诗嘱唐、娄，若非诗文观念一致、交情深密，则不会舍近求远托志于邻邑。他与唐时升早年“志欲通古今学”，“居讨论，皆国家安危、治乱大计，沿革得失所以然”，作诗不多，但皆是志意所托、幽怀所寄，“世所谓芬华秾艳，不得入其中也”
。王衡深受嘉定实学浸染，摒斥浮俗，缘此便不难理解他为何不愿傍王世贞之门户了。
王锡爵父子对唐时升始终关爱有加，“戋戋朿帛，屡及蓬蒿”，唐时升感知遇之恩，常以“无用之学”“奉公之该笑”
。唐时升的诗句也常显露他们情感上的亲密。他以王家为“东家”，即皈依之所，所谓“老思栖隐处，真欲问东家”
，以王锡爵比谢安：“东园鱼鸟日相随，竹月荷风对奕棋。一夕蒲轮催赴阙，知公出处系安危。”
王衡去世后，唐时升回忆他们作诗、谈玄、探讨经世策略的情景，如“灵岩西去郁嵯峨，僧舍留君翰墨多”，“忆逢寒雨泊枫桥，指点群山众壑朝”
，处处流露着对灵魂伴侣伤逝的哀悼。唐时升享有高年，与王锡爵父子的情谊一直延续到第三代王时敏。王时敏受荫拜尚宝司丞，万历四十二年春，趋朝就列，唐时升、娄坚、金兆登、程嘉燧各赋诗送之。唐时升想起二十多年前，王锡爵被召还朝，王衡邀他进京，王时敏尚在襁褓中，二十年后，王衡驾鹤西去，王时敏年力方富，习古今学兼资文武之用，他甚为感慨，认为王锡爵郁而未布之业与王衡孜孜研论者，都可寄望于王时敏
。
唐时升通过与王锡爵一门三代的交谊，为独立于吴中文坛的嘉定古学做了极好的宣传，王氏三代的学术文学立场和追求所显现出的独立精神、实学色彩、厌薄陈腐，带有嘉定诸子影响的痕迹。王锡爵父子虽然与王世贞父子交好，但在文学观念上与王世贞倡导的“复古”保持距离，古文辞只向嘉定派学习，摒弃摹拟，“务以豁其胸怀，往往造于自得”
。董其昌记录过王锡爵与王世贞在文学方面的“相轻”，曰：“王文肃论文推归太仆，其于弇州公，未尝措意，弇州公亦谓文肃不脱措大气。然文肃诸奏疏笔铓迅利，一刀见血，《四稿部》中无是也。”
王锡爵父子在诗古文观念上靠近嘉定派，呵护提携唐娄，有着保护文化亲缘和同盟的意味。
与此相映，唐时升、娄坚与王世贞的交游却表现出微妙的离合姿态。唐时升对王锡爵的感情的确高过对王世贞的。《寿少保王公七十序》赞扬王锡爵的执政能力备至，曰：“往者执政二三大臣，权位相轧，意不能无异同，常有相倾相忌之势，自公在位，和衷协力，任真推分，各尽所怀，期于济国事而已。新进少年或欲以言事为名高，务讥诋当国者，多摭拾不根，上深知其比周求胜，每发怒诮让，将至不测，公辄于雷霆之下，曲为调护，不令被重谴，上于是知公体国之忠。”
唐时升对王锡爵的修养亦是赞誉有加，曰：“某获侍于君子屡矣，窃见公当受殊恩异数，人方夸诩光耀，以为盛事，而公意思萧然，若无与者。至于燕居之日，卑躬下气，未尝暂见自得之色”，“公视荣遇为何物，是以适来可也，适去可也，宜其为百代之羽仪矣”。或有因情感深厚而过誉之嫌，但可看出，在朝夕获奉的两年内，唐时升对王锡爵心悦诚服，对其曲为调护的善意与功成身退的豁达深表赞同。
唐时升与王世贞关系若何呢？唐时升、娄坚“获侍”王世贞的时间早于王锡爵。娄坚《弇州公手札后题》曰：“某方弱冠，即获侍公。既壮，辱与公子侄同研席。”
《祭王稽勋冏伯文》曰：“予始识君，岁为丙子。相与周旋，后又一纪。”
娄坚生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弱冠乃万历元年（1573），是年侍奉王世贞，万历四年（丙子）结识其子王士骐。前面提到，万历八年，张定安介绍王衡与唐娄缔交
，之后，王衡再将他们介绍给王锡爵。很明显，唐娄结识王世贞比王锡爵早了八年。
唐时升“获侍”王世贞，有可能缘于殷都的推荐。由《奉政大夫兵部职方司郎中殷公墓志铭》（卷十七）可知，唐殷两家居址相近，殷都少时严事唐钦尧，亲善唐钦训。殷都拜于王世贞门下后，称高第弟子，随即享有盛名，倾动一时，凡海内才俊之士，莫不愿与之交。唐时升科举之路屡蹶于时，正不知制艺是否合于绳度时，殷都盛相推引鼓励道：“与今之君子得志于时者，可无愧也。”唐时升摒弃举业而读古人书，时有述作为侪辈所传，然独学无师，又不知古文是否合于古之绳度时，殷都又盛相推引鼓励道：“与古之君子垂声于后者，可无愧也。”
殷、唐可谓师弟关系。殷都中进士前，馆于王世贞家，“部使者引见吴中文学之士，先生必褎然居首”（《墓志铭》），万历元年举于乡，万历十一年成进士，万历十二年出守夷陵州。唐时升《墓志铭》记叙殷都勤读书、刻意为诗、好臧否人物诸特点，与王世贞分外相似，不愧是其入室弟子。殷都的作风，除了经世才干与嘉定诸子一致外，其个性与诗文风格都更靠近王世贞，这也是王世贞始终称引他的重要原因。值得品味的是，除殷都自称王世贞“门生”外，嘉定士子无一以“门人”身份往来于王世贞处。唐时升、娄坚自称是王锡爵“门下之士”
，这与王衡只以通家子身份出入王世贞家一样，显露出了某种意味，似乎表明他们只遵循嘉定古学和归文传统而独立于七子派之外，非“游大人以为名”
。
唐娄虽不完全认同王世贞倡导的仅复秦汉唐之“古”的理念，却并不妨碍他们对王世贞本人表达敬佩之情，王世贞亦未因他们不肯做“门下士”而排斥他们。唐时升“童稚之岁”便“知诵公文”，感到“河汉无极，望洋徒勤”，成年后，王世贞极为推重他，使唐受宠若惊，《祭大司寇王弇州先生文》云：“大匠之侧，寻尺纷纭，不鄙谓余，独行是敦”，“出其藏书，俾以讨论，纵横翰墨，倾倒壶尊，江左之士，谓登龙门”。
唐、娄虽登“龙门”，却未入其渊，只因他们已皈依徐学谟“鹓雏高翔”的境界，即“卓然大雅”的由六经至唐宋的古学传统。唐时升赞叹徐学谟曰：“公如植树，本茂实滋”，“鹓雏高翔，鸟鸢吓之，古之所贤，于今为畸”
，他们是怀着深情认同徐学谟“本茂实滋”的学问和古文辞的。
可见唐时升亦如当时人一样，初年甚为崇拜王世贞，面对他的巨著发出望洋之叹，王世贞亦能善待唐时升，对之甚为器重，临终前还“晏语谆谆，怜其骯髒”。如此恩遇，唐时升当然永世难忘，他在祭文中真诚表达了对王世贞诗文的由衷钦佩，然他是否认同其“冥心遗形，恬澹是保”之前所遵循的文学观念，那是另外一回事。相比写给徐学谟“涕泪盈把”、悲痛难抑的祭文，给王世贞的祭文显然少了同等情感的分量。《祭大宗伯徐太室先生文》云：“始终大节，不可瑕疵。而世愦愦，知者为谁。非公之恸，痛世浇漓。”当时流行着不利于徐学谟的论调，只有知心弟子才知晓他的清白，持续为之疏解，唐时升强调徐学谟有“本”“实”之美，正是嘉定派的典型标志。关于徐学谟与王世贞的聚散离合，笔者已在其他论文中有所涉及
，于此只是重申，唐、娄既然坚定地奉徐学谟为导师，自然会对王世贞的文学观念敬而远观。
太仓的两处著名园林——西园与东园，一为王世贞之所，一为王锡爵之所。唐时升、娄坚常于两地盘桓，两园主人也都无私接纳他们，尤以与王锡爵父子孙交往三世历五十余年为美谈
。由于文化血脉的强大引力，唐时升、娄坚在学术倾向和文学观念方面靠近东园主人，与七子复古派保持着客气的距离，但王世贞父子并未疏远他们，王士骐与唐时升的关系一直深厚。《与王澹生吏部书》中，唐时升就王士骐在兵部的处事态度提出劝诫，若非知交，断不会写出此等肺腑之言：
兄宏材大度，所至搜访人才，讲求职事，自是当代伟人，第愿于声音笑貌之间，常加敬慎。琅琊门第赫赫，所谓公侯之子孙有山河之气象，况又早著才名，取高科，居要路，虽卑己尊人，人尚疑之。《诗》言：“威仪抑抑”，《尔雅》云：“抑抑，密也，无所之而不加简饬，乃谓之密耳。”萧子明举扇一挥，谢万如意指四座，足下宜深以为戒，世固有目摄之，恨至于刺骨者。闻在兵部，同寮皆畏而不亲，畏而不己，乃成疾恶矣。幸无忘鄙言。（卷八）
这是唐时升随王锡爵父子辞官归乡后，万历二十二年夏，写给时任兵部车驾清吏司主事王士骐的信。信中云：“计束脩所入，可办中田百亩，倘不以他事费，便终身受兄惠矣。”据此可知，在京师时，唐时升不仅陪王衡读书，而且还为王士骐馆师。若仅是教授子弟，一年所得束脩断不能买田百亩，由“兄宏材大度，所至搜访人才，讲求职事，自是当代伟人”猜测，“讲求职事”正是王士骐编辑《皇明驭倭录》之事。《皇明驭倭录》辑录明代平倭事迹和“列圣之诏旨，诸臣之章奏，公私创革之始末，中外战守之机宜”（王士骐《皇明驭倭录小序》），时间自洪武二年至隆庆六年，记载嘉靖朝的平倭事宜尤详。唐时升受其父影响，向来关注倭寇之事，曾曰：“去岁蹩躠京尘……此岁中倘未便得差，幸勤事典籍，考索古今文献所载经世大略，以养任重道远之望。”
据此推测，他之所以坦然拿如许多“束修”，因他帮着编辑了《皇明驭倭录》这部经世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