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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升（1551—1636），字叔达。父亲唐钦尧，字道虔，曾与归有光同为诸生
，是徐学谟的业师
、娄坚父亲娄应轸之师
、丘集之师。唐时升之兄唐时雍、唐时叙又从娄应轸受学，且娄应轸是唐时升母亲的中表弟，因此娄应轸在唐钦尧门人中乃“最亲且昵”者
，唐时升与娄坚既是中表兄弟，又是文字挚友，可谓亲上加亲的至交。
嘉靖之际，嘉定有两大业师唐钦尧、殷子义，因教授子弟而为嘉定的文教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归有光嘉靖二十一年卜居嘉定，属流寓）。唐时升叙述父亲业绩曰：“维我先君，以孝友为宅，诗书为用，所成就门下士多矣。”
仅《三易集》提及的唐钦尧学生便有龚端言
、娄应轸、殷都
、张公路等
。这些学生又成了教导后学的中坚力量，嘉定四先生之所以能在万历崇祯时期卓然树立，与清嘉之地代代传承的教导和文化濡染密不可分。唐钦尧殁时，唐时升年仅六岁，后来读书多依叔父唐钦训，然若对比父子二人的思想、行为、志向，不难看出，唐时升平生所学所行均带有父亲的影子，想必他在母亲、叔父、兄长、亲友的复述中还原了父亲的形象，以之为榜样，不负济世之愿。同时，父亲赍志以殁的教训使他颇以知命达生为重，若不能兼济天下，便会独善其身，因此，他是嘉定知识分子中将济世与逍遥两种心态随时随地统一至圆融应世的典范。
唐钦尧的形象是如何影响唐时升的呢？且看其生平。嘉靖三十三年，唐钦尧以贡生待选京师，居二年，得抚州训导，非其所屑意（徐学谟《唐殷二博士传》），途中未至济州二十里，抱憾而亡，年五十六岁（归有光《抚州府学训导唐君墓志铭》）。他著有《易说》及诗文数十卷，藏于家，散佚不传。唐氏家族以《易》授受嘉定已数世，至唐钦尧“错综六经，庶几用于当世，竟坎坷于时”
。唐时雍、时叙分别长时升十二岁、十一岁，“兄弟群居，必述先君时事，因相与叹息，故时升四岁而离先君之侧，嘉言善行，犹仿佛识之。”
他母亲必然也会讲述，《先妣卢孺人行状》提到“（母）尝闻先君之论，能道正嘉以来奇节之士及女子之为义者，皆历历可听。其教时升，不独家人之事，时升所厚者死，母为之泣下，而或谓时升不哀，母切责之，以为愧于死者”
。唐钦尧对卢孺人的教化重在节义之事，卢孺人辗转传授给唐时升，并以此规范儿子的行为。
据徐学谟记载，唐钦尧仪容峻整莹洁，意度豁然，曾有空虚世外之想，自号“云涛钓徒”。唐氏先世是医官，唐钦尧之父是博士弟子员，早卒。唐钦尧虽少孤，却能在入赘沈氏后发愤读书，以致呕血。督学使者屡以国器祝之，由是熻然名动江左（《唐殷二博士传》）。历届嘉定县令无不礼敬之，就以咨问，得“裨益为多”（《抚州府学训导唐君墓志铭》）。他“自六经而下，泛览子史，旁及阴阳星历、稗官小说，无不通晓，而尤明于医药”，又好讲论世务，影响弟子们亦在上述方面博览通观，熟悉朝廷典章及各项兵农水利大政。尤其是他“性高迈，不喜俗学，为文务去剽贼，率自己出，奇气勃勃”的文论和“诗文奇宕”的文章风格对嘉定后学特立于吴中文坛、不事标榜有重要影响。
清人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视唐钦尧为归有光从游弟子中最优秀门生之一，此乃未仔细研读归为唐所撰墓志之误。归撰《抚州府学训导唐君墓志铭》云“予友唐君道虔”，追忆道：“予与君同郡，尝同为诸生，见君所争李照事……以为使君生两汉时，其风节即此可以显名当世矣”，“君在京师，予试南宫，数见君，常有戚然不乐之色。予欲留君语，君时常与其客偕，不果。后予南还，闻君抚州之除，数遗书李瀚，问其还信”。这段文字显明归、唐二人并非师生关系。墓志虽多采唐钦尧好友李瀚《行状》之语，但并不妨碍归有光由衷赞叹唐钦尧“不试，而行有位者之事”的豪气（《唐殷二博士传》）。
唐钦尧虽数困场屋，却不稍自沮，每开口谈世务，则“踔厉激烈，然思一效之用”（《唐殷二博士传》）。归撰《墓志》与徐学谟《唐殷二博士传》均列举了他卓伟可颂、“遇事发愤有大节”的几件事。需指出的是，他的诸多义举以及抗倭的胆智谋略为侯峒曾、黄淳耀抗清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借鉴。
唐钦尧学富经术、满怀韬略，然数举不第。虽被故人谓为“崖异”，但晚岁常有拓落凄然之感，每对客饮酒则歌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至“眼中之人吾老矣”，莫不唏嘘慷慨，泣数行下。显然，壮年“鲸鱼跋浪沧溟开”的豪迈只能加深暮年“抑塞磊落”不遇之失落感。他岁贡京师待选时病痁，友人问疾，他答曰：
承遣札，适入梦中，缺于酬答。仆之所苦，雅与众异。他人痁，则气乱，乃仆之神，痁而愈爽，寒热战而藻思溥，难与足下言之矣。就枕之后，一念感慨，心雄万夫。应酬之撰述，面君之议论，原祖宗之纲纪，究庙社之安危，廷诤千言，具有条理。乃遂荡清宿恶，扶植天常，明扬幽沉，剔扶淫蠹，事已就绪，谢政东归，素愿大慰，则夜已过分矣。此疾当属何门而治之，投以神明之剂，止其思虑之淫，恐非庸医可与，故仆未敢试无妄之药也。承足下爱厚，辄述病原，览毕掷还之，毋令世人知此怪症也。
唐钦尧殁后，在其装箧中发现这封短札。徐学谟认为这是老师的《邯郸枕中记》，是“有所负而不得遇，乃恍惚淫溺入膏肓为祟”。“心雄万夫”“扶植天常”的自我期许，在病中臆想情境里显得极其悲壮，反衬出壮志未酬却穷途末路的现实困境之残酷。对于唐钦尧这样素有宏图大志的豪杰而言，遇不遇不仅仅是“时”的问题，更是“奇人”生存的终极问题，所以他很清楚“无妄之药”不能治愈“思虑之淫”。唐钦尧虽赍志以殁，然因从游者众，他成为嘉定古学传统在明代的开衍者之一。侯峒曾《三易集小序》云：“唐氏在嘉定三百年来，率以孝友诗书、方闻高行，推挹于当世贤豪间，而先生父博士公尤著。”
唐钦尧殁时，唐时升“言论、饮食尚不相通”
，后受叔父唐钦训教导
，并从学于父亲的友人、门生，亦可谓“源本家学”。“厌薄陈腐”是地域与家族文化基因在他身上的显性遗传，“所交皆先辈大儒”
，他也能保持特立而毫无愧色。王锡爵赞曰：“唐叔达，高闲之士也，才思瞻逸，文学淹雅。往琅琊王元美极赏识之，引以讲析疑义，往往会心，出人意表，谓君胸中有排解慧捷处，世人袭香沾膏者，不能穷也。及余父子得交于君，君廉重自好，间于骚雅之外，旁论古今成败得失事，有非章句之士所能喻者。”
侯峒曾亦赞赏唐有乃父之风：
所交皆先辈大儒，相与扬搉古今治乱、成败得失之所以然，与夫作者之源流旨趣，务极玄要，而不屑于剽枝叶，以谀口耳意，亦不欲以诗文自名……先生既眼高手阔，尚论千载，尤研究当世之务。其蒿目抵掌，断断乎，必欲如五谷疗饥、药石治病，最不喜为非今涯古、阔疏无当之言，每它人葛藤柴栅处，瞬目一二语已了。
由上可知，唐时升英姿勃发的风采酷肖其父，经世与治学之志亦一脉相承。他虽未能亲炙父亲，但受其弟子的反哺，依然间接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只是三十岁时，他做出了不同于父亲的生命选择，即放弃科举，以经济之才与“高闲”姿态演绎“通达”人生。在好友王衡眼中，唐时升的“异才”与“通达”相得益彰，他落落无名，但才华横溢，至性天然，王为之扼腕曰：
嘉定唐叔达少以异才名。未三十，辍去举子业。人问：“子今何好？”曰：“好读书。”“读书何事？”曰：“无所事也。”浮沉里闬中，舌不能战，笔不能耕，人多以为迂，惟同里二三博雅君子盛相推服，以为叔达当今无辈。
余时颇有亦党之疑。癸巳，余从家君至京邸，叔达偕焉。尔时士气犹发舒，上言利病者纷如。叔达为私议某得某失，凡兵农钱糓，具言其始终沿革之故，胸中若有成案者。时东西构兵，万里外羽书，情形不可测，叔达独逆断此当是某喜事，某害成，或誉贼观望，或两将不相得，已而果然。余怪，问：“子何以知之？”叔达曰：“吾观古人事，固有类此者，吾窃意之耳。”居常笑张空拳、开横口者，如木骝泥龙不适于用。酒酣气振，往往捋须大言曰：“当世有用我者，决胜千里之外，其为李文饶乎？”余瞪视不应，他人则哑然咲而已。其与人交，未再面，辄欲吐肝胆与之。倘遇纷难，阴为控解甚力，而面掲甚短，使痛自惩，人多不堪，至有覆见怨者。家葑田不满百，与兄之诸孤共之。又好施贷，居京邸两年，尽修脯济贫交，遂洗手归。锄舍后两畦地，剪韭种菘，苟自给而已。余尝规之，君子为人为己，当亦有缓急，交浅言深，取约与泰，皆非其宜。叔达默然，然终不能改也。
在乡人看来有些“迂”的唐时升，在朋友圈内却是“异才”“当今无辈”。他懂实务，深谙变革之故，判断军情如神，皆因他读书多又能融会贯通、致达事理。他自比一代名相李德裕，惜不能为世用。与人交往，赤诚相待，肝胆与共；扶危济困，侠肝义胆，京居两年，以修脯济贫交；空手归乡后，亦能安于贫，自食其力，“锄舍后两畦地，剪韭种菘，苟自给而已”，很有陶渊明风范。因他潇洒落拓，率性赤诚，损己利人，王衡不免要劝他“为人为己，当亦有缓急，交浅言深，取约与泰，皆非其宜”。在理性的儒家社会，五伦关系外的交往，多提倡有礼有节，唐时升先人后己、先义后利的至情至性反倒显得怪异；又因至情至性，反不能为谀辞，为他人写世俗酬诔文，“每不能当人意”，然涉及“论利害、写情景”时，又能“名言缤纷，老法澹宕，见者亦自以为不及也”
。可见，他有真才学，无媚俗骨，只可惜在崇尚浮靡的时代，他这种人才反倒以“英雄白头”结局者多。
唐时升曾自述他对兵战之事的兴趣，希望具备军事之才与经世大略。这个愿望实则是向父亲致敬，亦是追忆父亲的方式。在他儿时有限的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是父亲抗倭的情景。《寄刘大景司马书》云：“往时倭奴躏践江南，仆才五六岁，然而能道贼之情形者，以先人为桑梓计至切，尝出私财结客兵，相与朝夕熟计，又条陈用兵方略百余欵，上法古来名将之纪律，下尽今时从征之利弊，故少而知胜负之所以然。”
此外，他好言军事与时政，也是受到乡贤影响，尤以徐学谟和殷都对其熏染最深。徐学谟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军事经验，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防过北虏。殷都曾任兵部职方员外郎，有才略，孙七政《社中新评》曰：“殷无美为人如魏武帝，短小精悍，雄视诸杰，故其经营四方，动多神明策略，而阮陈文雅，更自婉媚，酷似其为人。”
唐时升《奉政大夫兵部职方司郎中殷公墓志铭》记述万历十七年、十八年，北虏一部落首领杀将犯界，朝野震动，大言灭虏者不乏其人，然皆“以口舌击虏”，惟殷都设计退敌。有父亲的示范和乡贤的引导，唐时升对军政兵事感兴趣乃情理中事。他与殷都的信中也多谈及时政军事，可见他们居乡时有此共同话题。《寄刘大景司马书》中“无美丈（殷都）丁宁寄语门下”之事，是嘱托保护“不群之材”“游击钱某（钱世祯）”
。唐时升本有意去做刘大景的军事幕僚，然不知为何行而无果。程嘉燧有《值叔达兄同钱将军北上言别》（万历十九年），正是送钱世祯和唐时升北上之诗。《寄刘大景司马书》云：“谓仆此来，当与门下商略千秋大业，为旅中乐事，乃鄙意则以为从容奉长者之高论，闻著述之大旨，则幸矣，至于竭蹶以附骥尾，非所及也。”这说明唐时升的确曾欲北上御虏，至于为何中道返回，没有明述，只知他写信时，刘大景当在平壤。唐时升“五月渡黄河”后，于夏将至京师，泊舟济宁两月，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登泰山、游孔林，但“长夏”时，他已回到嘉定。无论如何，他的军事才能在当时应当是受到一定程度认可的，至少王锡爵父子和刘大景均可证明此点。唐时升晚年《寄侯豫瞻书》谈论西南事变，亦反映出他拥有运筹帷幄的潜质，他提及的国朝纲纪、盐政铸钱之事均属“匡时济物”之筹划，嘱托并寄厚望于侯豫瞻者，何尝不是他裘马轻狂的年轻时代所立之志呢？
程嘉燧评价他“志大而论高，平居意思豁然，独好古人奇节伟行，与夫古今谋臣策士之略。当其讨论成败兴亡之故，神气扬扬，若身在其间”
。可谓知己之言，寥寥数语已将挚友一生大节和日常状态呈现了出来，其乃豪杰人也。中晚年后，唐时升一改青年时代豪迈之气，注重怡养天性。程嘉燧万历三十八年在武昌时，唐时升听闻他好读荀卿之书，遥相谓曰：“吾与君皆老矣，无所用于世，不若味庄周、列御寇之微言以养生，以全其天年。”他以此劝人，亦以此自养。程嘉燧归后见他容发郁然，“贸贸然一野人矣”，“虽相对竟日，而偃仰静嘿萧然，万物无以撄其虑”（《唐叔达咏物诗序》），真正做到了通达天理、顺应自然、任运迁化、颐养天年，以生命状态诠释了他字“达”之内涵。
中晚年唐时升的自我定位为“任情适志”
。他认清兼济天下的宏图大志不可能有施展机会后，便注重独善其身，这既是古代知识分子常有的生活和心态转变，又缘于父亲的前车之鉴。唐氏家族在嘉定三百年不衰，属名门望族，族规家风乃至个体志向都有示范效应，他的主动选择悄然影响了晚辈，其后，修身齐家，衡门泌水，弃逐靡风，卓然特立，渐渐成为嘉定士子普遍的生存状态。
唐时升晚年行事，如他自评：“此心荡荡，如不系之舟，未尝倚著一物，有利于己、有损于人之事，不为也。”
其暮年心态亦可由《唐先生遗稿》中一段没有题目的文字略略窥得，曰：“仲春之暖，始于温温，而终至铄石；季秋之凉，始于凛，而终至裂地。故为德者，远服近法，趋于庸言庸行之间。积土为山，其初磊磊，而渐可干云；引水为沼，其初涓涓，而渐可浴。故善学者，奇词与旨，出于多闻多见之后。亲疏眷属，虽云泡影之遭逢，然老者安，少者怀，施由亲始；富盛贫衰，虽云因缘之会合，然耕而衣，织而食，事在人为。世界莽莽滔滔，不过荣枯得丧之相禅，而挽之不可，摧之不可，且任其自去自来。吾生悠悠忽忽，不过忧乐爱憎之迭更，而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试观其谁真谁对？”
一腔任运自然而得道者的肺腑语，似是告诫儿孙辈当为者为之，不当为者顺势。“德”即是适宜，适宜之举需天时地利人和相助；有德者于人伦、事功皆勉力为之，于文字、思想，能广观博视；然一切皆要以荣枯相替、自然运行为法则，顺应而行。这大概是他一生经世出世的经验总结，亦是他“和陶诗”的思想根基，以及得陶渊明神髓的缘故。
衡门泌水的隐居并不代表漠然世事，结束游历和幕府生活而归乡的唐时升，其济世志向主要体现在“为民请命”上。如《上周抚台书》（卷八）所言事：吴中大雨，嘉定木棉受灾严重，嘉定地不产米，“民间无三日之储”，故致百姓饥馑。唐时升建议“目前之势，急在赈济”，以后再减蠲钱粮之税。又如《与申冏卿书》（卷八），请申时行父子代向抚台申请黜税，“为千万人赴愬之情述之”，诚恳之至。因其公心和以乡人性命为己任，意在利泽当时与后世，加之反复周旋奔走，所书之事均有圆满结局。
集中体现唐时升经世之学的是两篇代笔：《征布本末序》（代）与《永折漕粮碑记》（代）。前者详细梳理了嘉定官布代替粮额的始末源流，描述嘉定百姓受官布恩惠的喜悦，以及“不征不解”后，因折换米石的标准不断变苛而产生的恐慌。他对官布宽缓民力的政策熟稔于胸，将乡民曾经饱受“焚林竭泽”的苦与现今的忧虑渗透在本末叙述中，虽是代作，却倾注了强烈的感情，表现出真切的乡梓之念。后者亦是体现唐时升情系桑梓的事功之作。折漕之事是嘉定经济、民生、文化发展的大关节，因享折漕之利，嘉定士民才得以休养，经济得以富庶，随之，文化事业才得以发展。折漕事经县令朱廷益与徐学谟力持申请，几多反复，终于万历十二年始为定则，万历二十一年又由乡民徐行等相率伏阙上书，疏请永折漕粮，蒙恩允准后成为常例。唐时升代王锡爵作《永折漕粮碑记》时，每石折银六钱，诸项杂费一并皆免。由此碑文可看出他平日经心世务，故而下笔整肃，要言不烦，情理适中。此文可视作他事功之学的集中体现，又可了解嘉定地理、物产、经济、民生之所系。因他熟知民生疾苦与企盼，于折漕诸事点滴俱悉，虽是行政公文，写来却也如船行水上，流利逶迤，爽飒可观。
嘉定曾是三吴“最为难治”之县，除了“土田之斥卤，沟洫之湮没，与财赋之重不可支”三大堡垒外，还有民众“轻心而好讼”的症结
。唐时升提出了治愈之法，一则改折漕，一则兴教化。他作《安福桥记》（卷十二），借地势阴阳之论，暗示“留清淑之气”“使人文益盛”的重要性。他认为有志于道的表现，是以仁义忠信为质，游于诗书之园，行于礼乐之途
。他谓“学”即是“为天下拯溺拨乱”
，可见“人文益盛”意指实学之盛。
总之，唐时升的济世之志与才干谋略，直接的承袭源头是父亲与父之弟子；文章大业私淑归有光者居多（后面详述）；晚年圆融应世，是因家学《易》之启示，及徐学谟、殷都等耆德宿儒的教导和示范。在他身上，地域传统和家学渊源以奇妙的命定的方式统一着，他成为嘉定文脉中重要的界标，链接着外来影响与本土融合的汇流（归有光和唐钦尧的融汇），以在四先生中年长之故，他对外界文坛和嘉定后学均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趣的是，唐钦尧的墓志铭由归有光撰写，而归有光的墓志铭是唐时升撰写（代王锡爵）
，这似乎是一种圆满的轮回，完成了一种神圣的承诺，代表着唐时升对家学的信仰和对归学的服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