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受心学思潮的影响，明中晚期一些落榜的儒生经过激烈复杂的思想斗争后，放弃科举，选择自适从容的生活方式。他们渐渐构建出经世出世的平衡，遵循他们认为适宜社会发展的学术思想，在反思中完成观念上的融通和超越，由此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生命记号，思想和情感通过著作获得了比功名更永恒的价值。唐时升是明末布衣中杰出的一位，是将济世与逍遥统一为圆融应世的典范。因在嘉定四先生中年长之故，他率众传承嘉定古学，通过与邻邑太仓王锡爵父子和王世贞父子的交游，宣传以归有光为源的嘉定文派观点，主张独出机杼、厌薄陈腐的文学思想。在论经史和探讨古今兴亡之余，他以诗文逍遥，尤以和陶诗与咏物诗为释怀苦痛及抵御俗尚的精神屏障。

关键词： 唐时升；王世贞；王锡爵；和陶诗；咏物诗

由于科举制度的导向，明清举子们多皓首穷经，投入一生精力才智代圣贤立言，困于八股的桎梏中而不得解脱。时文成为儒生的标签，是他们一生最大的投资，亦变作他们的梦魇，生命寄托于此，才情耗尽于此。然而许多举子却也在终年的惯性研习中，获得了生命存在的价值感，有了斯德哥尔摩症状，病态地视科举为人生的终极价值。每一次地方大校后，许多未被府学录取的经生都会经历炼狱般的心路历程，其间的崩溃感是很彻底的。嘉定儒生徐允禄《游荆溪记》曾详尽描述过自己落榜后失魂落魄的心态与行为 ，我们可视之为典型，以此来理解他们人生中的“两难”。

通达之士经历落选、知命、认命的历程后，在激烈复杂的思想权衡后，往往会开始自适的生活方式。虽说是无可奈何之路，但也因为相对从容，他们常常在反思中完成了思想的飞跃，能够捋顺学术发展的生衍轨迹，选择他们认为最适宜社会发展的学术思想，在经世出世间构建一种平衡，让他们保持独立，不盲众从俗，不趋炎附势，这可以说是消极的调适，也可以说是最积极的应对。介此，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生命符号，他们的情感、思想、生存状态，通过著作获得了比功名更永恒的价值、更长久的生命。唐时升便是明末众多“自适”布衣中杰出的一位。 BVTqPO/rTR6ePRySi1huWgMYE9YdrEECA9TITY6rvcXrQGWtt0LNBl6vUPTLgQ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