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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和革命史的叙述结构相似。这个结构的基础是用两个相辅相成的价值与反价值指示过程实现的二元对立。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人物系统和叙述结构可以想象为符号系统,这些文学系统符号所反映的是价值与反价值的二元对立。

最明显的价值指示在于正面人物的描写。丁玲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中的张裕民、梁斌小说《红旗谱》(1958)中的朱老忠和严江涛、杜鹏程小说《保卫延安》(1954)中的周大勇等等——这些人物都算是善心的、忘我的、坚强的、勇猛的英雄人物。作家对这些人物给予优点的意图是鼓励读者与正面人物一致。以上所说的人物都是农民或者农民出身、是共产党员或者积极赞成共产党。可以看到,正面的形象按照政治立场调整。以正面人物为“自己人”,作家给予正面人物的篇幅比反面人物多得多。除了文化背景不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也是这样。

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面人物与其正面人物正相反,地主钱文贵、冯兰池,国民党军官都是恶人,很残酷,他们的行为到达不可理解的黑心程度。反面人物在作品的作用很有限,是作为反价值集中点,对读者构成处罚威胁。反面人物跟正面人物一样,是按照政治立场人工选择的,他们都是国民党的附属或者旧社会中的受益人。遵循政治交际基本二元对立,反面人物在作品中所得到的篇幅很少,原因是其“敌人”地位。

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宏观文本中的艺术形象可以想象为一种套路。如果是正面人物(农民、解放军、游击队员),那作者无非是应该利用价值指示鼓励读者与其一致;如果是反面人物(地主、敌军、旧社会的受益者),那作者无非是应该利用反价值指示使读者与其疏远。

领导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有特殊地位。作家赋予领导人以神圣性,正面人物和领导人的交流具有特殊效果。比如,《保卫延安》中的李诚和周大勇与彭德怀交流的情景。通过交流,李诚和周大勇都感到自己的意识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水平。中国和苏联的作家都意识到领导人作为描写对象的复杂性,因此,也都侧重于描写他们在精神方面的引领作用。

综括起来,可以看出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与反价值指示两个宏观群体是按照两个人物小组组合的。两个宏观群是两国共产党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就是说,某个人物的对其国共产党的立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有二元对立的基础,其基本结构可以看成以党为中心的价值聚合体。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叙述结构和革命史的情节很相似。事件发展表示成前进和反动力量的不断斗争,这个斗争的必然结果一定是前者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胜利。即使暂时的失败,比如《红旗谱》中的保定二师学潮的失败,也被视为暂时的挫折。从历史乐观主义角度来看,前进力量的失败转而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读者接受,使其把它看成暂时的、非历史主流的。这种“乐观主义悲剧”的例子包括中国读者熟悉的作品《夏伯阳》、《青年近卫军》(1946)、《毁灭》。

以上概述的结构比较简单,所以根据俄罗斯学者尤里·洛特曼的话,这个结构能转达的信息也会受到简单化。 根据帕佩尔尼的概念,“文化二”不允许内在矛盾的存在,而只有允许定理的存在。 咱们来提起具有复杂价值结构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在苏联的重版过程。斯大林时代末,对作品的要求很严格,1953年版对正文作的修正总数到达四百余。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出版之后受到的批评,除了“文化二”有孤立主义倾向以外,明显地证明“文化二”对描写精神的内在怀疑不容忍。再说,苏联作家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1956)也受到了文学政策领导的批评,从60年代初,基本禁止刊登其作品。到80年代末,杜金采夫的下一部长篇小说《穿白衣的人们》才出版。

说起中国十七年文学,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俄文版的自序中写道,“我认为关于顾涌的社会阶级成分问题在小说中没有获得足够明确的解决……我原想把顾涌这一形象描写成一个愿意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交给无地农民的中农。可惜,我在小说中未能把这种意图贯彻到底。可是我觉得,我在解决村领导对待顾涌的态度问题上的处理是对的,因为,为了在中国发展商品经济,剥夺这类农民的土地是不应该的。” 可以看出,丁玲所作的说明是作家意图避免“文化二”对有矛盾的人物的不接受,避免被“文化二”处理。

梁斌的《红旗谱》中,朱老忠的1910—1920年的成长的描述被省略。原因是那个时代共产党还没成立,所以《红旗谱》作为一部革命成长小说,朱老忠的这段成长不够“革命性”而是成功的成长,从“文化二”的角度来看,没有革命性的也许能看成反革命的。所以梁斌省略朱老忠与旧社会妥协的那段生活是完全故意的。

《保卫延安》中的宁金山考虑逃跑还是继续战斗的问题让自己难过,差点儿使自己发痴。

可以说,对中国十七年文学来说,以上举的例子从“文化二”角度来看是缺点、其结构的断裂、“文化一”的碎块,“文化二”意图把这些碎块彻底消除。但是,这个意图不可能得到百分之百的实现,实际文学的全部不能存在于“文化二”或“文化一”领域,而每个阶段的文学是一种“两结合”。

归纳我们对中国十七年文学以“文化二”为背景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价值指示的概述,应当注意到,十七年,“文化二”的文学中的好坏之间的实际内容空间很小,但是“文革”结束以来,这个空间开始扩展,80年代至90年代“文化二”的好坏实际上变成了围绕现实描写的外部界限。

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以外的、违反其规定的内容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使社会主义价值概念丧失其领导作用。

新历史小说的作家,比如陈忠实、刘震云、张炜、莫言等,红色经典价值结构被视为分裂(现实、实际)的内容作为自己著名作品的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价值二元对立被挤到作品内容的外围。讲到陈忠实和他的代表作《白鹿原》(1993),应当谈到一些细节。陈忠实说过,除了柳青的《创业史》(1959)以外,还受了《静静的顿河》较大的影响。但是,《静静的顿河》这部作品属于“文化一”,其被导入“文化二”和斯大林在俄国内战中的活动与作用有关。《静静的顿河》说得上是“文化二”中的异物。这样一来,新时期一到,以“文化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价值概念的接受就结束了,但是中俄文学关系并未结束。1976年以后中国文化进入新的“流散阶段”,在我看来,新时期中俄文学关系在“文化一”的旗帜下继续。


(1) 作者简介: 习安瑞,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俄(苏)文学关系。 w0WmqxmyjYvC0/zswPW20CK+Z58pm3DCOrhMB26ht6+yNWTlGquTbnZy2q3dZ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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