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文化二”中，政权主管文学，文学是读者教育（宣传）的最先进手段。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其衍生的“两结合”创作方法是对文学的实用主义态度，换句话说，作品有有用性标准。这个标准可以说是以政治为核心的教导。苏联和中国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是所谓“生活教科书”或者说政治价值的教科书，以读者政治教育为目标。

无论什么教育过程，都是鼓励和处罚的系统。对文学来说，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把含有处罚威胁的作品称为“政治性的写作” 。苏联和中国两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两种“政治性的写作”。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形成读者的政治价值的过程是其作者企图与读者的政治意图价值结构协同。再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估计到读者期待视野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所指的是读者认同于正面人物，估计不到生活经验的多面性，或者说估计不到期待视野的多元性。这个事态发展可能性是汉斯·罗伯特·姚斯预示的。

跟着他们的苏联同事，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者意识到文学本身不能鼓励或处罚读者，但是文学能说明、规定读者的对文学接受，使读者对文学的接受添加文学创造者需要的政治特色，换句话说，规定读者的价值指示。

帕佩尔尼说“文化二”与“文化一”互相对立，前者用密码信号与接受者交往，让接受者明显意识到其对某些现象的态度。价值指示就是这种语言的外在表现。

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导内容与政治不可分离，所以价值指示的规定机理应当看成政治交际行为。这种交际的基础是敌我的二分，这个二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描写性和叙述性价值指示重要的因素。这个交际结构的目标是把正面人物当熟悉的人看待，而不管反面人物，这关系到描述和叙述两个方面，反面人物不但对读者来说是陌生的，而且是不允许认识的。就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正面人物的行为意图描写得很详细，为了吸引读者了解正面人物的本性和内在动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反面人物的看待相反，反面人物在作品的篇幅里占比非常有限，对其描写非常概括，是为了不让读者对其过度关注。

敌我的二分结构最明显地表现于军事题材小说。把中俄两国的军事题材小说对比起来，例如苏联法捷耶夫的《毁灭》（1926）、别克的《沃洛科拉姆克大道》（1943）、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1944）和中国杜鹏程的《保卫延安》（1954），可以发现我军和敌军的描写比率差不多完全相同。 BVTqPO/rTR6ePRySi1huWgMYE9YdrEECA9TITY6rvcXrQGWtt0LNBl6vUPTLgQ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