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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著名的苏联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建筑史论文“文化二”(1985)中,帕佩尔尼把文化阶段性发展看成两个性质相对的构造互相取代。学者把这两个构造叫作“文化一”(20年代)与“文化二”(30年代至50年代)。帕佩尔尼的主要审查工具是二元对立。根据帕佩尔尼的话,他所提出的二元对立总共归结为一个对立,就是“文化一”与“文化二”。

“文化一”是一种横向的文化结构,其最重要的本质是“各个地方的价值高于中心价值”政权与建筑无关,建筑家能自行安排自己的价值。 换句话说,文化人士大部分随意从事。

“文化二”是一种垂直的文化结构,就是说价值从各地迁移到结构的中心。政权与建筑有关,即把建筑看成一种把人民安在地上的手段,又把建筑作为表现自己的价值的方法。 “文化二”是等级性的,对建筑来说,这表现为对空间的组织,对文学来说这表现为题材分类和等级、人物等级。

帕佩尔尼顺理成章地强调,“建筑发展中的趋势与其他的文艺、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经济、报章语言中的变迁屈服于具体的共同规律”

应该注意的是,“文化一”与“文化二”这个二元对立不过是一个概念,跟别的概念一样,不能包括它研究的文化史阶段所有现象。

30年代的苏联文学界被集中控制,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和许多其他文学联合会被解散,苏联作家协会成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统一创作方法出现。中国50年代文学史有同样的趋势,十七年文学最重要的趋向就是文学组织的集中,又是文学政策对文学界影响的绝对化。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文化结构,以文学为核心,这促使“文化二”高潮阶段两个国家的政权关注文学,所以“文化二”这个文化构造的特征在文学发展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文化二”中,文学具有从属性。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体现了这一点。来自文学之外的对文学的制约作用是“文化二”的显著特性。

典型的例子是苏联《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定》(1946)、50年代末在《日瓦戈医生》发表之后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评,以及中国50年代对胡风的批判等。

概括而言,在“文化二”中,作家是从属于权力话语的;而在“文化一”中,作家的主体性较为显著。

“文化二”经常向文学界提出互相矛盾的要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方面要求作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另一方面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政权向作家提出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一方面,作家应该以现实作为标杆;另一方面,为了教育读者,作家需要摆脱这个现实。我认为,这种语义双关的要求的目标是在政权赞成或批评文学界具体人士和作品时给予政权“腾挪空间”。在我看来,新中国文学界的领导,比如郭沫若、茅盾、周扬,都熟悉通晓以上情况。 w0WmqxmyjYvC0/zswPW20CK+Z58pm3DCOrhMB26ht6+yNWTlGquTbnZy2q3dZ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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