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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建筑平面丰富多彩，囊括后世多种类型，甚至更灵活、复杂。
平面柱网布置有分心槽（大明宫玄武门内重门，图6-3-1）、双槽、金厢斗底槽（大明宫麟德殿前殿、青龙寺大殿）、满堂柱网［麟德殿主殿，图6-2-3（a）］、单槽［长子碧云寺正殿，图6-2-26（a）］、通檐用二柱［如平顺天台庵大殿，图6-2-21（c）；芮城五龙庙图，6-2-22（b）］等不同形式。
图6-3-1 大明宫内重门分心槽平面
1—夯土墙；2—石灰墙面；3—门道路土面；4—柱础坑位；5—散水；6—莲花方砖阶道；7—墙基砖
大明宫麟德殿为三个组合楼殿，前殿平面是宋《营造法式》所谓的金厢斗底槽、中殿和后殿应是楼阁，采用满堂柱形式
。上京龙泉府城北9号佛寺周边的平坐小柱，为后世少见
。
隋唐五凤楼形制，颇为特别：由主殿、两翼廊庑引出的左右对峙观阁，以及两角楼的楼台宫殿或门楼
，是一种殿楼或殿观（阙）的组合。实物如隋仁寿宫1号、3号殿遗址（图6-3-2），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图6-2-2（a）］。这样的形制影响到后世，如故宫午门。流及东瀛，如日本平等院凤凰堂等。
图6-3-2 隋仁寿宫1号殿遗址平面图
中国古典建筑最具特色者为斗栱层（铺作层）。斗栱犹如人的手臂，斗是手，栱是臂，模数制制作层层相承，悬挑支撑，形成独特的观瞻效果，并逐渐赋予严格的等级观。
当然，此出挑作用完全可以用挑梁完成。《周书·武帝纪下》：“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阶数尺，不施栌栱。”康骈《剧谈录》卷下云：“政平坊安国观，明皇朝玉真公主所建，门楼高九十尺，而柱端无栱枓”。可见，斗栱最重要的作用不在于其出挑功能，而是明尊卑、分等级及装饰之用，明清亦然。同理，梁架中乳栿（月梁造）也与斗栱的性质一样，唐《营膳令》明确，只能在高等级建筑中使用。
唐《营缮令》不存。但宋《营造法式》中记载了木构架三种类型：殿堂、厅堂、余屋类，按等级由高到低排列。这三类木构架，唐代应已定型。
“图”是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基本语言。现存最早的唐长安城平面图是宋代吕大防所刻的唐长安图（残），宋《云麓漫钞》卷八载北宋元丰三年（1080），吕大防命刘景阳、吕大临、张佑绘制《长安图》。陕西省碑林博物馆藏《兴庆宫图》（图6-2-4），图上每六寸折地一里，应是按比例描绘的地盘图，为了解兴庆宫的布局提供了实物佐证。尽管这是宋人记录唐人城市之法，但隋唐建造如此大规模的城市，事先亦应有按比例制作的规划图。
同理，进行单体建筑设计及施工时也必须有图。柳宗元《梓人传》中记一位大匠师，在建造房屋之前“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建成之后，在梁下标注建造人员、日期等题记，以垂永久。
除民间建造需图样外，群儒争议国家重大礼制建筑——明堂制度之时，更需要图样，甚至还做模型。隋将作大匠宇文恺在《明堂议表》中按“一分为一尺”
（即1∶100）的比例绘制明堂图。宇文恺还通过模型，表达设计思想，“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以献。”《通典》卷四十四载有唐总章三年（670）明堂规制，详列布局及各部分尺寸和所用构件数量，其中记有大、小栱6345件、下昂72枚、上昂84枚、椽2990根、飞椽729根等。如此精确的构件数字，不仅体现其设计应有整体建筑的图纸，更可能表明其时还有刻画建筑细部的大样图。
此外，重要设计往往还采用多方案比较。《旧唐书·礼仪志》载诸儒纷争明堂制度，“曹王友赵慈皓、秘书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图。”又有明堂的“九室样”。为解决九室还是五室这两种议案之争，“高宗令于观德殿，依两议张设，亲与公卿观之”。可见，明堂图样是公开决议的重要依据。
隋唐建筑构架完善，促进材份制成熟，加上隋唐大规模建设使得建筑标准化、模数化大量运用。
城市而言，对长安、洛阳遗址实测图研究发现，规划中均以皇城、宫城之长宽为基数，划全城为若干大的区块，其内再分里坊。洛阳城遗址表明，隋规划时，以坊为单位，每坊方1里，极有规律，洛阳城的建设历时仅10个月。更突出的是，隋大兴城（唐长安），这座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六月下诏建新都，到开皇三年（583）三月，迁入大兴城，建设周期仅9个月。除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外，规划中运用模数控制，当是快速完成的主因之一。
单体建筑亦然。前已述及，建筑单体设计体系，可分为框架、构架二大系统。
建筑平面中开间、进深、高度等可属于框架系统，由丈尺来控制，谓之丈尺制。如永徽三年（652）的明堂制度：“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间并通巷，各广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总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
。
构架系统，如做工复杂、耗费人、财、物颇多的斗栱、梁栿、枋椽等，则是以材份计算，可谓之材份制。然有关唐代建筑的材份内容史书缺载。据宋《营造法式》，宋式木构建筑的设计是以“材”，即木构建筑所用素枋或单材栱的断面高度——栱高为基本模数，即一材；以材高的1/15为分模数，称“份”
。从《营造法式》中所表现出的以材为模数的制度看，理当是长期发展的结果。
现存唐代实例表明，其时构件设计同样运用材份制的方法，现存唐代单层建筑用材尺寸，其高宽比都接近3∶2，说明“材”的断面比例唐代已确定。唐代建筑在模数化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与此同时，唐为控制建筑规模，订立《营缮令》，规定哪一等官吏可建什么规模、使用何种样式装饰等，定等级，明尊卑。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隋唐一些颇有工巧的建筑，现已无缘再见，但文献可让我们想象其风采。
《隋书》云：“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
。这个观风行殿，是一座可移动的宫殿，可拆分或合并，也是容纳数百人的巨大行殿。
更为壮观的是六合城，由能工巧匠何稠建造。“至是，（隋炀）帝于辽左与贼相对，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阙，面别一观，观下三门，迟明而毕。高丽望见，谓若神功”
。何稠还用绿瓷，仿造由于战乱而久绝不造的琉璃。
隋唐造船业空前发展，造船技术高超。隋文帝为准备攻陈，命杨素在江南永安督造战船，“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
。而隋炀帝游江都（今扬州）时所乘的“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
。《旧唐书·李皋传》载德宗时的工匠李皋，制成脚踏木轮推进的战船。这种战船，所造省易而久固，船舷两旁各装一个桨叶车轮，摆脱了风帆的方向限制，“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
开放的唐代，建筑技艺也吸取国外，包括西域的建造技术。自雨亭，在前文所述王鉷的太平坊宅内，“（亭）从簷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
。通过水冷来散热降温，并结合亭子与飞瀑造型，功能与形式相统一。
与中国传统勒石铭记不同，此时还出现类似古罗马纪功柱的构筑物。据《大唐新语·褒锡》载，云南有波州铁柱。武周时，洛阳在“南街北阙，建天枢大仪之制”。天枢为规模巨大的纪功柱，也是唐朝与藩属国合建的产物。嗣圣三年，“武三思劝率诸蕃酋长，奏请大征敛东都铜铁，造天枢于端门之外，立颂以纪上之功业”
。周证圣元年（695），象征武周政权怀柔万国、四夷归附的天枢最终完成，天枢“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铜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制模的毛婆罗可能是西域人，诸蕃酋长也鼎力资助。技术上，展示了唐代铸造大型铜铁建筑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