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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

1.平面形制

隋唐、五代建筑平面丰富多彩,囊括后世多种类型,甚至更灵活、复杂。

平面柱网布置有分心槽(大明宫玄武门内重门,图6-3-1)、双槽、金厢斗底槽(大明宫麟德殿前殿、青龙寺大殿)、满堂柱网[麟德殿主殿,图6-2-3(a)]、单槽[长子碧云寺正殿,图6-2-26(a)]、通檐用二柱[如平顺天台庵大殿,图6-2-21(c);芮城五龙庙图,6-2-22(b)]等不同形式。

图6-3-1 大明宫内重门分心槽平面
1—夯土墙;2—石灰墙面;3—门道路土面;4—柱础坑位;5—散水;6—莲花方砖阶道;7—墙基砖

大明宫麟德殿为三个组合楼殿,前殿平面是宋《营造法式》所谓的金厢斗底槽、中殿和后殿应是楼阁,采用满堂柱形式 。上京龙泉府城北9号佛寺周边的平坐小柱,为后世少见

隋唐五凤楼形制,颇为特别:由主殿、两翼廊庑引出的左右对峙观阁,以及两角楼的楼台宫殿或门楼 ,是一种殿楼或殿观(阙)的组合。实物如隋仁寿宫1号、3号殿遗址(图6-3-2),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图6-2-2(a)]。这样的形制影响到后世,如故宫午门。流及东瀛,如日本平等院凤凰堂等。

图6-3-2 隋仁寿宫1号殿遗址平面图

2.铺作与梁架

中国古典建筑最具特色者为斗栱层(铺作层)。斗栱犹如人的手臂,斗是手,栱是臂,模数制制作层层相承,悬挑支撑,形成独特的观瞻效果,并逐渐赋予严格的等级观。

当然,此出挑作用完全可以用挑梁完成。《周书·武帝纪下》:“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阶数尺,不施栌栱。”康骈《剧谈录》卷下云:“政平坊安国观,明皇朝玉真公主所建,门楼高九十尺,而柱端无栱枓”。可见,斗栱最重要的作用不在于其出挑功能,而是明尊卑、分等级及装饰之用,明清亦然。同理,梁架中乳栿(月梁造)也与斗栱的性质一样,唐《营膳令》明确,只能在高等级建筑中使用。

唐《营缮令》不存。但宋《营造法式》中记载了木构架三种类型:殿堂、厅堂、余屋类,按等级由高到低排列。这三类木构架,唐代应已定型。

3.设计方法

“图”是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基本语言。现存最早的唐长安城平面图是宋代吕大防所刻的唐长安图(残),宋《云麓漫钞》卷八载北宋元丰三年(1080),吕大防命刘景阳、吕大临、张佑绘制《长安图》。陕西省碑林博物馆藏《兴庆宫图》(图6-2-4),图上每六寸折地一里,应是按比例描绘的地盘图,为了解兴庆宫的布局提供了实物佐证。尽管这是宋人记录唐人城市之法,但隋唐建造如此大规模的城市,事先亦应有按比例制作的规划图。

同理,进行单体建筑设计及施工时也必须有图。柳宗元《梓人传》中记一位大匠师,在建造房屋之前“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建成之后,在梁下标注建造人员、日期等题记,以垂永久。

除民间建造需图样外,群儒争议国家重大礼制建筑——明堂制度之时,更需要图样,甚至还做模型。隋将作大匠宇文恺在《明堂议表》中按“一分为一尺” (即1∶100)的比例绘制明堂图。宇文恺还通过模型,表达设计思想,“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以献。”《通典》卷四十四载有唐总章三年(670)明堂规制,详列布局及各部分尺寸和所用构件数量,其中记有大、小栱6345件、下昂72枚、上昂84枚、椽2990根、飞椽729根等。如此精确的构件数字,不仅体现其设计应有整体建筑的图纸,更可能表明其时还有刻画建筑细部的大样图。

此外,重要设计往往还采用多方案比较。《旧唐书·礼仪志》载诸儒纷争明堂制度,“曹王友赵慈皓、秘书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图。”又有明堂的“九室样”。为解决九室还是五室这两种议案之争,“高宗令于观德殿,依两议张设,亲与公卿观之”。可见,明堂图样是公开决议的重要依据。

4.模数化建造

隋唐建筑构架完善,促进材份制成熟,加上隋唐大规模建设使得建筑标准化、模数化大量运用。

城市而言,对长安、洛阳遗址实测图研究发现,规划中均以皇城、宫城之长宽为基数,划全城为若干大的区块,其内再分里坊。洛阳城遗址表明,隋规划时,以坊为单位,每坊方1里,极有规律,洛阳城的建设历时仅10个月。更突出的是,隋大兴城(唐长安),这座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六月下诏建新都,到开皇三年(583)三月,迁入大兴城,建设周期仅9个月。除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外,规划中运用模数控制,当是快速完成的主因之一。

单体建筑亦然。前已述及,建筑单体设计体系,可分为框架、构架二大系统。

建筑平面中开间、进深、高度等可属于框架系统,由丈尺来控制,谓之丈尺制。如永徽三年(652)的明堂制度:“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间并通巷,各广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总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

构架系统,如做工复杂、耗费人、财、物颇多的斗栱、梁栿、枋椽等,则是以材份计算,可谓之材份制。然有关唐代建筑的材份内容史书缺载。据宋《营造法式》,宋式木构建筑的设计是以“材”,即木构建筑所用素枋或单材栱的断面高度——栱高为基本模数,即一材;以材高的1/15为分模数,称“份” 。从《营造法式》中所表现出的以材为模数的制度看,理当是长期发展的结果。

现存唐代实例表明,其时构件设计同样运用材份制的方法,现存唐代单层建筑用材尺寸,其高宽比都接近3∶2,说明“材”的断面比例唐代已确定。唐代建筑在模数化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与此同时,唐为控制建筑规模,订立《营缮令》,规定哪一等官吏可建什么规模、使用何种样式装饰等,定等级,明尊卑。

5.工巧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隋唐一些颇有工巧的建筑,现已无缘再见,但文献可让我们想象其风采。

《隋书》云:“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 。这个观风行殿,是一座可移动的宫殿,可拆分或合并,也是容纳数百人的巨大行殿。

更为壮观的是六合城,由能工巧匠何稠建造。“至是,(隋炀)帝于辽左与贼相对,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阙,面别一观,观下三门,迟明而毕。高丽望见,谓若神功” 。何稠还用绿瓷,仿造由于战乱而久绝不造的琉璃。

隋唐造船业空前发展,造船技术高超。隋文帝为准备攻陈,命杨素在江南永安督造战船,“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 。而隋炀帝游江都(今扬州)时所乘的“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 。《旧唐书·李皋传》载德宗时的工匠李皋,制成脚踏木轮推进的战船。这种战船,所造省易而久固,船舷两旁各装一个桨叶车轮,摆脱了风帆的方向限制,“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

开放的唐代,建筑技艺也吸取国外,包括西域的建造技术。自雨亭,在前文所述王鉷的太平坊宅内,“(亭)从簷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 。通过水冷来散热降温,并结合亭子与飞瀑造型,功能与形式相统一。

与中国传统勒石铭记不同,此时还出现类似古罗马纪功柱的构筑物。据《大唐新语·褒锡》载,云南有波州铁柱。武周时,洛阳在“南街北阙,建天枢大仪之制”。天枢为规模巨大的纪功柱,也是唐朝与藩属国合建的产物。嗣圣三年,“武三思劝率诸蕃酋长,奏请大征敛东都铜铁,造天枢于端门之外,立颂以纪上之功业” 。周证圣元年(695),象征武周政权怀柔万国、四夷归附的天枢最终完成,天枢“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铜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制模的毛婆罗可能是西域人,诸蕃酋长也鼎力资助。技术上,展示了唐代铸造大型铜铁建筑的能力。 b3vsEwnhnCmqiUh6BGZMAo0KEMpmWxaxV7zMajKkYrg8LwP+bBcKmKSCdA0ce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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