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自某种意义上说，建筑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许多文化现象，如哲学、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社会生活、艺术美学以及生产经济活动等等，或多（多至全体）或少（一些象征符号和手段）通过建筑表露出来。于是，可以认为，建筑自身就是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因此，研究建筑的深层，必然接触其文化内核。而文化的具体存在千姿百态，在不同深度层次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互相交流，萌生出新品种新形态，精彩纷呈，从而构成了我们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地认识中国建筑自身。我们可以说，研究东方建筑是当中国建筑的研究达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提出的问题。这样做，既是为了进一步理解自身，也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世界，是非常有必要的。

把地中海海东视作东方，是欧洲人的说法。又分之为远东、中东、近东，大体上指的是亚洲和一部分北非，我们说的东方，大体上也是指这一范围，只不过有我们的侧重点和划分方法。中国作为古代东方文明中心之一，本身就是被研究的重点，我们自己理所当然已有不少研究。然而这里提到的东方，却主要是指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在我们的计划中，大致分为：

一、东北亚。包含日本、朝鲜、蒙古等国，自古这里是中国文化圈，关系密切。这里也是古代几个重要的游牧民族发祥地。

二、东南亚。包括中印半岛（Indo-China Peninsula）、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等。民族划分复杂，大体上属马来人种。早期传播小乘佛教，后来伊斯兰教进入，近代欧洲文化影响甚大。也是中国早期移民较多，华侨移民文化发达的地区。

三、南亚。包含喜马拉雅山南麓山地国家和地区（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印度次大陆、锡兰岛等是古代佛教的发祥地，对中国文化有深刻影响。喜马拉雅山地则与我国西藏地区关系密切。

四、中亚。大体上是里海、伊朗高原、阿富汗以东以迄中国的新疆地区。古代是北方诸游牧民族活动的场地，又是丝绸之路经由之地，古代多民族文化在此交流传播。早期有佛教、祆教、聂斯脱里教，中世以后，则为伊斯兰化的诸民族（包含突厥语系与伊朗语系）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海上交通发展以前，这里是东西方交通、贸易主要通道，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

何以研究东方建筑文化是为了正确认识中国自身的建筑文化呢？曾有人认为中国建筑的研究已经够多了，似乎没有更多的事可做了。其实不然，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总体而言虽粗具规模，但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乃至以讹传讹的情况尚多。许多问题至今若明若暗，似是而非。除了继续深入之外，另辟途径也是必要的。东方建筑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此。

我们知道，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融合若干古代民族而成。汉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语言语音、服饰、起居习惯、饮食等方面大为改变，离开其最初形态已经很远很远。最显著的改变之一是起居方式。汉族自古采取席地危坐的习惯。由甲骨文可以证实。这种习惯现今日本和朝鲜尚可见到，而中国的汉族则早已改为高坐方式。最早高坐的出现，是汉代的“胡床”，源于古希腊的绳椅经中亚传至汉地。当时仅在军中临时使用。至两晋南北朝，采用高坐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一部分融入汉族，使汉族起居方式渐起变化。高坐到唐代中期才完全取代危坐，导致古代起居习惯的大变化，室内布置家具形式也随之根本改变。这一变化的动因是外来文化经北方民族中介传入和民族的融合，单纯从汉族自身是无法解答的。但这一过程至今仍不很清晰。

来自南方的影响。例如我国西南诸省至长江中下游民间普遍采用的穿斗架结构，最先也是西南盛产杉木地区的古代先民所发展，尔后传入了汉地，而部分西南古代先民也融入了汉族，以致穿斗架成为一种广泛的区域现象。这类因民族融合交流而导致起居方式居住形式的变化还可以举一些例，如壁衣、毡罽、帐幕以及竹材竹具的运用等等。

可以说，汉族兼有一些北方民族和一些南方民族的文化特征，许多原先的族别特征经融化吸收变形只残存为地区特征。这种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而我们在研究中会发现，若干先民从境外迁来，若干为跨场而居。这些文化如不超出国界加以宏观大系统考察，即无从正确认识。

越出国界、区界作宏观大系统的考察，例如近年来日本学者提出的“照叶林文化”，包含东南亚，中国南部以迄日本本土及冲绳这一广大弧形地带。其共同特征是气候与自然植被的相似，水稻栽植、牛耕、竹器与竹编工艺等。中国古代的滇文化、闽越（粤）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也属于这一大系统。宏观地研究这一系统的萌生、发展、在中国境内的存在与变化，其文化形态，信仰崇拜，聚居形式，建筑艺术等问题，必然要和同一系统的其他支系比较而后，才能更深刻准确地认识其位置、阶段和特殊性质。我们的研究必须既考察一般，也考察特殊，既有全局，也有局部。然而理顺其中关系，谈何容易。需要长期的努力。

中国也直接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最为明显的莫过于以佛教为媒介的印度文化和希腊化的罽宾文化（今阿富汗地区）的影响。中国境内佛教建筑如寺、塔、石窟等类型的出现，中国的哲学、文学、音韵、绘画、雕刻、装饰等方面所受到的巨大影响，是大家熟知的。然而，佛教最初经由“西域”传入。西域民族杂处，文化、宗教情况相当复杂，却被《汉书》上用一个“胡”字概括。我们今天必须宏观地在较大范围内细心分析西域各族，才能正确理解中国佛教文化特色的由来与形成，特别是佛教寺塔方面。

外来文化之又一例：河南巩县有一种“锢窑”，平地用砖或土坯砌筑拱券，不用模架，券身倾斜，贴砌而成。这和新疆吐鲁番土坯拱的斜砌法一样，中亚的“阿以旺”式也属同一系统。但追溯其源，据考古资料，竟早于四五千年前的幼发拉底河上游（今叙利亚境）即已出现。究竟链的两端：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中国黄河流域中游，如何联系起来？通过哪些中介？迄今仍待研究。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理解，在研究中国建筑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外来文化因素，接壤跨境者固不少，来自远方者亦多。文化的交流早在文字出现以前很久就已开始，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长洞中一小片段。何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的总和才是完整的中国建筑历史。我国少数民族中跨境的如东北的朝鲜族和蒙古族，西北的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塔儿族，西南的苗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景颇族等等，对他们的研究，成为东方建筑研究的重要部分。这就是我们说的“研究东方建筑文化是研究中国建筑文化到一定阶段时必然的引申”这句话的一个道理。

东方文化的许多方面，国外已有大量研究。特别宗教方面主要的佛教、伊斯兰教、早期基督教都产生于东方，尔后传播世界，不乏专门论述。东方的一些国家如日本、印度，对其自身也做了详尽的研究。但是，我们也有研究东方的特殊优势。中国历史悠久，文献典籍丰富，在历代学者研究订正下，编年准确，考证翔实，可谓信史。中国很早就与周边地区交往，所谓中国文化圈，所谓以丝绸之路为主的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中留下大量记载，成为研究东方必需的资料，而其丰富内容迄今仍在搜剔阐发之中。我们可以对于东方研究特别是涉及中国文化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的理由之二。

以日本为例。日本对自身早就详尽研究，似乎已经没有更多的事可做。对中国的研究也先于我国，早就开始。如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诸氏等等。饭田须贺斯的《古代中国建筑对日本的影响》是一本很详细的专著。即令如此，还不能说毫无遗憾。1983年，我同浅野清教授一道参观奈良药师寺修复工程现场，大工西冈常一先生向我展示日本木工工具。其中钢制曲尺，一面为公制，另一面分为八寸，赫然刻着“财、病、利、义、官、劫、害、本”八个字，分明就是中国的鲁班尺。他们不知此尺传自中国，只知沿用已久，称为“天星尺”，迄今仍用于佛坛一类小木作（大木用公制）。鲁班尺的运用表示中国匠师在日本的存在，这对日本建筑影响到什么程度？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很有趣的问题。这例说明我们易于发现他人之所未见，也较有可能解决他人之所不易解。我们还要问会不会还有类似的问题呢？

再举一例。琉球（19世纪中归属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深。冲绳的多处“石敢当”，已为大家所知。其实中国文化的痕迹远不止此。那霸市中心有座蔡温桥。蔡温是福建人，清初移民琉球，被当时琉球国王尊为国师，《琉球国志》有传。迄今冲绳岛北部名濑市入口处仍矗立着国师蔡温所书标有乾隆年号的石碑。那霸波上宫附近公园山头上有几座古墓，葬着琉球音乐舞蹈几种“流”（流派）的始祖。他们名字旁注明中国原有姓氏和籍贯，均为福建移民。波上宫附近的孔子庙，首里王宫的“守礼之门”，王宫附近的圆觉寺，琉球王室王陵的石刻，那霸崇元寺门外的明代碑记，处处表明中国文化的影响。二战中冲绳战争激烈，许多文化遗迹毁坏不可复睹，但是如此深厚的中国文化累积绝不是无可进一步追踪无可更加研究之处的。

朝鲜半岛的平壤、汉城（今首尔）和庆州，越南的河内和顺化等地，都是中国文化影响集中之处。我们如能参加研究，相信也会有有趣的发现。

中国领域广大，历史悠久，许多古代民族在此生息繁衍，交流往来。中国成为东方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造诣高深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包括建筑文化作了精彩的分析论证，贡献很大。中国的学界也应凭借独厚的条件对世界文化首先是东方文化的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尤其因为某些西方学者囿于以希腊罗马为正统主流、东方则为非正统非主流的成见（如以往版本的Fletcher的《比较建筑史》即是一例），对东方认识有欠缺或曲解而有不完整不科学的论断，迄今未能彻底更正，更谈不上根本改观了。至于我们自己，如果看一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的条目表，就会发现，情况好不了多少，也是对东方的认识相当欠缺。一部新的、完整的、如实的世界建筑史，离不了建立一部崭新的东方建筑史。现在已是20世纪之末尾，但是迟做总比不做好。

上面说的分区划块并不是研究东方唯一的方法。横向时期分段的方法（例如元代或蒙古帝国时期问题就相当集中突出），按宗教作专项研究的方法都是有益的、可取的。宗教建筑的研究和宗教教义、戒律、传法等方面的研究并不尽同。宗教的建筑存在及艺术表现带给我们的信息，常伴同着宗教以外特定的社会和民族的文化特征因素。我们说载体，就指的是这种多属性的信息传达。例如，我们从西藏的密教中可感受到印度婆罗门教的影响，而日本的密宗则更多是唐代汉文化的影响。又如，同为伊斯兰教寺院，而北非、西亚和中亚、印度次大陆、中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就各具特色。这一类问题，值得我们重视研究。

在中国，研究东方建筑的倡始者是已故建筑学家刘师敦桢先生。他曾于1959年初率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参观了阿旃陀石窟寺等多处佛教遗址。回国后当年招收印度建筑史研究生一人，并亲自讲授印度建筑史课。我们参加了旁听。先生渊鉴卓识，高屋建瓴，多次谈到开展东方建筑研究的必要性。先生学问似海，于佛教建筑尤为精深，他选择印度为始点当与此有关。可惜1962年中印关系恶化，以致影响向印度派遣留学生的计划，随后不久的十年动乱更使这一研究被搁置起来。现在我们追随先生开辟的道路，重新展开东方建筑的研究，缅怀先师，不禁感慨万端。

近年来我们在东南大学建立了东方建筑研究室，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学位论文形式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间曾派遣研究生赴日本爱知工业大学，在日本古建筑权威之一浅野清教授指导下进行共同培养。浅野先生为学严谨、待人宽厚，酷爱中国建筑文化，至老弥深。他为中日学术友好交流、支持东方建筑研究做出重大贡献。老人不幸于去年病逝，我们深为悼念，并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这项研究显然意义深远，但谈不上实际应用和可预期的物质效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百事待举，许多更为急迫的基础研究已提上日程，众多项目争向自然科学基金伸手。在此情况下，取得基金的支持实属不易。我们衷心感谢基金委员会及时而有远见的支持。

我们面前并没有现成的路。只能一边收集资料，一边熟悉地理、民族、宗教、文化、历史情况，一边发现问题、整理问题、分析问题。从与中国关系较密切的邻近地区开始，逐步扩大范围。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研究论文集，就是这一过程的初步成果。热切期待读者给以指正、批评和支持。

我们期待和各界的交流，主要是资料和情况的交流。首先是与研究东方的文化、宗教、社会、民族、艺术、历史等方面的机构及学者专家之间的联系与交流。

其次，希望和世界各国首先是东方各国研究东方的机构和学者个人联系和交流。特别是建立有东方研究机构的国家如日本、朝鲜（南北方）、新加坡、泰国、独联体中亚国家等等。也期望和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东方研究机构建立联系。特别是设在美国和瑞士的专门研究提倡伊斯兰建筑的阿加汗基金组织建立学术联系，和其他研究东方宗教或艺术的团体或个人联系。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崭新的、如实的东方建筑文史体系，借以充实、补足现代的世界建筑史。

郭湖生
1992年2月22日于东南大学东方建筑研究室 pLtCWAXtc7oow1CNNHLkB213ZmiiKU7BTCI7sek1grkd3hXDy8/fHWY4WEpg7036